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杭州八旗驻防士人的族群意识——以金梁和惠兴为考察中心

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喧嚣中,清末杭州八旗驻防子弟金梁和惠兴通过自己的行动,表达了他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看法:金梁将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统一在了一起,而惠兴则选择开启旗营民智,与大汉族意识相抗衡。金梁、惠兴在清末杭州城的举动,颇能代表当时社会中八旗士人阶层的思想和认识,对他们言行和思想的考察,有助于了解清末八旗士人阶层自我身份的认同。

爱国爱教的进步刊物《醒回篇》

《醒回篇》反映了回族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大潮中的觉醒,在近代中国回族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推动中国革命进程上也发挥了作用。时至今日,它所提出的文化自省以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元代贡氏三家诗文集考略

元代中后期,皖地宁国(宣城)、徽州二路诗文家辈出,群星灿烂。在宁国诗人群体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显郝的诗文世家,即宣城贡氏。贡奎有《云林集》六卷附录一卷、贡师泰有《玩斋集》十卷拾遗一卷、贡性之有《南湖集》二卷存世。祖孙三代著名诗坛,其各自生平及家族传承,诗文集之板本源流、散佚辑佚、题材内容、艺术价值亟待综理考辨,论证判定。

“兴会”的多重建构及其理论特征研究

"兴会"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理论范畴,主要是指审美主体(心)与客体(物)偶然突发的交流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次的审美体验,具有偶然突发性、瞬间直觉性、主客体交流互动性等理论特征。

管仲的社会救助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管仲的社会救助思想以民本主义为思想基础。为了实现社会救助反贫困的目标,管仲提出君主应有"六兴之德",行"九惠之教"。另外,管仲重新规划行政区域、重视和发展农业、要求君主对民财取之有度、辩证地对待节俭与奢侈之间的关系等治国措施,也与社会救助关联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宏观的社会救助策略。管仲要求社会救助实现专职化、法制化、社会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特征和方向。

惠栋的性情论及其在清代哲学中的定位

惠栋通过文献学考辨,指出《文言传》“利贞者性情也”的“性情也”本当作“情性也”,以此批评王弼、程颐等有“性善情恶”之嫌的“性其情”说。与此相对,惠栋斟酌《参同契》等古义,提出“推情合性”说,即情之发自然合于性,以与《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相发明。汉儒不论是董仲舒还是翼奉,皆没有“性善情恶”之说。在他们看来,情最初只是人的一种机能事实,它只有在后来的发展中,在与外物接触时,才能因人自主的选择而产生善或恶的结果。然人情就其现实而言非常复杂,情之发随时合于性,这是圣人之境地。惠栋即由此判摄古代学术,以六经的“推情合性”义为生知安行之学,以理学的克治工夫论为困知勉行之学。由此他实现了对汉学和宋学的统合,这与戴震及其后学的性情论思路有较大差别。

“兴会”的诗学价值及其对诗学重构的意义

"兴会"主要是指审美主体(心)与客体(物)偶然突发的交流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的审美体验。"兴会"有着重要的诗学价值,是中国审美主义诗学的重要理论范畴,也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方式的显现。"兴会"对中国现代诗学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以其多层次多领域多维度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在诗学重构中有着重要的的作用。

论陈少白对兴中会的贡献

兴中会时期是陈少白一生中革命成就最为突出的时期。此时他参与组建兴中会香港总部;结交日本革命志士宫崎寅藏等,为革命获得宝贵的外援;参与兴中会与保皇派的谈判,努力争取两派的合作,并对顽固的保皇派坚决斗争;他创办革命派第一份报纸《中国日报》,为宣传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联络会党,组建兴汉会,为革命聚集力量。

清代士人司法特权与犯罪以《刑案汇览》为中心

以《刑案汇览》为主要材料,对清代士人司法特权与相关犯罪进行了全方面的考查。对《刑案汇览》所载相关案件进行了统计和比较分析。同时,结合案件,对清代与士人司法特权相关的法律条文进行了清理。最后,指出了士人司法特权犯罪的特点,并比较了法律制度中体现出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士人犯罪的不同态度。

液晶校正器漏光对闭环校正波前探测准确度的影响

研究了液晶分子排列对哈特曼波前探测器探测及闭环校正的影响.首先分析了分子排列对液晶校正器产生漏光强度的影响.详细探讨了在闭环校正过程中漏光对波前探测及校正准确度影响,当漏光比为40%时,产生的探测偏离误差为0.4;对于8%的漏光比,探测误差仅为0.08,可以忽略.最后分别做了扭曲和平行排列液晶校正器对静态畸变的闭环校正实验.对于漏光比为40%的扭曲液晶校正器,校正前后的PV和RMS值分别为:1.11μm、0.25μm和1.08μm、0.24μm,说明漏光对闭环校正产生了严重影响.对于漏光比为8%的平行排列液晶校正器,通过闭环校正,波前的PV和RMS分别从1.58m和0.22m降到0.095m和0.03m,同时获得清晰的光纤束的像.结果表明,如果能够控制液晶波前校正器的漏光占总光强的比在8%以下,则可以获得高校正准确度.

安子介汉字分析的几个问题——兼说“六书”

安子介先生的汉字研究成果在当代较为突出。他据形解义,对汉字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对很多汉字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说解,其影响颇大。特别是安先生把90%的汉字纳入会意系统,对汉字的构造原理作了深入分析,很有新义。但安先生在一些汉字的释义上,在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上存在一些问题,他不讲或基本上否定《说文》“六书”,对“从某某声”“从某从某某亦声”“从某从某”缺乏具体分析,不利于真正解开汉字之谜。评析安子介先生汉字分析的得与失,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意义的。

“兴会”释义及其在清代的发展

"兴会"是中国诗学的重要概念,是包括两种心理活动的一个过程,先"兴"后"会"。"兴"即感物动情,不可遏止,稍纵即逝;"会"兼具会合与领会之意,悄然进行。在"兴"、"会"组合形成的诗学意义中,"会"的作用不可忽视。"兴"使得繁杂而难以名状的情感激烈涌现,而"会"指在此之后人们经历的某种选择、融合与领悟。故而,"兴会"并非完全被动的状态。"兴会"一词在清代成为较为普遍的诗学术语,其理论内涵较早期有所扩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区别诗与文的标志之一,二是作为一种高水平的诗境备受推崇,与"自然"风格相关,三是与学问积累关系密切。

云南古代“星回节”歌咏的民俗传写与教化内蕴探析

明清时期,星回节在云南成为较为普遍的习俗,大量诗歌记载和歌咏有关星回节的风俗和传 说.传写风俗者,用文学化的语言将星回节的历史习俗纳入文学的篇章.着眼思想者,以内在的立场与 视角对星回节的起源传说加以评说,寄寓其教化倾向.二者共构了关于星回节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阐 释,内蕴了丰富的民俗和思想元素.对之的观照,可以窥见文化认同、思想一体与文学创作视角选择、 思想倾向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价值.

“夏后氏之任国”说

自夏后启开创了家天下的夏王朝,有仍氏地便成了“所封国”。当太康失国后,生于外祖父有仍氏的少康中兴后,便“赐”其名“任国”。当夏桀面临亡国之时,还想借“有仍氏会”以保国。可见,史书把东夷族的“任国”,称之为“夏后氏之任国”,是顺理成章的事。

晚清西方视角中的中国家庭法——以哲美森译《刑案汇览》为中心

哲美森在《中国评论》上发表的"中国刑法案例",是目前所见《刑案汇览》最早的英文翻译。哲美森的翻译,既源自他的中国民法研究计划,也来自英国法律人对于民事习惯与判例的关注。通过对哲美森著《中国家庭法与商事法》与其所译《刑案汇览》案例的对勘,可见哲美森对中国家庭法中的婚约效力、嫁娶违律、立嗣继承等问题的独到观察与深入研究,并由此折射19世纪下半叶西方人对中国家庭法的一般看法。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学术背景之中,哲美森的中国家庭法研究来自于梅因等人所开创的比较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传统,其中既有对已有研究的继承,也有汉学研究的独特视角与智识贡献。同时,由于殖民者的视野局限,这种比较研究的背后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偏见与不足。

中国传统司法判例情理表达的方式——以《刑案汇览》中裁判依据的选取为视角

司法过程以案件事实与裁判依据的确定为核心。中国传统司法也不例外。《刑案汇览》所载案例,真实反映了当时司法裁判依据的选取过程,而这也是案件审理中最需解决的问题。面对不同的案件事实,司法官员往往面临着三种情况:有明确的律例、有含糊不确定的律例、律例无文。对此,司法官员采用比附、类比、解释、综合论证等各种司法方法,选取并确定最适合本案的裁判依据。而这一过程所依据的就是案件所涉的情理,以达到"情法两平"。这早已不是一个机械的、形式逻辑的简单思考过程,而是一个体现了实质正义要求、富有实质逻辑思考、同时也体现了形式逻辑综合性的推理过程。这一过程中司法方法的运用,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司法判例情理表达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