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与经世--黄宗羲《破邪论》与明清之际“天学”嬗变

明清之际“天学”思潮有两个彼此独立的源头,分别是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思潮,与外来的天主教思想。黄宗羲《破邪论》主要是针对前者所引发的明清之际“敬天”思潮而撰写的理论辨析著作。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多将黄氏文本放置于天主教思想背景中讨论,造成许多误解。《破邪论》对昊天上帝、魂魄与精神观念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展示了黄宗羲“天学”思想的特出之处,即在历史文化(经史)之中展现性命之学的超越性。这种新思想代表了阳明学派的心学发展由此摆脱过度宗教化(伦理化)的限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在真实的社会政治世界中开展自身的可能性。

何种公共,谁的公共?——以黄宗羲和洛克财政公共性思想比较为中心

财政制度是极为重要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中的公共性体现在财政方面,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借助于比较黄宗羲和洛克二人财政公共性思想的内容,具体而微地呈现17世纪中西方财政制度公共性各自的展开进程与历史差异,集中反映财政公共性思想内容的以下四个方面:财政权的性质、财产权的来源、财政征收的控制、财政管理的主导者,研究发现:大体来说,黄宗羲主张的财政思想,没有像洛克那样通过两个契约过程区分出政治社会与政府,使其主张的公共性难以落到实处,而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王者”的行动解决一切问题,他也没有坚实的财产权理论,财政征收只是强调用客观的低定额来约束财政权,财政管理虽创造性地提出用知识精英组成的学校来发挥公议作用但却耽于空想;洛克主张的财政思想,基于完善的社会契约理论,区分出政治社会与政府,从而凸显出公共性,并创造性地发展出坚实的财产权理论,强调由经济精英组成的议会来通过公议确定征税额从而约束财政征收权。黄宗羲与洛克的思想差别,相当大程度上并非源于二人思维能力的差别,而是出于所处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黄宗羲的财政思想主要是总结帝制中国传统的财政思想,对于未来虽有设想但不可能有太多的开拓;洛克的财政思想虽然有西方中世纪的影响,但更多反映出已跨过现代国家门槛的英国的思想家对于现代财政的设计。财政公共性逐步展开的过程,已分别体现在二者所处的中国和英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晚明吴麟征“蕺山门人”身份的历史建构与现实表达

对理学流派门人的考索,是深入了解学派思想传承与发展的重要环节,但常出现误录、滥收等问题。除技术性因素外,不少则出于有目的的主观建构。就师徒关系而言,吴麟征难称刘宗周弟子。而黄宗羲在清初尊朱辟王的思潮下,基于重塑蕺山学的正面形象,将吴氏纳入蕺山门人。全祖望甚至将吴麟征升格为蕺山门人之首,这与全氏表彰浙东蕺山一系,以及强调道德品行的学术史观息息相关。受权威观点的主导,吴麟征“蕺山门人”这一身份逐渐被成功建构。在门人的界定与统计中,只有依据文献作出合理判断,才能真正把握某一理学流派的影响和地位。

政府·市场·社会:“双减”政策下的行为博弈与“黄宗羲定律”超越

回顾历史,教育减负容易陷入“越减越重”的怪圈。教育减负的“黄宗羲定律”从本质上来看,是政府政策规制与社会、市场内在动机强弱对比引发的一种波动。这种正式化制度与日常习惯法间的博弈同样影响着“双减”政策,政府、市场、社会以及政府内部之间的二重行为博弈造成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失衡与矛盾,政策认同水平与政策执行力度均有待提升。“双减”政策利国利民,政府要促进自身与市场、社会的协调,通过教育价值引领、教育资源整合、配套机制完善等方式理顺各方利益关系,共同致力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实现对“黄宗羲定律”的超越。

易被忽视的半浦村郑氏家族:浙东学术文化传承者

梳理甬上文献世家郑氏家族逸事,从郑启、郑溱、郑梁、郑性、郑大节与郑中节、郑竺、郑勋等一脉传承,回溯郑性建二老阁、郑勋建二老堂的始末,比较二老阁、二老堂与天一阁的差异。基于五种特点,证明郑氏家族是浙东学术文化重要传承者。

从《明史》历志看西学对清初中国科学的影响——以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的比较为例的研究

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对《明史》历志的编纂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有较大的影响。就有关《明史》历志编修的思想、方法进行考察,尽管父子之间存在着继承的一面,特别是对于历志体例的变革性意见,即志中当载入大统历(授时历)立法之原以及回回历作表之法,但分歧的一面也是明显的,尤其是对待“西学中源说”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于中西学关系、人物等的评价。将黄氏父子间的异同及其影响置于明清之交的历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这一大背景下予以考察,并以梅文鼎、梅毂成祖孙作参照平台,有助于理清《明史》历志的线索及其关系,特别是其中西学的影响。

再探政府机构改革“黄宗羲定律”破解之法

被动适应性改革、机构撤并与职能转变缺乏有效互动、改革重横轻纵等诸多原因导致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难以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终陷入“黄宗羲定律”怪圈。建设学习型与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结构与功能互动,横纵改革结合,形成网络化改革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加强财政监督与立法等,是21世纪我国政府机构改革跳出这一怪圈的出路所在。

关于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的对策研究——兼议破解“黄宗羲怪圈”的路径选择

分析可知,历史上"黄宗羲怪圈"现象之所以难以破解,其根本原因在于周期性发生的(包括财富分配在内的)社会收入分配之严重失衡。同样,在现代社会,如果属于初分配的"资本—劳动"收入分配比例和属于再分配的"政府—国民"收入分配比例,二者长期处于失衡状态,也会引发类似的社会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今天,政府从社会财富(收入)分配政策改革入手,似乎是破解"黄宗羲怪圈"正确的路径选择。首先从社会分配角度阐释"黄宗羲怪圈"产生的主要原因及其现代表现。进而,分析我国当前社会收入分配失衡现象和某些政策偏差问题。最后,为彻底走出"黄宗羲怪圈"现象,探讨了政府相关政策的改革问题,提出在坚持社会公平原则下,实行产权改革和优化劳资关系,兼顾社会分配的"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等对策建议。

黄宗羲定律、利益集团及税费改革——基于历史角度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历史上的税费改革和黄宗羲定律怪圈形成的过程进行总结与分析,认为农民税负不断加重的深层原因在于利益集团力量对比悬殊,导致农民对于税负转嫁无力抵抗,被动承担。针对目前的税费改革以及对改革的质疑,指出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先解决农民的组织化问题,通过改变现存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真正地保护农民利益。

法度精神与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原法》篇再探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篇之精义,一是在法度精神上完成了从君主"一家之法"到"天下之法"的扭转。二是以六经所承载的三代法度精神与典范性制度作为高于君权的根本政制规范,并以太学师儒为创制立法者。由此,其中实已蕴含了一种清晰的古典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诸篇所构想的一整套政制设计,正展现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宪制安排。黄宗羲政制构想的突破性价值,在于立足于近世乃至先秦儒家的政治智慧,而对一种古典宪制理念予以了最为集中明确的表达。在其政治思想之整体中,《原法》实居于核心地位,《明夷待访录》本身即为一部以之为中心而展开的政治纲宪。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史学观揭示了国家、官僚与民众三者之间利益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社会财富的过度侵占是经济凋敝、国家动荡甚至是政府倒闭的直接诱因。这一点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与警示意义,特别是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瓶颈期,社会矛盾突显,故而更应吸取历史教训。

明代的钱法阻滞问题与黄宗羲的钱法思想

有明一代,由于明政府倾向于通过纸币、金银等高额货币的运用来实现对国家经济资源的高效调配和控制,而在铜钱等普通货币的铸造、发行和流通的管理上举措失度,使得钱法长期以来存在着难以贯彻的问题。黄宗羲曾立足于现实,对明代钱法阻滞的原因展开过全面系统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其理想中的铜钱本位、兼行纸钞的货币制度。探讨黄宗羲的钱法思想,有助于洞察明代货币金融的变迁过程及其社会经济原因。

《待访录》在清末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线索

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线索,阐述了《待访录》在清末中国的传播源、影响及其现代意义。《待访录》作为一个抗议专制皇权的民权寓言出现在清末中国的思想界,以杭州与温州瑞安为中心向广东、上海、四川、湖南等地传播,成为推动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明清之际的浙东学人与西学

浙东蕺山学派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密切得多。鄞县人朱宗元是浙东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其出生时间应为1617年或稍早,而不是目前所说的1609年;他受洗的时间应为1638年,而非目前所说的1631年。经朱宗元介绍,刘宗周的学生张能信成为天主教徒。张能信的父亲曾投靠魏忠贤,而其岳父则是魏忠贤的反对者,张能信皈依天主教,可能与这种家庭背景有关。明朝灭亡后,朱宗元很快归顺清朝,而张能信则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黄宗羲与张能信同是刘宗周的弟子,同是抗清战士,但黄宗羲却没有提到过张能信,其原因很值得深入研究。此外,黄宗羲的好友魏学濂等人也与传教士有着密切的联系。

对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几点思考

政府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一重要举措有其深刻的背景,虽然对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必要性已成基本共识,但还是有人对取消农业税产生疑虑,因此要理性看待全面取消农业税。我国免征农业税后要走出“先减后升”的怪圈,免征农业税关键是要减轻农民的“灰色负担”,减免农业税后还要做好相应配套的工作。

黄宗羲君主政治理论中的“协同治理”思想探析

在黄宗羲的时代虽还没有协同治理这个概念,但国家治理需要统治者分工协同的观念古已有之。黄宗羲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君臣协同治理的思想观念,并以此作为批判和否定"三代"以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具备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同时,黄宗羲还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构想了他认为合理的君主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将原来只是着眼于巩固君主统治的传统民本思想,推进到"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新民本主义。黄宗羲的国家治理社会协同的思想对启蒙近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质上是出于维护和改良君主政治的需要,还不能说是近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思想。

重“工夫”轻“本体”——谈黄宗羲编著《明儒学案》所贯穿的一条重要原则

在探讨明代灭亡的原因时,许多人认为明亡与心学的空疏有关,更有甚者,直接把明亡的原因归因于心学,这是心学重要继承者黄宗羲所不认可的。黄宗羲在"工夫"与"本体"孰重孰轻方面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在编著《明儒学案》时充分贯彻了这一观点。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编著中充分贯彻了重"工夫"轻"本体"这一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是规范阳明心学的重要法则,也是判断阳明后学是否为心学"的传"的重要参考。同时,树立重"工夫"轻"本体"的心学发展脉络既是对那些心学亡明论鼓倡者的纠正和鞭辟,也浸透了黄宗羲捍卫心学门户的心理历程。

说黄宗羲《明儒学案》晚年定本

清康熙三十年前后 ,《明儒学案》出现了两种有重大差别的版本 ,即郑性刻本(简称“郑本”)和贾润、贾朴父子刻本 (简称“贾本”)。道光初年 ,又出现了调和郑、贾二本的莫晋刻本 (简称“莫本”)。《明儒学案》的三种不同版本系统由此形成。过去 ,学术界普遍认为郑本是众本所出的善本。本文通过对郑、贾二本次序、案题、内容等方面的详细比较分析 ,证明郑本乃作者初稿 ,贾本各方面均优于郑本 ,应是郑本的修订本 ,亦即黄宗羲的晚年定本 ,于现存诸本中为最善。今天使用《明儒学案》 ,应以贾本为准。莫本正确地采用了贾本的内容 ,但次序。

黄宗羲的天文历算成就及其影响

黄宗羲及其清代浙东学派,以经史之学特别是史学称著于世,这与其研治并力倡科学是分不开的。黄宗羲在科学上也涉猎极广,特别是天文历算成就相当突出。本文首次对黄宗羲的天文历算成就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的发掘,并探讨了其天文历算造诣在其经史之学中的具体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