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词《山花子》词调归属献疑——兼论词调归属判断的若干原则

《山花子》(去年今日长相对)为敦煌词中不可多得之作。70多年来,有关敦煌词《山花子》词调归属的处理,可分为三派,其中任中敏认为敦煌词《山花子》与传统《浣溪沙》不同,并提出四点依据,此后,因循者甚多,为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总的来看,任先生所析理由,看似言之有据,实则多难成立。大抵而言,同一词调而兼叶平、仄韵,本唐宋词调固有之现象,传世《浣溪沙》即有之;同一词调既有平、仄韵两体,所用平仄句式必多相异,且传世《浣溪沙》也有上下片格律完全相同者,不独敦煌词《山花子》为然。《教坊记》并载《山花子》《浣溪沙》二名,依此书体例来看,不无异名同调之嫌疑,即非如此,《教坊记》与敦煌词所署《山花子》也有同名异调之可能。以上论断,不仅适用于敦煌《山花子》词调归属的判断,对于古今众多词调的调属鉴别也能成立。

敦煌乐谱的名称演变及其学术内涵

自1938年林谦三、平出久雄的《琵琶古谱之研究》一文发表以来,关于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获得并复制赠送内藤湖南的P.3808乐谱的研究,便成为中古音乐史研究中的一个专题。围绕这份被称为“敦煌曲谱”的25首乐谱之谱属、谱字符号、节奏等音乐问题及写本的考察,掀起了“敦煌曲谱”研究的热潮,特别是在1981年叶栋发表题为《敦煌曲谱研究》的学术报告之后,“敦煌曲谱”更为引人注目。除P.3808外,20世纪50年代赵元任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P.3539及1960年代左景权发现的P.3719两种敦煌文书,也因P.3808的研究被带入学术视野。从学术史的角度看,P.3539(乙谱)呈现出三种材料的谱属问题;P.3719(丙谱)表明三种材料与敦煌舞谱有关联;将P.3808、P.3539、P.3719分别作为“敦煌曲谱”的甲、乙、丙谱进行对照性研究,可实现任二北在《敦煌曲初探》中提出的“舞缘乐制,步趋相衔”的研究理想,直接促成与“敦煌舞谱”相对应的“敦煌乐谱”之称谓成为三种曲谱新的专用名称。回顾从“敦煌曲谱”到“敦煌乐谱”这一名称的演变,可以看出关于敦煌乐谱学术研究道路的曲折、学术方法的差别及与之相对应的学术内涵。

唐宋词“第一调”中“第一人”——论苏轼《浣溪沙》的创作成就

《浣溪沙》是唐宋词坛上使用频率最高的“第一调”,苏轼则是《浣溪沙》创作数量最多的“第一人”。在《浣溪沙》的创作中,苏轼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艳科”格局,拓展了题材内容的表现范围,提升了词体文学抒情言志的艺术品格,而且在形式体制的运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艺术的表现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创新。透过《浣溪沙》这一词调的创作,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苏轼对宋词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苏轼《浣溪沙·荷花》词编年新考

苏词的编年工作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绝大数的作品已有编年,然已编作品中只有过半取得共识,尚有大量未编而可编、已编而误编者,故苏词编年还有工作可做。其中《浣溪沙.荷花》一词,朱祖谋、龙榆生、石淮声等人未编年,曹树铭编于熙宁十年,薛瑞生、邹同庆等人编于元祐六、七年间。而经详细考证认为,此词当为苏轼于熙宁五年在杭州所作。

由《浣溪沙》透视沈尹默《秋明词》中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凝结着诗人最丰富、最真实的人生信息,从根本上塑造了诗人的创作风格。本文以《秋明词》中的同名词《浣溪沙》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沈尹默和冯延巳、晏殊、欧阳修三位词人的比较研究,试图解读沈尹默在《秋明词》中透射出的生命意识:纯真的人生哀愁。

“富贵闲人”的人生之叹——晏殊《浣溪沙》的情感解读

人生无常的悲哀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一大“母题”,而晏殊的《浣溪沙》于这共通的情感之中却另有一番“富贵闲人”的风格,这既是源于词人的主观心境,也和自身经历密切相关。对于《浣溪沙》这类历时久远的抒情性文本,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对比阅读、情感体悟等方式,引导学生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千古同悲”等多个角度把握作品,这样既能突出教学重点,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