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与经学相交融:晚明思想的新动向——以黄道周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时期的思想家,普遍对阳明后学展开批判与反思,由此出现了理学与经学相交融的思想新动向。黄道周即是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治学特点就是理学与经学思想相交融,主张以六经治世的同时,又不舍弃以理学治心的传统。从黄道周的学术生平来看,理学类的问业著述与经学类的著述是交迭出现的,说明在其一生治学中,对理学与经学始终是兼顾的。即便是在《榕坛问业》这样一部以理学为主的问答录中,也常常涉及经学内容。从工夫论角度看,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的交融体现为一种回环互补与融合统一的模式,他认为工夫不是节节往上、一劳永逸的,而是前后兼顾、回环往复的整体形态,换言之,治世与治心是并举的,都是本体上的工夫事业,并由“敬”贯穿始终,使治世与治心融为一体、相互成就,由此保证至善的状态长久维持下去。

《洪范明义》与《孝经集传》政治哲学思想发微

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下,明末大儒黄道周的《洪范明义》《孝经集传》虽为两本著述,但两书并非割裂,它们共同体现了黄道周在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和问题时,试图回归儒家经典以期在书中为稳固朱明王朝的统治找到理论根据、政治礼制基础以及道德人心根本的努力。黄道周在两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尊皇极”的政治理念、以“身”为本的治理观、以“爱敬”为本的政教观,皆说明《洪范明义》与《孝经集传》作为羽翼儒家经典之作,是围绕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安顿而发,具有浓厚的政治蕴意。

明末大儒黄道周的《诗经》观论析

明末大儒黄道周在《诗经》方面造诣深厚。他以“诚正”来定位《诗经》,认为其蕴有精理奥义、旨趣可绎。同时他对《诗经》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如“孔子删诗”“《诗》亡,《春秋》作”“二南之义”“郑声淫”等都提出了独特的认知。黄道周在诠释《诗经》上,汉宋交融、四家兼采,同时注重《诗经》的文学性,体现了晚明《诗经》学发展既综摄又创新的特点。

黄道周《孝经集传》中的爱敬情感漫议——兼及对阳明学爱敬关系的重订

黄道周《孝经集传》认为爱与敬是孝中重要情感,二者不可废偏:敬能明晰父子伦常而行合宜之道,爱能使家庭关系融洽亲睦;且依儒家情感推扩论,敬能尊重父母进而礼敬他人,爱能关怀父母进而亲近他人。在爱敬关系上黄道周以敬为本,认为敬引领并导顺了爱,且对他者的爱也可以从敬中推出。“敬本”得以可能,从人道维度看基于敬是礼乐教化之实,而礼是成德之径,因此以礼教培养美德离不开敬;从天道维度看孝源自人对天地生生之仁心的感通,而人对于超越者(天)的情感侧重敬而非爱。对于阳明学多言爱而罕言敬导致的晚明情欲恣肆之弊,黄道周从孝本论出发论证敬是本源情感,并主张从家庭场域中发现并培养敬。真敬的归位能在尊重人物自性基础上,使社会伦理秩序条理和谐。

黄道周《孝经集传》“辟杨诛墨”析论

黄道周以“辟杨诛墨”为《孝经》“五大义”之一,这在佛老盛行而杨墨衰微的晚明,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儒家主张以人伦之理来形塑社会共同体秩序,黄道周之所以“辟杨诛墨”,在于其认为二氏从礼乐政刑与孝德伦理两方面撼动儒家立论根基:从礼刑制度上,墨家“非乐”“节葬”导致礼乐衰微,更是阻碍儒者的道德实践;从孝德伦理上,孝是“天地经义”与诸德之本,“为我”“兼爱”是对儒家“孝本论”的攻讦。由于上述刑礼衰微、伦理缺位等流弊实皆本于不孝,因此黄道周“辟杨诛墨”的根本方式在于重建孝本论:将不孝纳入“五刑之首丽”,以政刑之术来规约礼文的有序施行;强调爱敬情质的自然真挚性,以此回应杨墨实用主义的攻讦;从超越维度确证孝得以源于天地之心,子女面向父母能自然产生爱亲敬长之情,则在于人类感通天地生物之心。面对法律法规难以裁决的家庭伦理问题,黄道周“辟杨诛墨”论或能从人类的本源情感与礼法秩序等方面给出解决方案。

理学､士绅和社会--以明朝漳州学者陈真晟、林魁、黄道周等人理学践履为中心的考察

理学作为一套以伦理道德为主体的文化思想体系,具有个体内省思辨和道德自觉的特性,同时也具有强烈干预外部世界的入世精神。作为特定时代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哲学体系,它由上而下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士绅群体作为理学思想和观念的传习者,通过参与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将理学思想和观念传播到地方社会,推动理学的社会化。漳州作为朱子过化之地,宋明时期理学勃兴,出现了大量的理学人才。以陈真晟、林魁、黄道周等士绅为代表的明朝闽中理学士人的理学践履,体现了理学､士绅和社会三者之间密切的关系,倡导和加强了对理学的致用与创新。

黄道周与戴燝交游考

黄道周与戴燝交游始于万历三十六年,至天启七年,长达二十载。今存张燮文集万历三十六年八月、中秋、重阳、天启二年、四年、六年相关诗文为证。二人既是同乡,又同为卫所军户出身,同访友人,登高揽胜,诗文唱和,激励张于垒参加科举考试。戴燝奖掖黄道周,为黄道周中进士欣慰不已,视其为千里驹,相互砥砺,对黄道周的文学造诣、家国情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实则晚明名士、军籍进士交游的典范,据此提出重点进行文本分析的建议。

“回归孔孟”:黄道周《榕坛问业》对明代理学的反思

明代儒学大家黄道周在《榕坛问业》对《大学》进行的讨论,阐述了明善见性、物格知至、万物同体思想,彰显了尊道问学、体认先天、恢复本性、静定知止的工夫,试图解决当时朱、陆两家互为犄角及阳明后学悬空蹈虚之弊端,以汇合先秦儒家思想,进而重构理学性体。文章体现了明代末年天崩地解时期思想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展现了《大学》诠释的丰富性,具有引领后人不可偏执一隅、受限于朱陆之争,而应合理审视当下的思想冲突及对前人取精去粕化为己用的学术研究之精神。

方志补漳州大儒黄道周佚文11篇

我国方志中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其中不少文献为文人别集所遗收。笔者于各地方志中发现漳州大儒黄道周集外佚文11篇,其中墓表四篇、记两篇、序两篇、书信两篇以及代崇祯帝写的诰制一篇,将其整理,可补《黄道周集》之遗。

《孝经集传》提要文本研究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阁书提要所载《孝经集传》提要中,对《孝经集传》的主旨、体例和评价结论等多有不同,可以分为以《文渊阁提要》为代表的详本系统和以《文溯阁提要》为代表的略本系统。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文溯阁提要》略本系统的提要较《文渊阁提要》详本系统删去了作书主旨,并降低了评价。这些变动缘于在四库提要纂修过程中,清廷纂修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对《孝经集传》各提要之间文本异同及造成原因的考证,可以为四库提要文本系统的形成及衍变的动态化研究提供一个参考。

《榕坛问业》引《诗》特点及其成因探析

作为黄道周的代表作,《榕坛问业》的讲学内容涉及理学、易学、历法、乐律、《诗》学、礼学等多个方面,其中大量引《诗》内容值得关注。通过对书中引《诗》部分的搜检和统计,可分析出《榕坛问业》引《诗》的特点有三:一是引《诗》较为灵活,形式不拘,但语言简约对称;二是多引二《南》《风》和《雅》诗,较少引《颂》;三是常引《诗》与他书互证,特别是《易》和《春秋》,三者互为表里。这些特点的形成与该书结集情况、引《诗》目的和黄道周个人学识等方面息息相关。研究《榕坛问业》的引《诗》,有助于探究黄道周的《诗经》学思想。

黄道周对孟子性善论的坚守与诠释

孟子的性善论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历代诸儒或有批评,或有继承,更有发展。明末大儒黄道周以不同于同时代主流的独特思想,对汉宋诸儒的人性论进行一一批评,并在此基础上坚守和诠释孟子的性善论。黄道周严分人性和气质,运用太极阴阳学说探求人性论的形上依据,说明人性着不得一毫气质,强调了天命之性的至善性与永恒性。关于恶的来由,黄道周走了一条不同于宋儒的路径,向外确立了人性是由后天积习所损坏,从而完善了性善一元论。

吴伟业诗歌创作与《周易》的“一与多”

"一与多"是在《周易》、《老子》等典籍中被总结出来的对立统一的范畴。受到这种传统尤其是《易》学名家黄道周的影响,吴伟业往往沿着"一与多"的思路进行诗歌创作,这在《圆圆曲》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困境与超越——以明末大儒黄道周为个案

《孝经》提出"移孝为忠",孝与忠紧密联系,但其间又存在矛盾。以"孝子"、"忠臣"著称的黄道周深受《孝经》影响,但他的孝道观倾向于先秦儒家的孝道派,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主张忠服从于孝,这一点与"夺情"执政的杨嗣昌截然不同。黄道周在完成《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人生设计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事亲与事君、辱亲与忠君的两难抉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对"移孝为忠"作了深刻的注解,孝与忠的裂痕也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而《孝经》"移孝为忠"说则在明清易代之际得到了一种新的诠释与超越。

黄道周《刘招》考论

由黄道周师友诗文和黄道周书《刘招帖》碑刻"二重证据"可知,《刘招》实为"招刘"之倒文,当作于黄道周榕坛讲学之际,所招对象为其弟子兼畏友刘履丁。《刘招》所招,非死者之魂魄,盖指活者之精神;招魂,盖指以礼法收束其心性,使一归于正道,以应国事之用,以尽臣民之忠。《刘招》借屈原、巫涓为景差招魂的形式,将朋友之情与君臣之义结合起来,颇有动人心魄之效。

论黄道周骚体赋

黄道周的骚体赋,表现了浓郁的屈骚情结。他以个人之力,对屈原二十五篇楚辞作品全面模仿,写下六十二篇仿骚之作,已是一奇。从体制形式上看,黄道周仿骚作品,有模拟有创新,既有鲜明的屈骚风格,又有黄子的创作个性。从情感内容看,黄子的仿骚作品,既代屈原立言,重塑和再现了屈原的光辉形象,又为自我写心,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是黄道周自我形象的写照。黄道周把汉代以后的仿骚创作再次推上一个新的高度。屈骚的异代嗣响是黄道周与屈原感情共鸣的结果。

论宋明理学中的王道公共性意涵及其当代价值--兼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看

公共性是人类社会政治共同体得以存在的重要特质,中西皆然。但它们所凸显公共性之具体进路,则因应各自文化习性的差异而表现不同。西方现代公共性言说主要建基于权利哲学之上;而宋明理学家之王道公共性思想型塑则诉诸宇宙本体论之上的德性论述与责任伦理意识。宋明理学虽偏于理气心性之形上思辨建构,但却隐藏着独特的公共性关切--重塑儒家王道公共性。本文以朱熹、王阳明与黄道周等宋明理学家为例,在他们诸多理学命题中,可发见王道公共性意涵所蕴含的三个不同维度:一、外在“天理”作为一种王道公共性之存在;二、内在“良知”作为建构社会政治秩序之公共性指向;三、“回归经学”作为统合内外,重建王道公共性之进路。而如上公共性意涵皆在中国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中得以呈现。此外,重构宋明理学中的王道公共性意涵亦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一、承继儒家致力于王道政治理想之经世精神,重思宋明理学“由内圣开外王”之逻辑进路的合理性;二、弘扬儒家基于德性观念而来的责任伦理意识;三、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偏狭性,重建儒家对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性存在所具有的普遍性关怀。

黄道周与《孝经》的历史遇合

《孝经》的影响在明朝达到一个高峰,明朝历代皇帝皆重视《孝经》,并自上而下地推广孝道,表彰孝行,明代《孝经》研究亦取得一定成就。明末大儒黄道周与《孝经》有着特殊的渊源,他一生践行《孝经》,大力揭扬《孝经》的教化功用,学术以《孝经》为重,撰有《孝经集传》等多种《孝经》学著作,而身处囹圄仍带血书写《孝经》一事尤具象征意义。黄道周用自己的行为、学识乃至生命对《孝经》作了深刻的注解,而《孝经》也在其身上得到了绝佳的阐释。

关于黄道周心性论若干问题的探讨

黄道周是明朝末年的名臣、大儒和民族英雄,以学行高天下,世所推重。虽学问渊博,著述宏富,涉猎广泛,然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思想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故而比较容易被研究者忽视。本文鉴于心性论在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中的特殊地位,以此作为研究视角,选取黄道周有关心性论的若干问题,略加探讨,以期对其心性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亦有利于更加深入、全面的把握黄道周的学术思想。

《月令明义》对《月令》的儒学化诠释

明末大儒黄道周的《月令明义》是《月令》诠释史上有代表性而且风格独特的一部著作,也是黄道周后期《礼记》五解之一。该书为《月令》经文正名,并且将《月令》彻底儒学化,扫除历代儒者对经典的质疑。《月令明义》以"明义"的方式阐发律令条文背后的义理思想,在石斋学研究上可与黄道周生平行迹相互参照印证;在经学史价值上则体现了时代的解经特点与回应"礼是郑学"的论调,展现出黄道周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与明末时期科学实测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