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中国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步缩窄背景下,需要对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进行评估。通过构建一个劳动力多元化流动决策的分析框架,阐释户籍改革影响劳动力城乡再配置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一轮户籍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未放开户籍管制的城市相比,放开落户限制城市持有农业户口且在农村地区就业的劳动力减少了3.4%,该效应可进一步分解为持有非农户口劳动力比重增加1.9%,流动人口比重增加1.5%;户籍改革引致的落户门槛降低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降低迁徙成本的同时提高了迁徙收益,促进了劳动力城乡间的再配置;城市财政压力、户籍所在地的农地价值、迁徙的心理与社会融入成本以及不稳定就业均会对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形成制约。拓展性分析表明,城市间落户政策差异引致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会进一步扩大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人力资本差距。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一线城市落户门槛,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释放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潜力。

人口流动与企业生产链长度--基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生产链长度反映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生产的复杂程度和分工地位。本文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在梳理特征事实与理论机理后,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人口流动对企业生产链长度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户籍制度改革在促进人口流动方面有较大突破,但大部分外来人口仍面临落户困境,且受教育程度有限;其次,实证结果表明户籍制度改革缩短了企业的生产链长度,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引致的人口主要流入了低生产率企业,只有协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与教育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才能显著延长企业生产链长度;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影响主要表现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公共服务质量较高的城市。

避责型块内分割:新型城镇化下小城市户籍改革困境分析

户籍改革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改革难点被归为发展型政府遵从经济激励,偏重土地城镇化而规避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出。外部激励的归因难以解释同一政策执行的地区差异,为何部分经济发达的小城市也难以开放落户?江苏省A市的案例表明,地方政府在遵从发展逻辑之外,还受到避责逻辑支配,呈现“避责型块内分割”:户籍改革由公安部门主管,但涉及的公共服务和资源部门众多,尽管部门权责清晰,改革的成本收益分布却并不对称;发达小城市教育用地机会成本高昂,扩大学位供给的难度加剧,资源短缺下社会不稳定风险增加,教育、国土等部门“买单不吃饭”,缺乏动力承担开放落户带来的新增成本。地方政府行为不仅受纵向激励、还受内部结构的影响,在资源约束的调节作用下,同类政策执行力度出现地区差异。开放落户除了需要中央政府的纵向推动,还需要地方政府发挥能动性来调节横向部门间的成本与收益,扭转非主管部门的避责行为。

“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的不匹配与政策组合应对

破解我国目前"空间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其突破口是土地征用体制的市场化,同时引入土地增值税和财产税来充实地方税基,从而为农村流动人口提供与"户口"相关的基本福利。土地制度、财税制度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是解决我国高速发展过程中"空间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不匹配问题的有效政策组合。

中国流动人口融合政策评估——基于均等化指数和落户指数的分析

当前中国流动人口融合政策包括均等化政策和落户政策。针对两类政策,论文分别构建了均等化指数和落户指数,利用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的8个城市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对其流动人口融合政策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8个城市的均等化水平都不高,城市之间差别不大,流动人口的均等化工作仍任重道远。东部城市倾向于将均等化作为吸引劳动力的重要政策,希望吸引"普通人力"保持GDP增速以"开源",而中西部城市更多考虑如何减少财政压力以"节流"。各城市的落户难度差异较大。一般而言,城市的行政级别越低、财政压力越小、人口规模越小、户口含金量越低,在该城市落户越容易。落户政策是地方政府吸引投资和"精英人才"的策略。

对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变动的分析和讨论

在我国人口结构快速转变、户籍制度深入改革的背景下,对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近年来的变动进行解读并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学术价值。文章从人口平衡公式出发,在把握影响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重要因素基础上对流动人口的规模变动进行因素分解,力图从宏观上构造流动人口规模变动的动态模型,结合近年来的户籍制度改革和流动人口子群体的构成变化讨论当前及未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动趋势。

“城市户口”还是土地保障:流动人口户籍改革意愿研究

基于2012年深圳市两个典型城中村1061份农村流动人口调查问卷,考察了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与用土地保障置换城市户口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愿意长久定居城市者仅占打工者的四成左右,愿意为城市户口放弃农村土地的也仅半数左右。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者、打工时间长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城市永久定居并为获得城市户口而放弃农村的土地,有孩子的家庭置换意愿更强,自我雇佣者不愿意为获得城市户口而放弃农村土地。在户籍改革中,对那些愿意用农村土地置换城市户口的流动人口,可以考虑作为城市户口优先覆盖的对象,并需要着重考虑城市户口所包含的子女平等就学公共服务的提供。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改革与突破口选择

新型城镇化的实施需要一个统筹城乡的系统性改革框架。目前已经出台的改革方案和政策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不足。本文提出,在中国主要农民工流入地城市,要尽快推动以"公共服务提供"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但户籍改革的关键应以城中村和城郊村土地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首先,赋予城市郊区的本地农民一定的土地开发权利,使其合法地为外来流动人口建出租房。其次,对利用很不集约的存量工业用地进行重整,将节余土地逐步转化为商、住用地,增加城市住宅用地供给。最后,在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地区,应重点推动农地整理,先整理后确权,并试点以"折抵指标"为主的土地发展权交易,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同步推进。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认知、现实影响与改革取向——基于上海的实证调查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建国初期优先发展城市重工业战略不可避免的选择。城乡二元户籍差异从来都不只停留在表面上,它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的制度性根源之一,改革现有户籍管理制度已成共识。本文基于对上海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认知及其对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福利影响的调查,提出以下城乡户籍一体化改革取向:户籍制度必须回归本位,与户籍相配套的公共服务改革必须按照人们关注的紧迫程度有序推进,逐步降低入城门槛,让市场调控人口流动,上海作为大量流动人口聚集地,户改更应关注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

中国城市积分入户制比较研究:模块构成、偏好类型与城市改革特征

作为一项混合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尝试,本文以11个样本城市的积分体系为研究对象,通过重构积分体系建立统一的认知框架,将定性资料转化为可量化处理的定量数据,进而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样本城市进行类型比较研究。研究发现,"筛选性"和"导向性"两条核心属性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城市在类型学上的疏离,积分制可以被认为是城市偏好的制度性表达,体现了城市治理精细化的发展趋势。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中国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更为宏观和清晰的学理性呈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解释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曲折性与不稳定性提示了新的视角。

中国“绿卡”的资格待遇问题:以本国公民社会权利演进为视角的分析

论文以国内公民社会权利演进为视角,探讨中国"绿卡"改革面临的永久居留资格待遇的界定以及相关问题。首先,考察永久居留资格待遇的内容,并将其与公民权利的研究相联系。其次,梳理中国的公民社会权利发展历程,重点分析地方户籍身份问题。最后,基于"绿卡"改革与国内的相关改革平衡与协调的立场,讨论"绿卡"资格待遇改革不同方案的可行性。论文认为,"绿卡"改革以吸引国际人才为宗旨,但不能以损害本国公民权利和公民意识为代价,不能形成永久居留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中国的公民权利建设还面临一些挑战,这是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改革的重要约束性条件;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大方向的人口管理改革与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改革需要协调推进;一个公民权利和公民意识健全、社会凝聚力强大的国度是吸引国际移民的基础,也是中国进一步开放和走向世界所必需的。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户籍制度自实行以来,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本文在对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历史回顾的基础上,着重梳理了当前学术界关于户籍制度研究的一些观点,并对未来户籍制度的改革进行了一些展望。

农户农村土地退出意愿综合影响因素探讨——基于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

构建了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分析框架,基于重庆市1 82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及其方向。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退地补偿因素和政策因素是影响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重要因素;个体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是影响户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基础因素;土地经营与利用因素、社会保障因素、生计与生活因素是影响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根本因素。具体来讲,户主年龄、家庭主要成员是否定居城镇、家庭是否有稳定非农收入来源、家庭主要成员是否参加新农保、"两地"是否闲置,以及对退地后住房、医疗与养老保险、生活质量的预期、退地补偿与购房补贴是否按时足额等,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户主是否长期在外非农务工、"两地"是否有位于城镇规划范围、退地政策是否多变以及退地后是否担心就业问题等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有显著的反向影响。

城镇化的双重失衡与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当前的城镇化面临着双重失衡,即不同规模城市发展水平的失衡和城市内部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分享城市福利的失衡。本文认为,由于城市中存在许多不依赖于户籍身份的福利,在不同城市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条件下,大城市中即使是非户籍居民的福利水平也高于小城市户籍居民的福利水平,剥离城市户籍福利含义的单一改革政策会造成外来人口向大城市进一步集中,最终导致大城市户籍控制加剧,使改革政策具有无效性。因此,应当改变单一地消除城市内部户籍与非户籍居民享受城市福利失衡的改革政策取向,转而致力于缩小不同规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失衡。

工具替代、利益阻滞与户籍改革中的政策“粘附”剥离

户籍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在户籍政策之上"粘附"着众多重要领域的社会政策,因而剥离这些"粘附"的政策就成为户籍改革的关键。尽管户籍改革举步维艰,但经历30余年的探索,一些领域的政策与户籍政策的"粘附"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剥离。基于政策变迁路径依赖理论的启发,提出"工具替代"和"利益阻滞"两个影响政策"粘附"剥离的关键变量。不同领域的政策与户籍政策"粘附"的剥离因其"工具替代"水平的差异和"利益阻滞"情况的不同而出现完全剥离、基本剥离、部分剥离、有限剥离等不同效果以及"区域剥离"的特殊情形。在后续的户籍政策及其"粘附"政策的改革中,鉴于"工具替代"空间提升的有限性,减小"利益阻滞"就成为努力的基本方向。户籍改革中的政策"粘附"剥离现象还显示在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转型时期,要加强各领域政策"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注意政策结构和政策关系的合理安排。

农村转户移民群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命题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由松动到局部试点再到整体改革探索,促推亿万农村转户移民陆续迁入城市,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进入为城市的发展输入了强劲的动力,助益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提速。但与此同时,新增的城市人口也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强烈的冲击与严峻的挑战。如何回应"户改"中新生社会群体的管理需求、切实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秩序并化解民意冲突,当为改革中的现实命题,对此,应积极导入现代法治理念、突破传统管理模式并构设民意疏通路径,通过实质公平指引下的利益配给、多元兼治与城乡联治结合以及决策民主基础上的矛盾化解机制,来实现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对户口制度及其改革思路的再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城市化的进展并不顺利,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这种情况与户口制度没有根本改变有直接的关系。文章提出,与计划经济时期比较,现在的户口制度已经有着实质的不同,不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的分配手段,而是体现了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并造成了社会的巨大裂痕。改革户口制度出发点应当是考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体现平等原则、实现劳动的主体地位、实现社会和谐。

在深化改革中促进就业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体制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在应对这次危机过程中,我们需要坚持就业优先的原则,把短期政策与深化改革有效地衔接起来,通过多管齐下来稳定和扩大就业,推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提高中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和冲击的综合能力,实现保障就业、改善民生和社会稳定等多重目标。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悖论及解释

中国户籍制度十分重要,但这个重要制度不断降低的门槛却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文章把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户籍性质的纵向变化与就业、社会福利、教育等相关领域的横向变化结合起来,解释了落户规模小、落户意愿低的原因,并提出如何正确评价户籍制度改革。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与户籍关联的其他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使附著在户籍上的社会福利逐渐被剥离,整体上户籍的作用被削弱;与此同时,随着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权利保障的落实,户籍差异缩小,部分边界消失,户口的意义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能光纠结于落户,也不能就户籍制度改革来评价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与收益估算：基于广东省的数据

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当前的一项重大议题,制度改革的财政成本和收益迫切需要得到准确的估算。从人口迁移和福利磁力的研究视角出发,本文聚焦于制度改革的社会救助福利成本与收益,在估算公式中纳入了区域福利水平差距、劳动者定居比率和福利迁移比率等数据指标进行估算。估算结果表明:现阶段制度改革的高昂财政负担和我国相对紧张的财政状况,使制度改革只能遵循渐进的方式进行,目前仍不具备立即推行全面改革的足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