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东亚三国的贸易——以北京会同馆和东莱倭馆贸易为中心

前近代东亚地区在政治、文化和经贸等方面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以北京会同馆为中心的中朝贸易和以东莱倭馆为中心的日朝贸易相互关联、互动交织,共同构成了东亚三国的贸易商圈。朝鲜通过北京会同馆贸易输入清朝生丝再经由倭馆贸易销往日本,所获日本白银再次成为朝鲜贸易资本,投入会同馆贸易中,从而搭建了中日两国间的“银丝交易”贸易桥梁,推动了东亚三国贸易商圈的发展。18世纪中叶后,受日本限制白银等贵金属输出、日本白银改铸、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清生丝输入增加等因素影响,日本白银输出减少且朝鲜生丝输入中断,东亚三国贸易商圈逐渐衰落。

明代会同馆管理人员及其职掌考述

明代会同馆是明朝政府设立于京师的中央客馆。北京会同馆设立提督会同馆主事、大使副使、通事、医生及杂役等人员。对会同馆中诸多管理人员的设立、调整变化及其职掌作全面考察,是明代对外关系史和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明代会同馆职能考述

会同馆是明朝政府设立于京师的中央客馆。它不仅是接待外国和边疆民族使者的场所,也是明朝与四方使团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和进行外交活动的主要场所。会同馆活动是明朝与周边国家和民族接触并了解的重要渠道,有力地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清代会同四译馆论考

清代建有会同四译馆作为专门接待周边藩属国朝贡使节的馆舍与机构。会同四译馆还是清政府与周边藩属国贡使进行经济贸易的场所。会同四译馆的设置,对发展清与藩属国的关系起着积极的作用。

清朝会同四译馆中的朝鲜通事考论

清朝与朝鲜均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朝贡成为双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最主要方式。在清朝与朝鲜两国关系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作为翻译官的通事是必不可少的联系纽带。清朝设立会同四译馆作为客馆机构接待前来朝贡的国家,鉴于朝鲜内服最早、往来最为频繁,所以在不复设置其他国家通事的情况下却一直保留有朝鲜通事,由此体现出清朝与朝鲜关系的密切性和特殊性。会同四译馆中的朝鲜通事处于清朝与朝鲜交流的最前沿,肩负着翻译、敕使、迎送使臣、贸易等多种职责。朝鲜通事在履行自身职责的过程中,对增进清朝与朝鲜的交流和两国关系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元代会同馆论考

元代设有会同馆作为专门接待入京朝贡的周边四夷使节的客馆 ,它的设立对发展元与周边四夷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会同馆也是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建制的组成部分 ,在制度方面 ,承前而启后 。

明朝“提督会同馆主事”设置探微

“提督会同馆主事”是明朝礼部主客司为管理会同馆而设置的专职官员。本文通过对史料的进一步搜集排比,否定了提督会同馆主事最早设置于弘治五年(1492年)的一贯认识,认为可以上溯到50年前的正统(1436年-1449年)后期;指出提督会同馆主事在明朝总共设置过4次,虽遭受多次裁革,但废而复设,实际废置时间极短。提督会同馆主事的设置,凸显了明朝与外国及边疆少数民族之间交往的深入与加强。

明代会同馆对朝鲜使臣“门禁”问题研究

明代嘉靖以后,对朝鲜使臣出入会同馆严加限制。究其原因,既有防范朝鲜使臣在京的文化(禁书的购买)、商务(禁物的购买)和军事情报收集等活动的内因,又有牙子与朝鲜通事人员在违禁贸易中相互争利,以及会同馆借机从中"操弄买卖之事"等外因。朝鲜虽然屡次与明交涉,要求解除门禁,但由于朝鲜与明之间的所谓"事大"与"字小"的关系,实为两国间利益相争的关系,因此其交涉以失败告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清代会同四译馆门禁制度下的“币”“礼”“情”——《湛轩燕记》中以徐宗孟为代表的通官形象分析

清乾隆时期,朝鲜燕行使洪大容在《湛轩燕记》中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既贪婪腐败、暴戾苛刻又守信讲义、重情重礼的中国下层官员——徐宗孟形象。徐洪之间围绕着“币”“礼”“情”的交往过程,一方面揭示了清政治腐败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体现了清政治普通官员尚礼重义的传统礼义文化观。

元明时期会同馆差异初论

会同馆始设于辽、金时期,是为了适应中央政权与周边民族及四邻邦国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而设立的中央客馆。此后,元明两朝均设有会同馆。本文在吸收学界同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从隶属关系、政治规格及职能权限等方面对元明会同馆作一些比较性研究,以冀从另一个侧面剖析元明时期的民族政策和对外经济文化政策。

论明代会同馆与对外朝贡贸易

明代会同馆在明代朝贡贸易较为兴盛的前期、中期分别由兵部及兵部和礼部掌管。会同馆对于贡使从吃、喝、穿、住到看病、交易等方面给予照顾 ,以体现天朝大国“怀柔远人” ,其目的是彼此相安。同时明朝统治者也对海外诸国朝贡贸易作出了限制 ,采取封闭自守政策 。

元代驿站、客馆的建设及经济文化交流

元代的驿站交通非常发达,在中外使臣往来、经济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畅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元代对馆驿的建设也比以往各个朝代更为重视。会同馆不仅是接待外国使臣的中央客馆,同时,也是诸国使臣、商人进行官方贸易的场所。元代海上、陆路丝绸之路非常畅通,元代驿站、客馆的建设使国内驿站交通网与陆海丝绸之路相连接,有效地推动了元代与中亚、西亚、欧洲,以及东亚世界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傅斯年图书馆藏《松潘属包子寺等各西番译语》初探

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松潘属包子寺等各西番译语》,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藏,属于乾隆十五年(1750)编定的十一种"番书"系列,记录的是松潘地区使用的藏语方言,与原拟题为"松潘译语"(川一)的故宫抄本内容一致。通过与故宫抄本逐一进行对照,文章进一步判定此复抄本较故宫本更接近初编本。

清朝时期北京城内的朝鲜使馆建筑研究

朝鲜与明清两朝间的使臣往来,由于其承载了太多感人的两国交流的史话,促进了两国间文化交流而被传为佳话。两国首府都城内的使馆,作为两国使臣在出使国的主要活动舞台,不但代表了使臣国家的政治地位,也是其文化的主要承载体之一,留下了诸多使臣交流及两国文化交流的痕迹。两国驿路和驿站的构成,明朝政府是有明确规定的,北京城以会同南馆和北馆作为朝鲜使臣的主要馆舍。但在清初战乱恢复期,使馆条件较差,后期由于使团人数的膨胀导致两个使团在北京撞车的现象,所以北京使馆的使用经过了很多变故。该文即对清朝时朝鲜使臣的北京城内使馆的具体发展变化及使馆建筑构成情况进行分析。

清末北京使馆区的形成及其对北京近代城市建设的影响

清末北京使馆区的形成及其对北京近代城市建设的影响张宗平清朝末年，列强的坚船利打开了清帝国的国门，帝都北京的京门亦被打开，从此西方列强开始在北京陆续设立使馆，到１９０１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在东交民巷最终形成使馆集中区。北京使馆区的形成，无疑是列强对我...

清代琉球贡使居京馆舍研究

琉球国中山王不远万里派遣使臣向清帝朝贡,清帝对琉球贡使主从一行待之以上宾之礼.清政府参与接待工作的部门很多,如:福建督抚衙门负责奏报入贡日期、人数、贡使在福建馆舍(柔远馆驿)的衣食住行、挑选伴送官员及伴送贡使及贡物(硫磺贮福建藩库)进京等.贡使进京途经的浙江、江苏(含安徽)、山东、直隶等省的督抚衙门,负责贡使主从一行在本省内的伴送和奏报.贡使抵京后,接待工作主要由礼部承担,户部、兵部、工部、内务府等衙门分别配合承担财务报销、安全保卫、馆舍修缮、后勤保障等项工作.本文围绕琉球贡使在京城下榻的馆舍,结合档案史料加以叙述,旨在阐明清朝皇帝对琉球使臣的款待是周到细致和盛情有加的.

明代中央外事机构论考

中国古代一直没有专职外交机构,外事管理分隶不同官衙。明代在因袭唐宋旧制的墓础上,外事管理与分工更趋严密而具体,形成礼部主管、中央其他官衙协同管理的格局。其中,礼部主客司全面负责外事活动,会同馆为外事接待机构,四夷馆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外事翻译机构,鸿胪寺专司外事礼仪,行人司则以奉旨出使为要务。本文对以上机构的设置、沿革、职能等问题作了简要考察分析。

明代鞑靼、女真卫所与东北亚驿站交通网

元明鼎革,明朝在东北地区设立鞑靼、女真羁縻卫所,安置招降的故元将领及女真诸部,并沿途设立驿站,为明朝与东北地区的蒙古、女真部族朝贡贸易提供有利的交通网络。与此同时,在两京设立会同馆和四夷馆,会同馆是全国驿站的总枢纽,也负责接待四夷朝贡使臣。四夷馆负责培养翻译人才,并承担鞑靼、女真诸部进京朝贡的往来文书的辨验之责。明朝颁给鞑靼、女真诸部敕书,以此作为进京朝贡、进入马市交易货物的通行凭证。因此,明朝对前来朝贡的鞑靼、女真卫所酋长所持的敕书、进贡表文实行严格检查,具体由四夷馆的译官负责辨验敕书和进贡表文的真伪。明朝东北的驿站交通网是东北亚整体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明代急递铺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作为中国古代邮驿组织之一的急递铺肇始于宋，元朝已普遍推广，至明代则成为与水马驿、递运所并称的邮驿三大机构之一，且居于首位，日夜不仔地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服务，在巩固封建政权中起着巨大作用．急递铺也是中国古代邮驿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对其中不甚明晰的问题诸如急递铺的数量、急递铺的递送手段、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等问题做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还订正了过去人们长期认为叨代急递铺是马递的误解，而得出了明代急递输是步递的新结论。并指出急递铺的创立足邮驿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它的广泛设立也有助于商业的贸易，促进沿途经济的交往、文化的融合和风俗的同化。

明清时代的朝鲜使节与中国记闻——兼论《朝天录》和《燕行录》的资料价值

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鲜王朝(1392-1910年),又称李朝,是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朝鲜王朝建立后,她与中国的明朝以及清朝曾保持着频繁的使节往来.由于朝鲜王朝所派遣的来华使节,回国后往往要由国王召见,汇报有关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书状官,必须将途中以及中国的见闻记录禀报国王,从而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闻.一般来说,朝鲜使节访问明朝的记闻多被称为<朝天录>,而访问清朝的记闻多被称为<燕行录>.通过<朝天录>和<燕行录>,我们可以获悉很多明朝人和清朝人未曾注意或记录的情况.所以,<朝天录>和<燕行录>无论对于我们研究中朝关系史还是研究明清史,都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