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保护兼容性评价

自然保护地内及其周边社区生计活动关乎生态保护成效,推动保护兼容性生计成为协同保护与发展的可行路径。针对保护兼容性生计所强调的土地的多元价值及其在保护管理下生态、文化向经济价值的转换,探索开展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活动保护兼容性评价,衡量其在与保护目标的协同性和保障社区生计可持续的程度。研究在保护兼容性生计理论体系基础上,通过比较视角阐释社区生计保护兼容性的内涵,进一步整合文化生态学、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生计活动保护兼容性快速评价指标体系,形成生态文化、资源管理、生态影响和生计结果4个准则层、12个评价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武夷山和祁连山国家公园传统产业进行评价。研究表明,该体系能够在初步判断生计活动的典型特征后,相对精准地识别生计活动在实现保护目标时的协同性和可持续性的优势与不足;案例研究表明国家公园社区的传统生计活动存在相对持久的文化传承、较强的生态系统韧性和较为稳定的经济惠益,但在资源管理体系中实现现代与传统融合、经营主体合作共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等方面还需内力激发和外力引导。研究建议在运用快速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对标保护兼容性生计总体模式开展更为精细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应评价,寻求生计发展。

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响应和环境秩序

以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运用地理学相关空间分析方法以及线性扩散接连分析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生态要素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有:①黔东南非遗分布具亲山性、亲水性特点,3个区域的文化-生态要素各有不同;②非遗的环境依赖程度因文化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制作、营造、医药、生产以及饮食酿制类非遗的生态依赖最明显;③非遗具有一定的生态脆弱性,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侵蚀、水质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会影响到文化保护与传承;④非遗一方面依赖生态,一方面也因生态作用而扮演了建构、维系地方环境秩序的角色,直接表现为非遗推动跨县、跨海拔、跨地形地貌的生产分工与合作,在促进民族交流中具有积极作用。

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公众认知、态度及其提升对策——以南城县为例

该文了解了南城县居民对建设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认知和态度,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相关政府部门和项目管理者提供决策参考,使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取得更好的成效。该文自行研制问卷开展调查,对获取的417份有效问卷,运用描述分析法对公众认知及态度现状进行分析,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公众认知及态度的影响因素。南城县有较好的群众认知和态度基础,需进一步加大居民非遗和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活动及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参与度,使公众了解和支持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研究进展--基于CiteSpace的文献可视化分析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样本来源,对有关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文献进行整理与分析,结合CiteSpace的科学计算与可视化方法,从发文时间、作者和单位、关键词共现方式、关键词时间线图等对1995年1月-2022年8月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研究成果展开分析,发现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促进了地方文化、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地方文化的保存和弘扬带来了积极的社会效益。

以“整体风貌塑造”促“区域联动发展”——柯城桃源山居县域风貌区建设探析

县域风貌区建设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并实现共同富裕。在此,以柯城桃源山居县域风貌区为例,分析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区域联动发展视角下,从生态环境保护、地域文化传承、特色产业激活、公共设施配套和廊道网络整合五个方面探讨县域风貌区建设的目标与策略,以期为同类型项目提供参考。

区域视角下的福建客家传统村落空间特征

【目的】福建西部(简称闽西)因客家的聚居而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区,福建客家传统村落是在客家文化和闽西地理环境的双重影响下所形成的物质空间,对其进行研究可填补福建传统村落区域群体类型的研究空白,并促进福建客家传统村落的区域保护与利用。【方法】采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空间分维值和边界形状指数2种空间形态分析方法,通过民居类型、地形坡度、海拔高度、河流特征、村落空间、村落形态等村落特征信息,对闽西138个客家传统村落进行群体性研究。【结果】发现闽西客家传统村落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呈现地理空间分异状态。并从3个方面进一步揭示客家文化与闽西客家传统村落空间特征的关联性:村落对自然环境空间的被动适应体现了迁徙属性;村落空间的高致密化体现了移垦属性;村落形态的强凝聚性体现了宗族属性。【结论】揭示了客家文化影响下的闽西客家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和形成逻辑,为福建客家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有利于推动福建客家传统村落保护从单一保护向区域群体保护的发展,并构建一个均衡的闽西客家传统村落保护体系。

文化生态保护区游客非遗先前知识、感知价值与行为影响机制研究

文化生态保护区发展旅游业,不仅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重要措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传播的现实要求。文章基于知识-态度-行为理论和刺激-机理-反应理论,以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区和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为样本收集地,构建游客非遗先前知识、游客感知价值、满意度与忠诚度之间的影响模型,并检验旅游经历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游客非遗先前知识显著正向影响各维度的游客感知价值;(2)游客感知价值对游客满意度与忠诚度也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游客的文化感知价值显著正向影响游客满意度,成本感知价值显著正向影响游客满意度与忠诚度;(3)游客的成本感知价值分别在“非遗先前知识-游客满意度”“非遗先前知识-游客忠诚度”路径中起完全中介作用;(4)旅游经历水平的提高,会强化游客满意度对游客忠诚度的影响、弱化游客感知成本价值对游客忠诚度的影响。文章拓展了“知识-态度-行为”理论和“刺激-机理-反应”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应用范围,丰富了文化生态保护区游客感知价值与游客行为的相关研究,为文化生态保护区旅游管理机构在旅游宣传、活动设置、个性化旅游服务等方面提供了具体的对策。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环境决定论”到“文化生态学”的发展历程。文化生态学的研究,为明晰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对象和内容提供了思路,确立了文化生态保护的主要内容,从而区别于常规的单项非遗项目保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区域文化的认同往往是国族认同的基础;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从总体上激活族群的历史记忆、维护平等互利的族群生态,通过文化资源转化、文化交流,促进我群和他群的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共享资源环境和文化,从而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云南少数民族脱贫区濒危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路径

云南少数民族脱贫区非遗传统技艺因耗时耗力,制作成本高,传承人稀少,市场堵点严重等原因,濒临消亡。在此背景下,建设云南少数民族濒危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区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路径包括:保护区内划定专门的原材料种植基地;多元帮扶力量主动参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打通市场堵点,消费者主动融入文化生态保护区;唤醒传承人的文化自觉性,凝聚共同体认同价值,实现涵养非遗传承发展内生动力。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研究——以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国家文化部落实民族文化保护精神,整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批准设立的文化生态保护地域。基于文化生态、生态旅游等理论的研究,探索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生态旅游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以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探索了热贡文化生态旅游的资源条件与市场潜力,提出了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的模式和建议。

徽州古村落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模式研究

作为一种新兴的世界遗产类型,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迫在眉睫,但具体的保护方法却极其匮乏。古徽州地区是文化遗产资源的富集区,具有文化遗产保护的优良传统,积累了丰富的遗产保护经验。徽州古村落是中国传统村落的典型代表,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并具有地域文化底蕴深厚、遗产资源内涵丰富、遗产品味等级高等优势。借鉴徽州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可以从保护遗产的文化生态空间、做好遗产的修复复活、加强遗产的活态传承、挖掘文化遗产的现代价值等方面来探索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这是非常必要而现实的。

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关系研究

当前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等多项改革均进入关键时期,全国各地正全面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的核验和划定工作。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的相互关系成为红线划定的难点,相关研究亟须开展。通过对相关政策文件的文本分析,研究生态保护红线的内涵演变、发展特点,以及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的相互关系,提出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相互关系的2种模式,即包含模式和交错模式,并认为交错模式更能充分发挥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2种体制在保护最重要和最美丽国土空间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后,针对当前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提出2点建议。

地方依恋对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影响机制——文化认同的中介作用

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地方文化整体性保护的地理空间,地方文化资源是保护区内的核心要素资源,实现地方文化的有效保护和传承对于文化生态保护区显得尤其重要。然而受全球化的影响,存在对地方文化认同的危机或缺失的现象,进而弱化了地方居民对文化保护的意愿与行为。地方居民的积极保护行为是地方文化得以传承的基础。运用问卷调查研究方法,依据对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调查的552份有效问卷数据,从居民地方依恋的视角,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居民的文化保护行为机制进行研究,探讨地方依恋的四个维度,即自然关联、社会关联、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与文化保护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自然关联、社会关联、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与文化保护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文化认同中介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居民对地方依恋的程度越高,居民文化保护行为强度越高,提升居民地方依恋度和文化认同感有利于强化居民的文化保护行为。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旅游开发机制研究

文章定性分析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旅游开发机制,认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开发的实质是将文化旅游资源要素通过资金要素、人力要素、技术要素与制度要素集成为文化旅游资本,进而再通过保护机制、挖掘机制、激励机制、运营机制与约束机制开发为文化旅游产品,通过这一转变来实现商业目的.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开发过程中,有政府、企业、居民与市场等4大主体参与其中,并且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开发过程中要协调好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既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又要整合区域内的相关资源多样化发展,通过不同的文化载体发展不同类型的文化旅游业.

属地主义与协同失衡:江西环境跨区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地方属地主义与治理协同失衡是目前影响环境跨区治理的两大障碍,而中央对于江西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定位,使得江西迎来了提升环境跨区治理水平的契机。通过梳理目前江西环境跨区治理在体制机制、发展理念以及社会认知方面所存在的三大矛盾,文章提出以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为基础,构建三方协同监管、地方专职治理的环境跨区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结合江西当前经济社会现实,提出以＂河长制＂完善整体治理机制,以试验区建设巩固环保法律体系,以市场手段引入企业治理环境,以转型升级调整现有产业结构,以公众参与促进生态文明理念推行等五项措施,优化未来江西环境跨区治理的发展路径。

旅游发展背景下的徽州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

徽州文化遗产是皖南旅游区依托的重要旅游资源。立足于文化生态学理论,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提出旅游发展背景下的徽州文化遗产保护模式。认为建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打造皖南综合型旅游目的地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旅游发展与徽州文化遗产保护一体化的最佳途径和模式,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目标和保护方式。该模式可为中国旅游导向型区域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借鉴。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理论与建议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基于生态学视角下文化传承的新理念而设立的。与“生态博物馆”“民族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和“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对照,其在产生背景、经济基础、倡导者、选择标准、区域范围、性质、要素和功能、建设方式、文化自觉(原住民参与)、设立目的、保护原则等11项指标的测评中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在保护区的建设中,应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主体地位,对保护区的类型、层级和范围进行合理划分,完善遗产的认定、普查、存录、整理、宣传、教育、监督、退出、奖励等机制,从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扩展到文化遗产“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从外在的传承场所回到村寨、社区,在文化共同体中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形成保护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机制。

“文化生态”视阈下徽州武术文化保护的价值

武术文化在徽州先后经历了山越、新安、徽州三大时期。在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由于认识程度及客观原因等制约,使得对武术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尚处于初级阶段,而加大这种保护和传承的力度将不仅有利于徽州武术自身的发展,还会为徽州文化的发展开拓出新的空间。

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地方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基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调查数据

基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1561名地方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分层回归法分析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社区依附对居民的文化认同和社区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影响系数分别为0.248、0.244,生活满意度调节了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和社区认同的影响作用,影响系数分别为0.156、0.120;社区认同在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正向影响中具有一定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58,同时社区认同的中介作用受到了生活满意度的调节。

基于文化生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历史文化名城泉州为例

阐述旅游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影响以及文化生态保护的理念.以泉州为例,从文化生态保护的视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进行探讨.认为应坚持文化生态保护的核心理念,选择文化生态旅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结合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具体措施,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并提出组合型旅游产品开发、旅游商品开发、客源市场开拓与宣传促销的具体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