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的乐论思想研究

在慧远的乐论中,他认同偈颂之声的本体地位,而偈颂之声又是建立在个体数息禅定的基础上。慧远信奉阿弥陀佛及其所居之极乐净土,因此,他通过“念佛三昧”的方式“察夫玄音之叩心听”,期盼阿弥陀佛在观想中的亲身临在并叩响人之心门,以此光照消散人心的滞情与郁结。慧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借助超验神性的力量实现对世人的精神引领。

《汇集金鉴》研究

《汇集金鉴》是清代本圆悟超禅师撰著的验方集。本文主要研究《汇集金鉴》的成书经过及著作特点。本圆禅师编选的佛学著作《汇集语录》附有医方三首,亦反映作者的医学学术思想。

家谱所见三篇宋元人佚文辑考

家谱所载文章历来真伪参半,许多文章是伪托之作。若能把家谱中的文献和现有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则可确定其可靠性。经考订,《旌德吕氏续印宗谱》所载吕俞《丰溪族谱序》、《吕氏族谱》所录方回《迁歙始祖吕公墓铭》以及《闽沙邓氏族谱》所收《安抚邓公柞行状》,都与现存文献史料相合,足堪信据,可补《全宋文》《全元文》之未备。其中从《安抚邓公柞行状》一文,我们可知宋代文人邓肃的从弟邓柞的生卒年。

慧苑音系声纽的研究

梵汉对音材料证明慧苑音系全浊音不送气,带同部位的鼻音音色;精、章组声母同时对译梵语c组辅音;舌音、唇音分立。

宣徽院与宫廷戏剧乐舞关系初探

宣徽院始置于唐,原本直接管理宫廷的音乐戏剧表演,其官带有技术官性质。五代以至北宋,宣徽院虽发展为总管宫廷事务的庞杂机构,但教坊等宫廷乐官仍隶属其下,宫廷乐人的乐籍一般也由宣徽院统领。辽、金、元各代均置宣徽院,且多与宫廷乐官机构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以上情况表明,宣徽院在中国古代音乐戏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论东晋庐山佛教和山水游记的发展

佛学对东晋山水审美意识与山水游记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以慧远为首的诸道人以佛眼看庐山,形成较为集中的游记创作群作。其作品融铸了大自然的生命活力和佛理的空明玄寂,体现出玄理与地志的双重影响,可视为游记成熟的标志。宗炳对山水观照进行了美学阐释,表述了澄怀味象、与道冥合的玄理旨趣,代表了慧远一派山水游记的艺术趋向。

马达加斯加武海马尔墓地的发掘与研究

马达加斯加武海马尔墓群有近六百座墓,其墓葬形制与同时期东非地区阿拉伯穆斯林的墓葬形制有着明显的不同,有些墓葬与中国穆斯林的墓葬形制有较多相似之处。部分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元、明时期的瓷器和其他随葬品,反映出武海马尔墓群主人可能是元、明时期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或东南亚的色目、回回商人,以及附属于他们的汉人、马来人或武海马尔当地土著,如他们的妻妾、子女、随从、伙计等,其中有些是受雇于穆斯林商人的汉人或者受穆斯林影响的汉人,因此,其葬俗保留了一些中国传统丧葬礼仪的痕迹。

略论慧远对道安的突破和超越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之后的一代佛学大师。他深居庐山,却能审时度势,勇于创新,除了佛学理论体系外,在佛教的诸多方面如恪守戒律、讲经说法、终极信仰、扩大像教等对其师道安有重要的突破和超越,一举成为整个佛教丛林当之无愧的领袖。

净影寺慧远著述考

净影寺慧远被中国古代佛教界尊为“隋代三大师”之一，著作宏富，影响深广。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考察了慧远的著作，首次考定《敦煌宝藏》所载Ｐ．２１４１号写本残卷乃是其传本《地持论义记》的一部分；更为细密地论证了其《大乘起信论义疏》的真实性；具体地推定了慧远首次著述的时间和《大般涅■经义记》的成书情况；同时亦简要论述了慧远对智■、吉藏、元晓、智俨、法藏等重要佛学家的影响。对于慧远的研究，这都是切实的推进。

龚廷贤养生思想探析

龚廷贤,明代著名医家,古代养生大家,其代表作有《寿世保元》《万病回春》。他重视"治未病"和老年调护摄养,对衰老阐发见解独到。本文从护养元气、调治脾肾、精神养生、食养、运动等方面初步总结研究,探讨、归纳了龚廷贤养生思想,认为其养生思想主要体现在养生防病重在保养元气、调护脾肾益寿养元、清心寡欲调神养性、提倡饮食得宜、重视调息养元等方面。通过以上研究,以期对当代养生保健事业特别是老年养生保健事业有所启示。

从高丽文献看元代的回回人

元代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也是回回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随着蒙古贵族的西征和东征,13世纪欧亚大陆的人群流动空前活跃。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被迁徙的人群带入了新的地区,与当地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进而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化。中国的回回民族就是在元代中外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新族群,其影响在当时就已波及域外。对此,元代的高丽国史籍有着比较充分的记载。

高丽藏本慧苑音义引《说文》的异文问题

高丽藏本慧苑音义凡122例征引《说文》,计释119字。其中有23例计20字涉及异文。这些异文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反映了慧苑时代汉语言文字的面貌。

庐山慧远的山水文学创作

名僧喜欢佳山水,自晋已然。东晋后期庐山高僧慧远三十余年迹不出山,多次游览山中美景,同他的一群信徒咏唱和描绘山水景物,成为早期山水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慧远的《游石门诗》、《游庐山诗》、《庐山记略》,是东晋山水文学的佳作,是了解晋宋之前庐山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宝贵资料,在中国山水文学史上产生过良好的影响。

论说一切有部“实有”观念对慧远思想的影响

慧远是中国早期佛教的著名高僧。他的思想理论对以后的中国佛教产生过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从慧远的佛学思想来看,他接受了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说,特别是其中“一切法实有”的思想,因而认为法性是法真性,是不变的实体。这与“缘起性空”的般若学说是不一致的,所以受到鸠摩罗什的批评。另一点是慧远十分欣赏犊子部一系《三法度论》所说的“有我”思想,以为“我”(慧远称之为“神”)是一种超乎精神与形体之上的东西,并因此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文中,以形尽神不灭的议论来反对当时的神灭之说。

谢灵运与慧远交游考论

谢灵运是晋宋之际的名士兼佛学家,慧远乃庐山高僧。谢灵运“志学之年”便崇拜慧远,发愿“希门人之末”,而且也曾游庐山,见慧远,为檀越,凿池筑台植白莲,应邀撰《佛影铭》。其庐山情结不为不笃挚,但“诚愿弗遂”,最终没有成为慧远的弟子。他与慧远的交往情形比较复杂和特别,若即若离的深层原因乃在于谢灵运诸端“心杂”的个性与思想特征。

中国中古《维摩经》诠释史略论

从中古以来《维摩经》注疏的思想史来看,该经在中国中古佛教义学中具有相当广泛与深入的影响力,对其讲疏之风也一度发展到巅峰。关于《维摩经》不同思想的注疏,从罗什、僧肇、僧叡、道生等一批关中学派,到地、摄诸论师,以及三论、天台、法相三宗诸师,均有相当数量与质量的成果出现。以中古《维摩经》疏为中心,可以探讨中古时期《维摩经》疏不同谱系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厘清关河、地、摄、涅槃诸师,天台、三论、唯识各宗的《维摩经》注疏之思想史脉络。此外,根据不同注疏思想脉络的分析,还可以对敦煌本《维摩经疏》(T2771)的作者与昙迁一系北地摄论师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推断。

论谢灵运山水诗对慧远佛教美学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谢灵运山水诗前人已指出其得益于佛教思想,尤其是慧远佛教美学思想对谢诗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谢灵运极物写貌的山水诗与东晋品鉴式的山水诗之间有质的区别,体现了美学思想的根本差异,这一点与谢灵运继承和发挥慧远佛教美学思想密切相关。谢灵运山水诗创造性地发展了慧远形象本体之学的美学思想,在山水诗的创造上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

法显行程与《法显传》的成书

东晋高僧法显及其所著《法显传》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有关《法显传》成书及与成书过程密切相关的行程节点问题,学界一直无法达成共识。通过重新审视已有文献,发掘其隐匿的内涵,才能得到更接近真实的结论。可以看出,法显出发和归国的时间分别是隆安三年年底前和义熙九年七月十四日,这是法显随时记录、积累素材的阶段;“请法显一冬一夏”的“刘兖青州”是刘道怜,法显是在彭城而不是去京口度冬夏,此乃法显开始整理并撰写《法显传》初稿的阶段;慧远不仅与法显有交集,且为其《法显传》题跋,这是《法显传》定稿的阶段。可见《法显传》的成书是法显不断记录积累资料,归国后先陆续撰写成初稿,然后经慧远劝令修改的长期创作过程。

文化视域中的慧远报应思想

慧远主要站在佛教的立场,对中土报应思想进行了改铸,从而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报应思想体系。慧远报应思想具有一些特殊的文化意蕴。

英华书院与晚清翻译人才之培养——以袁德辉、马儒翰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英华书院,在培养翻译人才方面亦颇有成就,袁德辉和马儒翰无疑是其中最负盛名者:袁德辉成为林则徐翻译班子重要成员,马儒翰则担任英方首席翻译。他们以其翻译作为对晚清中外关系乃至中外文化交流施加了重要影响,清政府亦藉此认识到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重要性,京师同文馆及各地广方言馆等学堂的设立就是这种认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