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适”的审美范畴论

庄子其全部的文本都在表达着适意的人生追求。“适”作为《庄子》的审美范畴,恰恰是庄子最为满意的人生状态,并成为庄子内心深处潜意识的人生理念。本文主要通过“适”的审美范畴分析,梳理庄子对于三种人生选择和生存方式的不同态度。一是“适人之适”,二是“自适之适”,三是“忘适之适”。庄子最为崇尚的人生场景即“忘适之适”,这也与其本人一贯崇尚的天地精神一脉相承。

现代教育技术的异化与消解——基于《孙子》行为学视角

现代教育技术给教师教学带来便利,同时也造成教师被技术压控、替代等情况,产生了技术异化现象,其根源是智能教育领域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孙子》行为学之“形”“势”行为辩证法揭示了教育技术异化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和消解的必然性,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教育技术领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中国古代智慧的现代方案。教师教学专业技术化发展与教育技术人性化开发都可以从《孙子》行为学中获得方法论启示。

对事实与分析方法的关切——谢尔曼·肯特与孙子情报分析思想的比较研究

[研究目的]谢尔曼·肯特和孙子是西方和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情报理论家,通过对二者情报分析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作为深入探索中国古代与西方现代情报分析理论之间的异同与联系的有益尝试,有助于重新发掘中国古代情报理论的独特价值。[研究方法]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法,梳理比较谢尔曼·肯特和孙子对情报分析地位作用的认识,以及各自情报分析方法的异同之处。[研究结论]《孙子兵法》的创作时间虽远早于肯特的情报分析理论形成时期,但其中蕴含的战略情报分析思想却并不逊色,在有些方面甚至有着更为深入和独特的洞见。这表明中国古代的情报理论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当今情报分析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系统的情报观到系统的安全观:兵家情报思想探赜

[研究目的]中国传统情报思想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但传统的情报思想究竟折射出何种情报观,并且其背后蕴含何种国家安全意蕴,还需要系统梳理。全景把握古代情报思想,能够为推进新时代国家安全建设提供启示。[研究方法]以中国古代兵家为研究对象,选取《孙子兵法》《六韬》《吴子》三个代表性的兵家著作为具体分析文本,系统提炼兵家的情报观,并从“情报—反情报”“情报—决策—安全”两个维度剖析古代情报观及其背后蕴含的安全观。[研究结论]兵家的情报思想体现出一种从宏观到微观的情报工作体系,包含了“情报工作周期”的各个要素,并构建了情报与安全之间相关关系。总体来看,中国古代情报史仍具有良好的现代价值,在提升国家安全工作效能方面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下理雅各《庄子》内篇英译本解读

《庄子》是一部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古典名著之一,其英译版本众多。以理雅各《庄子》内篇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从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视角出发,探讨理雅各在翻译标题、基本哲学概念以及代表性修辞手法时为实现原文与译文文化功能对等所运用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研究发现:理雅各《庄子》内篇英译本中,音译意译结合、音译加注等翻译方式较为常见;其对原语文化信息的处理方法符合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对译者所提出的要求,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留原作的文化元素,产出了可读性强、符合目的语读者需求的译文。从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视角研究理雅各《庄子》内篇英译本中的语言现象与问题,探寻西方译者在英译中国文化典籍中采取的策略与方法,有助于还原中华经典文化外译风貌,助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论韩非子与老子、黄老之关系——以人性论为线索

韩非子尽管深受老子和黄老道家的影响,但从人性论角度看其思想与老子颇有不同,与黄老道家则有更多的相似。老子追求超越升华的精神境界,反对“人”成为任何他者的工具,但黄老道家和韩非子则力图直面战国时代的现实问题,主张以“因情而治”的方式加强对“人”的控制。老子以“道”的视角观察宇宙、俯瞰人类、审视人性,对人类文明进步和权力异化有深刻的反思意识;韩非子及部分黄老道家则聚焦于在列国纷争中如何加强统治的现实问题。老子超越了时代,黄老和韩非子则顺应了时代。

庄子本真理想人格审美内涵的现代阐释

《庄子》文本中描写了大量理想的人格形象,都以保持个体自身的本真以及追求内在精神的自由作为最高的生命理想,这主要体现在庄子所塑造的丑人、匠人和以真人为代表的神人、圣人、至人等三类群体身上。他们充分体现了庄子理想人格的建构及其所表现出的三种审美意蕴和人生境界:形体残缺的真丑之美及其追求的顺命境界、涵道于技的游戏之美及其安命境界、达道的精神飘逸之美及其逍遥境界,它们共同指向个体生存与生命精神的自由和自在,并将其作为理想人格的内在规定,呈现了庄子“以真为美”的人格审美内涵。

《庄子》隐逸思想新解

庄子隐逸思想受到诸多关注,通过对《庄子》文本分析,发现隐逸思想是在“是”“非”对举层面提出来,它并不偏重于“隐”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强调“心”的作用,超脱“是”与“非”的对立,达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逍遥理境。

“以道观之”与“知鱼之乐”:庄子知论及其现代教育意蕴

《庄子·秋水》篇中的“以道观之”与“知鱼之乐”,是庄子关于何谓知及何以获知这一教育核心议题的表达和阐发。真知建基于“道”而非“物”,这种知识论意味着一种整体性的认识路径。真知及真知的习得,生发于个体对人事、物理的身心体悟亦即身亲躬行中。其中内蕴着在知识的分合间寻求平衡,在躬行践履中创获智识,在身心一如中成就完整人格等教育观念,是当代教育学人需要不断回眸并领悟的教育智慧。

老子的“复德”国家观

“国家”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范畴与核心话题之一。早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就对理想国进行了畅想。其中,道家老子对“国家”亦有着深刻的论述。虽然老子推崇以“有道”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状态,但其对国家亦有一定的思考。在老子看来,国家如若有存在的合法性,也应源于“道生之,德蓄之”自然而然的发展。然而,现实的国家均是对“道”的反动。由此,老子提出了以“复德”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复德”即恢复至“有德”的时代,在其看来,国家存在的价值应在于辅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在老子的理想国中,“小国寡民”是理想的国家形态,无为政治是“复德”的理想政治实践。为了将理想国变为现实,老子提出了“善行,无辙迹”式的内部改造观以及“以德观德”的和平外交理念。但令人遗憾的是,老子也将善治的实现寄托于圣人,因而未能跳脱出君主专制的桎梏。

宗师与兵学:社会圈层视野下的欧阳修与《孙子兵法》

三个社会圈层波及一代宗师欧阳修与《孙子兵法》之间的互动:一是他与梅尧臣密切交往的“朋友圈层”;二是他置身于史学、文学和军政事务的“术业圈层”;三是他介入了高丽与北宋关于孙子兵学问题交流的“外交圈层”。此三个圈层使欧阳修与《孙子兵法》发生了密切联系,产生了不同效应。“朋友圈层”使欧阳修学习《孙子兵法》增加了外在动力;“术业圈层”使他格外关注孙武的家世与注重应用孙子兵学于军政问题;“外交圈层”使他对孙子兵学的认知得到进一步提升。总之,欧阳修既是《孙子兵法》的喜好者,也是兵家孙武身世的关注者,还是孙子兵学奥义的探索者。欧阳修与《孙子兵法》发生互动的三个社会圈层,呈现出孙子兵学传播与应用的多姿多彩,诠释了欧阳修担任北宋高级武官的隐微之处。

“楚狂接舆歌”的文学演变路径

《庄子·人间世》“接舆歌”与《论语·微子》所载版本不一,前者的楚人文法特色更为浓厚。两处文本的思想差异关键在于“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与“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庄子·人间世》与楚系文献中出现的相似文本同属于未来“不可待”的传统,并将指涉对象具体到“人间世”之“世”,表明现世的明哲保身及未来的不可期待。《论语·微子》加以改造,与汉系文献同属于未来“犹可追”的传统。以“接舆歌”为主体内容的楚狂接舆歌孔子故事,经历“楚系文献—《庄子·人间世》—《论语·微子》”的文学演变路径。

笔花妙得天然趣 不是寻常梦里人--《庄子》“故事场景图”题画诗刍论

题画诗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名目繁多、内容丰富。《庄子》题画诗共分为两类,“诗画一律”类忠于画面,与画作互融情韵,“诗画异质”类则拓展了画作的意蕴,记录着诗作者与画作者真实而灵动的交流。《庄子》题画诗具有丰富的内容旨趣,是诗人个人志趣的体现,也是一种对《庄子》散文与图像作品的再解读,体现了后世文人对《庄子》的钻研与热爱。

“不言之教”的哲学意义

自柏拉图以来,知识不仅被定义为有证成的真信念,而且被看作教育的认知目标。然而,知识的定义遭遇了盖梯尔问题的挑战,这使得知识不再被看作教育的认知目标或唯一认知目标。教育领域的盖梯尔问题是指,虽然学生给出了正确答案,但是,他并没有掌握正确答案背后的科学原理,他仅仅是碰巧给出了正确答案。这个问题也被称为教育的认知运气。从教育认知运气的角度可以重新发现《老子》“不言之教”的哲学意义。所谓“不言之教”并不像陈汉生认为的那样是反对语言或者放弃语言,而是反对自以为是、故步自封的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对“不言之教”的解释不仅借鉴了威廉姆森的认知主义,而且得到《老子》文本证据的支持。

罗伯特·克拉克对孙子情报思想的关注与借鉴

[研究目的]美国新一代情报理论家罗伯特·克拉克对《孙子兵法》有着深入研究,并在论著中经常引用孙子的名言。研究罗伯特·克拉克对孙子情报思想的关注点,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情报学话语体系提供了他者视镜,并有助于客观评价孙子情报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影响。[研究方法]对罗伯特·克拉克的情报理论进行文献分析研究,从情报搜集、情报分析、情报欺骗等层面予以探讨,考察其受孙子影响的情况。[研究结论]罗伯特·克拉克对《孙子兵法》的理解虽存在不足,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大量引用孙子名言,足可看出孙子情报理论对现代情报学理论发展的重要价值。

材朴与心知之合:论荀子式的美德论建构

关于荀子美德论建构问题,森舸澜区分了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认为美德的修养需要依赖内在的向善倾向,而不能仅仅依靠外在利益和目标。荀子不支持内在道德倾向,故而森舸澜批评荀子实际上暗中引入了内在主义理论。我们将回应其内在和外在主义的划分,并论证荀子完全可能承认人性中具有培养美德可资利用的内在材料、要素或倾向。荀子的成善、成德理论离不开心知对有利于道德的自然情感的认知、肯定、珍视和尊重,属于有知之善,而区别于孟子作为无知之善的四端自然萌发的生长式图像。荀子的心知不仅包含反思性的知、经验性的知以及默会的知,而且还须具有道德创造能力和总体视角能力,这对实现荀子式的心性转化是必要的。最后,我们试图提供一幅以“心知—材朴”为核心的兼内外的荀子式美德论建构图像。

由“全生”至“全于道”:王雱对《庄子》内七篇的解读

王雱《南华真经新传》探绎了《庄子》各篇上下之间的逻辑次序及内在关联,将内七篇看作层层递进的整体,形成完整的性命系统。在内七篇中,《逍遥游》为总序,其余六篇两两成对,分别体现了个人的“全生”、经世的“全生”、由“全生”至“全于道”三个阶段的修养理路。由此反映出“有为入于无为”始终存于王雱的思想中,展现了王安石新学派哲学的理论关切和思想意蕴。

《荀子·强国》显现的治政与强兵原则

《荀子·强国》议政兼论兵,显现出一定的治政与强兵原则。荀子推崇以道德之威治国,促成修政与强兵的因果相续关系:国家以礼义为本修政,自然达到兵劲城固的效果。秦国治政强力而行,尚“便”从事,虽成就威势,但终因其缺失礼义本统,与王霸失之交臂,其补救之方在于节威反文,实行儒政,以宣美政教风俗。明确强国之本在于义道,即当以敦比积微为务,成乎安强之治。

“道”“法”之间:作为法的前提的形名问题——以《黄帝四经》为例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部关于黄老之学的著作《黄帝四经》,是现存最早的黄老政论著作。《黄帝四经》中蕴含着丰富的黄老道学思想,其中尤其涉及对“无为”“形名”等思想的阐释。本文以《黄帝四经》思想为资源,阐述其“形名”思想的基本内涵,并对比《黄帝四经》和《管子》四篇中有关“形名”的问题,讨论形名思想作为法的前提的可能性。黄老之学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又援名法入道,着眼于建构现实价值和政治秩序,从而确立形名思想之于法的前提性地位,有利于推动先秦政治哲学,尤其是道家政治哲学方向上的研究进程。

《庄子》“安之若命”释义

《庄子》内篇中的《人间世》和《德充符》都有提到“安之若命”。通过梳理《庄子》一书和“命”有关的思想理论,发现“命”不仅与“德”相即,而且还具有流变、无待的特点。“安之若命”语句的重点不在于对“命”的屈服与顺从,而在于强调面对人生困境时,人应当采取转化消解的态度。“安之若命”凸显了“德”将“心知”转化为“真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