古之道术:黄老生命哲学的思想渊源

黄老生命哲学的渊源可谓纷繁复杂,其最初源头要追溯到前诸子时期的三代文化,其中“敬德”思想的确立及其相关概念的演变,为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生命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老子》是黄老道家生命哲学的最直接源头,为黄老生命哲学的本原论、人性论、价值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从老子哲学走向黄老之学的过程中,范蠡对道家哲学的创造性阐释至关重要,黄老生命哲学的阴阳气化论、“因人情”的人性论、刚柔相济的人生观等内容都离不开范蠡哲学的深远影响。黄帝神话传说中已经具备了比较朴素且明晰的生命哲学意识。

论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及黄老学渊源

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其“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德智不足的弊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干,君主则在臣民之具体作为中保持“无为”姿态。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老那里,韩非子将黄老立足“天—地—人”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因情而治”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以佐助强力统治。

黄老学说:法家之东方“别派”与另类的“汉承秦制”

战国后期形成的黄老学说系法家在东方齐地的一门“别派”,由于东方齐地特殊的政治文化,使它与三晋法家和西秦商、韩法家理论都有着重要区别,但是它们的基本共同点则是为建构大一统君主集权政治服务,主张以“法”治国,以“术”“势”驭臣。黄老学说在汉初通过“萧规曹随”,走上帝制时代另类的“汉承秦制”之路,从而使汉初的“汉承秦制”具有更复杂的特点。在文景时期,由于皇权与外戚、宗室、军功大臣之间博奕的张力,促使黄老之学与儒家学派成为维护各派政治利益的理论武器,导致西汉前期政治制度的建构、变革异常错综复杂。

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及其得失

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周代时势作为其基源,反对将形而上的“道”作为政治理论的直接来源;第二,以黄老之学作为其内核,并将黄老学的起源追溯至上古时期;第三,以悯时救世作为其旨归,认为老子的终极目的是使天下雕琢复朴。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具有得失两面:其“得”在于发掘了《老子》的救世价值,提升了《老子》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影响了众多晚清和民初的国学学者;其“失”在于混同老学和黄老学,且仅以当下治理效验作为评判政治思想的标准,未能兼顾施政者之心志。这在魏源所处的时代环境下具有必然性。

黄老道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黄老道家研究的一些基础性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黄老学”与“黄老道家”的概念可以成立,这既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思想现象,也是一种对于共同思想倾向的概括。《史记》所见“黄老”可以分为“清静无为”“君道至上”“黄老刑名”“黄老道德”“养生成仙”五类,探究这五类的性质,有助于上溯黄老思想的来源,下探黄老思想的去向。养生思想是黄老道家的底色,贯穿于黄老思想发生、发展乃至转变的所有时期,不能将“道法”融合视为判定黄老道家的唯一标准。在黄老道家中,托名“黄帝”的知识思想系统和老子思想系统是互补关系,不能将黄老学说仅仅视为老子思想的转化。正是通过“黄帝”这个媒介,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禁忌系统才得以导入黄老道家,使之具有实操性和权威性。

黄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及其治理智慧

黄老道家作为一种突出治理主题的政治思想,源出于老子,融合了诸子,它既是战国后期诸子思想渗透融合的产物,也体现了古老的治理传统,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治世学说。在黄老道家的治理思想中,"无为而治"具有特别重要的纲领性作用,集中体现了黄老道家思想中的道家成分。在内容上,"无为而治"的思想内容既集中指向治理者的"政",突出了简政放权的原则;也指向了统治者的自我节制,突出了清心寡欲的要求;同时还指向统治者的权术手腕,突出了不被臣下所趁的防奸意识。"无为而治"的思想作为一种治理的智慧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地位与应用价值。它提醒现代复杂社会的治理者要警惕自己的所谓理性,治理者应自觉地简政无为,淡化宏大的改造社会心理,正确处理国富和民富的关系,实现现代复杂社会的稳健有序,保持社会的充盈活力,实现共同体的持久繁荣。

先秦道家虚、静思想及其演变

作为道家思想的一对核心范畴,虚与静内涵相通,义相互摄。它们既贯通着道体与发用、境界与工夫,也和道家思想的其他重要范畴如自然、无为、柔弱等内涵相通,彼此间存在着互为诠释的关系。从老子、庄子到黄老道家,虚、静的意蕴及其在工夫论和政治哲学上的表现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演变。其中,由早期的工夫境界论范畴转而成为一种人君的御臣之术,是虚、静内涵发生的一次重要变化。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先秦道家的流派分化之状,也展现了晚周之际的治术之变。

中国古代房中术

中国古代房中术是人类文化的瑰宝,是人体生命科学的珍品,它以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提高人体生命质量为宗旨,是中国古代道家、黄老、道教思想家几千年来代不乏人、相沿不绝地研究出的人类性科学的重要成果。今天我们应当揭去封建礼教虚伪的面纱,摘除封建礼教给戴的有色眼镜,不再被诲淫、污秽的诟毁所蒙蔽,来认真研究、发掘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为人类的生命健康事业服务。

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与汉初的治国实践

黄老思想是汉初政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它在治国理念上倡导“仁性当分”,在治国方略上坚持“无为而治”,在治国原则上强调重民爱民,在治国手段上重视仁义礼法,是一套以道为主,杂之以儒、法等家的兼收并蓄的治国理论体系。它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淮南子》论“谏”及其思想内蕴

"谏议"是专制君主政治的重要内涵之一,秦汉时期的《淮南子》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思和认识。《淮南子》认为谏议对统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政治上能矫正君失,和辑君臣,促进王朝稳定发展。《淮南子》反对刚愎自用,拒谏妄为,主张统治者应理性求谏、善于听谏和积极纳谏,对自身政治行为有所约束和调控,构建良性的君臣关系,实现"圣王"之治。《淮南子》论"谏",在政治哲学上,受到黄老道家的决定性影响,而在政治权术上,道、法思想则有所相通;与道、法相比,儒家的思想影响略显逊色。《淮南子》论"谏"不仅在秦汉道家中最为深入,而且也成为西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谏议思想之一。

论墨家政治思想对《淮南子》的历史影响

尊"禹"是《淮南子》与墨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契合之处,但其具体内涵有同有异,深刻反映出《淮南子》对待墨家思想的复杂的政治态度。强烈的"求治"意识是《淮南子》与墨家思想的政治共识,在此基础上《淮南子》对墨家的基本政治主张有所反思和汲取。"圣王之治"是《淮南子》与墨家相同的政治理想,墨家蕴含"利民"思想的"圣王"观对《淮南子》影响深刻,成为后者"民本"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淮南子》并未完全认同与接受墨家的"圣王"观,而是站在黄老道家的根本立场,有所取舍和融会。

范蠡对黄老道家的理论贡献

范蠡是道家黄老之学的先驱,是老子的原始道家向战国黄老道家分化的关键人物。范蠡继承了老子的天道观,并创造性地引入了"阴阳"的观念,他提出的"天道阴阳"的思想,成为后世黄老学标志性的理论内容。范蠡援阴阳入人事,是对阴阳理论的一个重大拓展。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范蠡提出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时"论和"因"论作为"天道阴阳"的方法论,使得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在社会政治领域具有了广泛的应用性。战国时期的黄老道家沿着范蠡的理论方向,发展出以"因天时"和"因人情"为主要内容的"因循"思想,成为黄老道家最为重要的方法论。

论《淮南子》林业思想及其生态意蕴

作为秦汉时期黄老道家的代表论著之一,《淮南子》蕴含丰富的林业思想。《淮南子》林业思想以重林、用林、植林、护林与赏林为基本内涵,从中凸显自然性、政治性与人文性的理论特点。《淮南子》林业思想的生态意蕴极为深厚,在黄老道家的历史影响下,体现出强烈的自然意识、整体意识与和谐意识,这在秦汉林业思想史上堪为卓识。就实质而言,《淮南子》林业思想是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有机融合,其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核心理念,对现代人类的身心和谐、世界和谐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借鉴意义。

窦太后——汉初无为政治的幕后坚守者与推动者

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太平盛世,历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是在以往探讨促成"文景之治"的因素中,对当时推行无为政治的有力支持者窦太后的作用却关注不够。实际上,正是由于窦太后的幕后推动和强力支持,才保证了黄老学说几十年来一直作为汉初政治的指导思想,也保证了坚持行无为之政的人才占据重要政治地位。平民家庭的出身,政治生涯的历练与波折,吕后、薄太后的影响,抗击病魔、修身养性的感悟,都促使窦太后坚定不移地崇尚黄老思想,坚持无为而治,从而对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实行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从“道法自然”到“道生法”——论黄老对道家的发展

老庄有倡导无为而轻视法律的倾向,这就使得"无为"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落实。黄老将道家的哲理同法家的政治主张结合,形成了以道论法的特征。黄老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提出了"道生法",特别强调立法的重要性,以便更有效地运用于现实政治。黄老对法的强调对老庄是一种发展和重要的补充。这与老庄对法的批判和不信任形成重大区别,而与法治有相通之处。

汉代道家对“道”“气”“性”“命”的阐释——以严遵、王充为例

自独尊儒术后,汉代道家学者的关注重点逐渐由治国领域转向治身领域,无论是他们对“道”“气”等关于生命起源与形成的根本问题的探讨,还是对“性”“命”等关于人性的本质、人的命运等问题的看法,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从严遵的《老子指归》和王充的《论衡》可以看到,汉代道家对道论的关注和阐释不仅包含了对形而上的根源之道的探索,更蕴含了对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之存在状态的思考;同时他们对气之概念展开了形而下和具体化的解析,并进一步得出气自变、物自生的结论,对道生万物、气成万物的过程有了更加客观的、具体的理解,展现出更鲜明的宇宙论特色。以道、气为形上根据,汉代道家学者的性命学说更加具体而微,他们通过对人性善恶与否、可变与否等问题的分析以及对命自然、三命说的阐释,否定了德福统一的道德命定论,是对以自然、因任为特色的道家性命学说的进一步申张。

《淮南子》论“越王句践”及其黄老道家意旨——兼以汉代诸子“越王句践”观为参照

"越王句践"是春秋时期越国最为著名的国君,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特别是其通过卧薪尝胆、艰苦奋斗,最终反败为胜,灭吴称霸的历史事件,使之成为先秦政治史上忍辱负重、转变祸福的君主典范。在汉代著作中,《淮南子》论及越王句践较多,而且着重从道家立场出发,对其进行黄老化的思想诠解。从史家、儒家及法家等不同立场出发,汉代诸子对越王句践也有着各具特色的历史认识,但其理论内涵与《淮南子》有所差异。汉人关于越王句践的多维认识和评议,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越王句践"形象的历史演变与定型,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论《淮南子》的墨子观

《淮南子》对墨子持有复杂的政治认识与态度,这在秦汉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黄老道家的根本立场出发,"批墨"是《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基本主张,但与此同时,《淮南子》也内在地显示出"尊墨"的政治情怀,进而试图对墨子政治思想有所借鉴和汲取,达到"融墨"之理论目的。对待墨子及其政治思想的历史态度,既凸显出《淮南子》立足黄老,融通诸子的博大精神,也彰显出墨子在秦汉政治思想发展中独特的历史影响。

西汉时期的道教——黄老道再考

在中国古代,祭祀神灵是每一个王朝的头等大事。道教与国家祀典关系紧密,表现在一是主神"太一"敬祀相同;二是道教徒参与了国家祀典,而且是主力。西汉时期数以千、万计的道士(方士),分布到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不少人还有很大的影响。小的掌管各种祠庙,大的为官、封侯,他们各有所长的方术。这些道士属于哪一个道派,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初步分析来看,大多属于早期道教的黄老道派。西汉时期,道教还有了自己的经典,内容异常丰富,只是除开《包元太平经》有点影子之外,几乎全部亡佚了,也可以说是淘汰了。或者刘安的某些秘籍还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其实《淮南子内篇》本身也是道教经典。道教与当时的丧葬制度和习俗是有密切关系的,其神话内容,在汉代及其以后的丧葬壁画或画像石中有同样的表现。这种文化现象,理当是宗教文化。具体内容,联系当时道教发展的状况分析,可以梳理出西汉时期道教发展和影响的一些证据。

杂家、新道家、黄老道家之辨——兼论先秦道家的发展脉络

黄老道家是道家的一个派别,产生于战国早中期而盛行于汉初。对于道家的这一学派,目前学界有新道家、杂家等称呼,但这两个概念都存在问题。问题在于两个概念体现的是某些研究者对黄老道家和整个先秦道家发展脉络的理解的偏差。通过对先秦道家文献的考察,可以看到,先秦道家的发展脉络并不是先老庄道家而后黄老道家这样单线地发展,黄老道家的产生时间并不晚于老庄道家,先秦道家是一个多线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