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通桥之战几个问题辨析

惠通桥是抗日战争“生命线”——滇缅公路经过怒江的一座关键桥梁,形势险峻,为兵家必争之地。日本为封锁中国、困死中国,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破坏滇缅公路,掌控其重要桥梁惠通桥,我军为阻止日寇进军,炸毁惠通桥后,在惠通桥附近展开了艰险的战斗,从而奠定了敌我怒江对峙的局面,惠通桥之战虽然只是小规模的局部战争,但在滇西抗战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在中国抗战史上也应有一席之地,因此,对惠通桥的建造及改造、炸毁争夺、怒江对峙局面等史料梳理就显得极有价值。

元代山东运河的开辟与沿岸社会经济发展

为了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朝统治者先后开挖了济州河与会通河。山东运河成为国家水路运输的交通大动脉。运河的贯通带动了沿岸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建设,促进了国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13至19世纪黄淮间运河自然史研究

1128年黄河改道,经由泗水入淮,改变了战国以来黄淮间运河与自然河流的关系。元开会通河以及徐州以下漕行河运,构成了运河与黄河利害并存的关系:黄河既为水源,又为水道,更以频繁决溢给运河以极大干扰。本文研究了黄淮间运河水道的重构过程与区域水环境演变,得出如下结论:(1)徐州以上,由黄河北泛泛道形成的耐牢坡河,对会通河济宁以南水道和泗水流域水系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徐州以上黄河决溢直接关系会通河-黄河漕运水道的水源丰枯。明前期引沁入汴入河的努力,维系了近200年黄河水道通航。河行漕运最后以徐州洪、吕梁洪淤塞而终结;(3)会通河济宁以南,徐州以下黄河水道的淤积是区域水环境蜕变,泇河、中运河及微山诸湖形成的主要动因。而微山湖等具有水源调蓄功能运河水柜产生,使运河最终摆脱了对黄河水源和水道的依赖,换来了其后大运河200余年的畅通。本文认为,黄河南行的700年间,在黄河南北泛道泥沙累积淤淀与运河工程体系运用的共同作用下,淮北平原自然环境发生了沧海桑田的改变,这是大运河不可忽略的自然史特性。

明代会通河水源补给问题初探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对加强南北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南粮北运方面更是功不可没,明代会通河疏浚以后,成为南方漕粮北上的必经之路,由于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枯涩之患多有发生,如何解决水的补给问题,成为保证通航的关键。在明代,会通河主要以泉水、湖水、河水为补给水源,及时地保证了通航。

《水浒传》的成书年份和罗贯中的生卒之年

《水浒》69回—81回所写的故事多于会通河有关。以此可以证明该书完成于明代会通河疏浚前后,即公元1402—1414年之间。罗贯中的生卒年为公元1330—1416年。

明代会通河水源补给问题初探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对加强南北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南粮北运方面更是功不可没,明代会通河疏浚以后,成为南方漕粮北上的必经之路,由于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枯涩之患多有发生,如何解决水的补给问题,成为保证通航的关键。在明代,会通河主要以泉水、湖水、河水为补给水源,及时地保证了通航。

论《坤舆万国全图》中的黄河水系--兼论李兆良“坤舆图黄河分流说”

李兆良先生《黄河改道与地图断代:中国地图学西传辩证》一文,解读现存《坤舆万国全图》中的黄河所处年代,推断地图的成图年代,认为地图中黄河分两支,为1194-1580年状态,不是利玛窦与李之藻时代的黄河。李兆良关于黄河变迁的讨论疏阔,完全忽视历史地理学、水利史界数十年成果。《坤舆万国全图》所呈现的黄河,是明后期河道,绝非明初甚至宋金元时期的分流河道,所谓的北流,不过是从徐州北上的运河。

遗产河道空间形态研究——以会通河阳谷段为例

后申遗时代,对于大运河保护发展的研究逐步变得系统、深入,基于河流的空间形态,可见河流生态、河漫滩湿地、水资源利用等方面的研究,但聚焦于遗产河道本体的空间形态研究较为少见。本文以中国大运河会通河阳谷段为例,对遗产河道空间形态展开研究,通过分析河道纵向、横向、竖向及时间四个维度,总结河道的纵向联动、梯级船闸的竖向起伏、河道的横向形态等空间特征,对河道提出保护利用建议,以期深化对于运河文化景观的研究。

元代《平阴张氏新茔碣铭》碑考释

《平阴张氏新茔碣铭》碑为新近得到保护的元代珍贵石刻,由平阴名儒李之绍撰文。碑文除可补《全元文》之阙外,亦对研究元前期山东地区铁盐官营、会通河开凿及元代吏制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碑文以元代一位吏员为视角,首先介绍了元代山东铁冶业与盐业的管理和发展,丰富了区域手工业史的研究内容;其次记述了元代会通河的开凿,为了解运河船闸与工程质量提供了新史料;最后梳理了吏员社会交往关系,为研究元代“吏”的选拔转迁致仕制度提供了重要史料佐证。

清代会通河北段运西地区排涝暨水事纠纷问题探析——以会通河护堤保运为中心

会通河的开通不只给沿线城市带来了商业的繁荣,还给运西地区带来了严峻的排涝问题。清政府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但没能有效减轻运西水患。为了保护运道安全,清政府对运西河渠疏浚基本持反对态度,致使运西河渠普遍湮废。民间的占种河道和地方官员的按地升科,加重了运西普遍存在的排水纠纷。围绕着排水纠纷,国家、地方、士民利益相冲突,但国家保运行为始终占据绝对优势,以致终清之世无法解决。运西严重的水患体现了运河影响下水环境的恶化,深刻影响到了民众的生产生活,是运河淤废以后沿线经济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

宁阳新见元马之贞《改修堽城坝闸记》残碑考释

2007年9月,山东省宁阳县京杭大运河元代堽城坝(闸)遗址出土元代都水少监马之贞撰《改修堽城坝(闸)记》残碑。该碑残存文字中有关于马之贞任职经历、元代山东运河(济州河、会通河)开凿、管理措施和堽城坝(闸)建设、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元代山东运河是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的关键工程,堽城坝则是其水源调度的关键枢纽,但相关史籍记载甚是简略,工程策划、组织和管理者马之贞的资料也付之阙如。残碑的发现为了解马之贞生平事迹,研究山东运河开凿的时代背景、具体经过以及河漕管理等问题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史料,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本文首次将碑文整理刊布,并佐以典籍文献记载,考述残碑所载史实,以补充和更正传世文献的缺失和讹误。

新见山东泗水元代《重修泉林寿圣寺记》碑考释

《重修泉林圣寿寺记》碑为新近发现的元代珍贵石刻,碑文对元中前期泗水神信仰、泉林寺建设、会通河疏浚有详细介绍,为研究元代大运河水利信仰及治理活动提供了新史料。碑文所示自元代开始,以泉林为河源的泗水神信仰具有了保漕佑运的重要意义,这与国家对水运的空前重视密切相关,其中对泗水神庙位置的记载则为了解明清庙址变迁提供了新参照。碑文对北宋至元中期泉林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清晰揭示,反映出寺庙既与时俱进增加关羽信仰,又通过地理近便的优势取得泗水神庙的管理权,由此得到官方大力资助,为厘清佛寺供奉道教神灵这一矛盾现象提供了重要阐释。碑文对作者康若泰与都水少监张仲仁的记载,均可补其现有史料的匮乏,为元代名臣个案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补充。

黄运关系与明清时期的改漕治河思潮

明清时期,为保障会通河安全,朝廷极力维持黄河南流,在苏北地区造就了一个以清口为中心,包括黄河、淮河、运河、洪泽湖乃至黄河(淮河)入海口在内的极为复杂的水文体系。对这个水文体系的维持和治理,超出了明清河道官吏的能力范围。以"保运"为前提的治河,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也牺牲了黄淮地区的利益,导致黄淮平原环境生态的不断恶化。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一"河漕困局"的危险,纷纷提出改良主张。但统治者出于政权稳定的考虑,只愿恪守祖制,惮于冒险更创,这些主张都难以实施。最后人力难为,黄河自行决口改道北徙。不过明清长期存在的改漕治河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为晚清黄河北徙的确定、漕粮海运的进行做好了思想准备。

京杭大运河会通河台前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位于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境内的运河是京杭大运河中会通河的一部分,目前均被淤埋在地下。为配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部门于2018年4月至6月,对该段运河及相关遗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测绘与勘探。基本明确了该段运河的河道走向,初步了解了不同地段的河床、河堤的基本结构和埋藏信息。此外,还确定了一些关键遗存的位置,为以后继续开展考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元新开会通河记》考释

杨文郁所撰《大元新开会通河记》一文是研究元代大运河的重要材料,但传世文献所载此文错讹甚多。《大元新开会通河记》碑刻的发现,可补传世文献所载碑文之不足。通过对拓片与传世文献所载碑文的比对,还可以廓清这篇碑文的流传线索。《大元新开会通河记》详细记载了会通河的开凿始末,以及会通河管理机构、闸坝的营建等重要信息,为研究元代会通河的开凿与管理提供了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