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世纪入蕃汉医名实考

藏史记载松赞干布在位期间,从天竺、唐朝和大食请来三位医师。三位医师的名字,藏史中虽有不同记载,但都是音译名。国内医史学界研究认为,唐朝医师名字是"轩辕黄帝"音译,是汉族医学的象征人物,并不是入藏医师的实名。这一观点为藏汉学者所普遍接受,但是缺乏汉藏语古音对音的论证。通过对相关古文献记载和已有研究进行梳理,以敦煌吐蕃藏汉对音文书为工具,从语音和医史两方面对汉医之名与实做进一步考证。

伏羲炎黄尧舜故里考

湖南是中华文明的最早发祥地,是中华龙凤文化的最早家园,根据丰富的历史典籍、出土文物和方志家谱等民间民俗文化资料研究证实: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太皞伏羲氏公元前5800年左右诞生于湖南怀化的洪江高庙;炎帝神农公元前5080年辛巳诞生于湖南怀化的会同连山乡;黄帝轩辕氏公元前4660年左右诞生于湖南的长沙寿丘(即今岳阳君山的轩辕之丘);帝少皞青阳氏公元前4600年前诞生于湖南怀化芷江县;颛顼公元前4491年诞生于湖南怀化会同县的若水镇(或洪江的高庙);尧帝放勋公元前2317年甲申诞生于湖南株洲市攸县皇图岭镇;舜帝重华公元前2277年甲子,诞生于湖南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此外,战神蚩尤和"霸九州""平九土""步十日四时"的江淮"水正"共工等人亦于公元前4300年以前分别诞生于湖南娄底市的新化大熊山麓和怀化洪江的高庙。

胸痹心痛病名与病机

"胸痹"最早出现在《灵枢·本脏》,阐述较模糊;汉·张仲景从脉象症状等方面说明,晋·葛洪、隋·巢元方《、圣济总录·胸痹门》、明代秦景明《症因脉治》等将胸痹之名来源归结为胸痹脉象、症候特点、发病原因等。心痛始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素问》有"心病先心痛"、"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灵枢·厥病》把厥心痛分为肝心痛、胃心痛、脾心痛、肺心痛、肾心痛,云:"痛如以锥针刺其心";隋·巢元方对心痛病名论述详实,因、证、象等具备;唐·孙思邈、《太平圣惠方》、从治法方药方面给后世医家很大启发;明清时期有更详尽修正,最具代表性是《临证指南医案·心痛》把心痛与胃脘痛、真心痛等从发病部位确切区分。日本人丹波元坚所著《杂病广要》对"胸痹心痛"最早进行了详尽论述,对现今影响颇丰;汉·张仲景将胸痹与心痛合一而述。从脉象、病因、症候等方面看",胸痹心痛"之名更优于胸痹、心痛分而论之。病机乃心脉痹阻、阳微阴弦。

“五华五子”之一戴淳生平及其诗歌成就

清代云南诗坛的繁荣程度丝毫不逊其他地方,但整体面貌还缺乏很好的清理,很多丰富的个案更缺乏细致深入研究。"五华五子"之一的戴淳,其交友几乎遍及当时云南著名诗人,生平4000余首诗,题材广泛,尤其反映昆明诗坛活动的雅集诗最有价值。其艺术上广泛学习前代诗人,古近体兼善,风格多样,且感情真挚。戴淳对于了解清中后期云南诗人的生存状况、云南诗人群体交往、诗坛面貌及风尚都有重要价值。

释天地玄黄

"天地玄黄"是《千字文》中的前四个字,可以解释为"天空是暗的,地面是黄的"。根据《易经》中的阴阳学说,可以藉由"天地玄黄"来探索古代中国最初的宇宙概念。

曹元弼与黄以周学术异同考论

曹元弼曾在南菁书院问学于黄以周,受黄氏父子以经为本、实事求是及汉宋兼采的治学方法影响,但又受其自身既有的宗汉宗郑思想,以及来自于前辈、家族、乡邦、时贤和晚清经世思想的影响,与黄氏父子之学又有很大不同。因而,曹元弼在以经为本,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之下,证成了坚守汉儒,尤其是郑玄家法的合理性。因此,曹氏的汉宋兼采,在学术上是以郑玄家法为核心的汉宋兼采,同时,在经世思想的影响下,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论述汉宋兼采。

叙述、史识与情怀——简析《1948:天地玄黄》

《1948:天地玄黄》是文学史写作的尝试之作。现实关怀和反思精神指引着作者对作品体例进行探索,痛苦的沉思赋予了作品"滚烫"的品格,同时也造成了叙述学的难题。这一难题反映出作者治学的的眼光、姿态和立场,也显示着将历史研究与民族记忆统一起来的可贵努力。

黄道周父亲青原公逝于顿坑考

黄道周二十二岁时,全家移居顿坑,次年其父青原公去世。以往学界多认为顿坑在铜山,故多持黄父殁于铜山、葬在铜山,十八年后移葬漳浦北山的观点。现已考证渔鼓溪顿坑位于云霄县下河乡乌山北麓,有关黄道周在顿坑的行迹也逐渐明晰。本文通过深入实地调查,参阅相关史料,证实青原公的确客死在顿坑,同时探析黄道周二十九岁时曾再回顿坑,这对完善黄道周在顿坑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元史学》看《1948:天地玄黄》的叙事模式

海登·怀特《元史学》的出版,推动了历史哲学理论的发展,使得历史叙事模式成为重点关注对象。海登·怀特提出可以从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模式三个层面分析历史著作的一般性结构,并运用比喻类型来阐释历史著述的深层结构。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对文学史写作进行的探索,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结合海登·怀特《元史学》的相关理论对《1948:天地玄黄》的叙事模式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从叙事结构的角度体会《1949:天地玄黄》的创新之处,对今后文学史的写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宇宙观与《黄帝内经》“天人”理念研究

中国古代宇宙观是发掘传统文化深刻内涵的重要线索之一,也是《黄帝内经》“天人”理念的源头。中国古代宇宙学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医对人体自身及宇宙环境的认识。《晋书》总结了古人的三种宇宙学说,分别是“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分别以“阴阳”“中”“气”作为核心概念,贯穿于《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当中,并形成了“天地定位,阴阳交互”理念、“天人合一,太极唯中”理念、“太虚一气,气生万象”理念。三种理念并不是独立分割的,而是彼此之间互相补充、相须为用的。三种理念在“气”的层面融会贯通,“而阴阳”“中”二者可以统归于“气”,“气”又可归于“天地”与“中”里。古人将多元多维的认识合而为“二”,由“二”合而为“一”,“一”又包含在多维多元的现象中,在现象中能够复现出“一”的功能和性质,这样的思维理念来源于古代对宇宙的认知。探索中国古代宇宙观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黄帝内经》“天人”理念,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医文化的内涵。

《胤禛围屏美人图》探秘

本文作者从被称之为《雍正十二美人图》的画面背景中,发现其署名为米元章、董其昌的法书条幅,不但其诗文内容是题此套美人图的,而且诗亦为胤禛本人所作。更奇怪的是,其书法也是胤禛的亲笔。为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真名实姓隐去而假借他人名号呢?其中必定有其用意与奥秘。作者从画幅的创作时间、地点、目的以及其表现形式和制作规模等入手,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以大量的文献和图像资料分析和对比,其结论为:1、其创作时间,正是康熙诸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康熙五十一年至六十年间(1712-1721),胤禛采用了韬晦战术使自己处于斗争漩涡的边沿,不即不离,最终得到了皇位;2、从题诗的内容可以看到胤禛在夺取皇位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他是借传统的香草美人的文学手法,表现出他内心的渴望与现实的矛盾;3、这十二幅美人图,既不是画他的十二或几个妃子,也不是画家凭空想象出来的抽象美人,而是以他的嫡福晋即后来的皇后那拉氏为模特创作出来的,画的仅只是一个人;4、这十二幅美人图,其正名应当称"胤禛围屏美人图"。"胤禛"是人名,表明他亲自参与创作构思和制作。而"雍正"是年号,只能说明时代,画像创作于康熙年间,用《雍正十二美人图》之名,不确切。"围屏"是创作的形式,如此规模很特别。"美人图"是胤禛自己的取名,尊重作者本意。这个名称,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具特色,应当将原图名予以改正。

邵雍《观物内篇》元会运世之数的价值意涵

对于邵雍《观物内篇》所述先天易学"元会运世"之数的演算关系及其意义,学界尚缺乏较为准确的阐释。而根据《观物内篇》的文本内证及宋人张行成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元会运世"交错而成的从"元之元"到"世之世"的十六数实际上表达的是以大小不同的计时单位对同一"元"之时间跨度的换算。此种换算作为数量抵当关系,又象征着对应于"元会运世"的"皇帝王霸"之治道就其可持续性而言的价值等次划分,从而使"元会运世"之数具备了纪年功能之外的价值意涵。

玄府-募原-三焦体系发微

玄府、膜原、三焦皆具有引导与规范气液通行的作用,但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以刘完素“玄府气液论”作为基点,玄府可被视为单一微观粒子所存在的空间,而募原与三焦则是玄府藉由相关联的规则在二维及三维中集合而成的特定玄府组。玄府-募原-三焦体系能够通行人体精微气液,临床应用中三者虽均“以通为用”,但亦各有不同:玄府司开阖启闭,可令气液行止;膜原能募邪隔脏,以代谢交争正邪;三焦主一身气液,故重内外上下表里之交通。临证应做到“知犯何逆,随证治之”,采用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法与手段,方能药到病除。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寓意与足太阳经功能相关理论渊源四探

古人对于天地结构的认识有"大气举地"和"大地载于水"等,这都源于元气学说,是对元气与水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认识的两个方面。在人体,与载地之"水"相参的是"通"于天气、五行属水、又为诸水之"经"行于背部的足太阳经,这符合《黄帝内经》"三阳为经"的观点;而《黄帝内经》对"三阳为经"之载地般的功能离不开三焦"导气"功能来相辅相成的认识,正是"元气与水密不可分"观念的反映。这些观念还体现在《黄帝内经》的"太一行九宫"说以及运气学说的"司天""在泉"概念中。追本溯源,由于仰韶文化人面鱼纹盆已经蕴含有"八方"之观念,且人面鱼纹盆之鱼尾鳍有"借风使舵"一样使鱼体浮于水中的作用,而足太阳经"三阳为经"功能之寓意源于此,故仰韶文化彩陶盆人面头后上翘之鱼尾鳍寓意为《黄帝内经》对足太阳经有载地般功能认识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