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实证主义的价值论问题--制度法论的解决方案与反思

“是”与“应当”的二分自休谟提出以来,经过康德的阐发而逐渐渗透到法哲学研究领域,构成法律实证主义理论脉络中的隐匿线索。制度法论通过“制度事实”的概念架起了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理论联系,运用法律原则的工具实现了价值与规范的汇合,借助实践理性的范畴消解了事实与价值的背景差异。制度法论尝试构建一种融合事实、规范和价值的法律理论分析框架,以法律体系的开放性来回应价值论意义上的休谟问题。然而,“原始事实”与“制度事实”的二分无法有效地回应规范命题,“制度事实”的概念是对规范与价值间界限的混淆,规则体系在事实的前提中隐晦地演绎出规范性的内涵。制度法论虽然立意新颖,观点独特,但仍然陷入了事实、规范与价值的纠缠。

超越存在与非存在

当胡塞尔谈到所谓的“超越论还原”或“现象学悬置”时,许多人认为他避开了真理或存在的问题,理由有二:第一,胡塞尔明确指出,当我们进行还原时,不应再简单地“假定它既对我呈现又作为事实存在者而呈现”,并且应该悬置我们关于“现实存在方面”的判断;第二,胡塞尔在提到观念的“对象”时似乎没问题,即使当我们指的是非存在的、幻觉的或实际上不可能的对象时。这貌似表明,他对是否存在相应的“普遍的”对象问题不感兴趣。本文试图对此提出质疑,并将表明,他的研究不但从未忽略真理和存在的问题,而且将它们凸显出来。

基础规范对休谟问题的回应及其反思

近代之前实在法的正当性一直诉诸内容更高级的自然法来证成,近代以来以形而上学和神学为基础的自然法一度被斥为空谈,实在法开始向社会事实寻求正当性,但这一路径被休谟问题阻断。实证法学转而从法律本身寻求正当性,奥斯丁试图通过区分立法学和法理学来回避这一问题,凯尔森则选择直面休谟问题,提出具有康德色彩的基础规范来解决事实和价值之间不可通约的问题。凯尔森通过预设基础规范的最高效力来解决法律规范体系的效力来源问题,从形式上避免了休谟问题的诘难,然而基础规范之内容取决于构成特定秩序之事实,用事实决定之内容作为形式之鉴别标准,很难说从根本上解决了休谟问题。在限定的时空条件下,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来论证法的正当性,从而化解休谟问题,或许是更具有建设意义的次优选择。

休谟难题:能否从“是”推出“应该”?

“应该如何”是客体的“事实如何”与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发生关系时所产生的属性,是“事实如何”对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的效用:客体事实属性是应该如何产生的源泉和存在的实体;主体需要、欲望、目的则是它们从客体事实属性中产生的条件和标准。因此,“应该如何”是通过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而从“事实如何”产生和推导出的:“应该”等于事实对主体需要欲望目的的符合;“不应该”等于事实对主体需要欲望目的的不符合。这就是“应该如何”的产生和推导过程,这就是破解休谟难题之谜底。

休谟的经验论真的摆脱了矛盾吗?

休谟用印象和观念的区分克服以前的经验论者在经验来源问题上的矛盾。这一区分是以肯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为前提的。然而,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怀疑又否定了过去和未来的经验之间的相似性,这与他的经验论的根本前提相矛盾。他或者坚持他的理论前提而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怀疑,或者坚持对因果关系的怀疑而放弃他的理论前提。正是这样的矛盾启发了康德,他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休谟问题",并用过去和未来事件的连续性的先验图式解决之。

“休谟问题”与先验哲学——兼论胡塞尔对康德“纯粹理性”的超越

多层面的休谟问题所体现的对观念的追究溯源,对康德和胡塞尔先验思想的形成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康德借助于因果规律的客观性限定完成了第一层解决,但是失于论证不足以及对感性直观之杂多本性的前提性批判。基于对意向性本源的构造能力尤其是质料的先天综合的发现,胡塞尔揭示了被康德的先验哲学、甚至也被休谟本人所遮蔽的"休谟问题"的隐秘的本质,也揭示了一个更为原始的"先验"的含义。

实然、能然与应然——关于“休谟问题”的再思考

“休谟问题”揭示了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巨大鸿沟,留下了一个指向不可知论的难题。恩格斯从“实践,即实验与工业”出发,驳斥了休谟的不可知论,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增加一个“能然”环节,从而形成从实然(is)到能然(able)再到应然(ought)这样一个新的逻辑关系链条。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创新性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亚里士多德提出“制作”问题的重要性,以及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一著名命题的深刻含义;也有助于我们在现实中正确认识最常引发混淆与混乱的能然环节,正确处理实然、能然与应然三者关系,从而减少各种判断和行动上的失误。

论价值论领域的休谟问题

在元伦理学中,休谟的"是"与"应该"问题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问题联系起来,并成为其一个重要的教条。本文通过逻辑史考察,将实践的结构解析为"应该"、"做"与"是"相联系的环节,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解决价值论的休谟问题:"是"与"应该"的逻辑关系是一种偶然的、经验的关系而不是必然的、先验的关系。

归纳逻辑的现代发展

归纳推理是个别推出一般的过程,现代归纳逻辑在20世纪开始与概率理论相结合。休谟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提出的质疑,一直引起人们对此问题的兴趣。现代归纳逻辑不再把归纳推理看成是发现规律的方法,而作为检验认识的一种手段。

实质归纳理论能解决休谟问题吗？

诺顿提出了一种新的归纳理论:实质归纳理论,力图解决恼人的休谟问题。他认为在形式归纳理论中,归纳推理的有效性源自普遍推理模式。而在实质归纳理论中,归纳推理的有效性依赖实质事实。这就把对归纳模式的辩护转换为对实质事实的辩护,休谟问题也随之消解。针对实质归纳辩护进路的两个批评,诺顿一一予以了回击。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一种拱门结构的非层级经验主义。然而,我们发现,诺顿的实质归纳辩护进路还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

从整体辩护到局部策略——归纳问题解决思路的转变及哲学反思

归纳问题是归纳逻辑中的根基性问题,对它的解决经历了从整体辩护到局部策略,再向新的整体辩护复苏的思路转变。归纳问题至今依然存在。必须对之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才能推动问题的相对解决和归纳逻辑的进一步发展。

试论康德先天综合判断及其可能性

《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哲学的基础,主要论证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这缘于康德确信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应对"休谟问题"。康德所谓的先天综合判断并不存在,因为他没有正确理解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性质和可靠性,他所依赖的亚里士多德逻辑自身是存在缺陷的,他对"休谟问题"的所谓解决其实是回避。

“是——应该”问题及其解答

休谟提出如何从“是”推出“应该”,亦即如何从事实判断推出价值判断的问题。本文以该问题为线索,评述和澄清休谟道德哲学的主要观点,并对与此问题密切相关的“囚徒困境”作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解答,即:“是—应该”问题是不能彻底解决的,在这个意义上,休谟的“是—应该”论题是正确的。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是—应该”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即对于那些已经把长远利益作为追求目标的人而言是如此。因为对他们来说,追求长远利益已经是一个事实,因而必须考虑与他人或社会的合作,这使他们原有的同情心得到加强,从而产生名誉感和自尊心,进而达到正义和仁慈的德行。这样便从追求长远利益的“是”得出正义和仁慈的“应该”。

休谟问题:归纳推导的逻辑依据是什么——从“康德的休谟问题”谈起

休谟毫无疑问是一个典型的哲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休谟的思考可能比贝克莱更加"哲学式地"。这个特征在他的两个论题中得到鲜明而尖锐的注解:一个论题就是康德所理解的休谟问题,即因果问题,另一个论题是归纳的逻辑根据问题。从古典哲学和牛顿物理学的角度看,因果问题更加重要,但是从20世纪之后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来看,归纳问题比因果问题有更高的科学意义和哲学讨论的价值。休谟从经验心理学的角度,主张因果问题的心理主义解释;而康德则在先验知性的建构能力之上,正确地说明了因果原则普遍有效性的理性根据是什么。然而,康德却忽视了归纳问题的重要性,使归纳问题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在逻辑哲学和科学哲学发展到相当程度时,归纳问题才能得到妥善解决。

浅析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波普尔对“分界问题”与“归纳问题”的解决

证伪主义是波普尔在批判归纳主义与证实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证伪原则既是波普尔解决"分界问题"与"归纳问题"的关键,也是他的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为科学与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但也面临许多困难。

归纳问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探讨归纳问题不仅对于确立归纳逻辑的逻辑学地位意义重大,而且该问题的解决还直接关乎归纳逻辑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以及归纳逻辑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目前学术界对归纳问题的研究角度不一,内容各有侧重。同时,对现代归纳逻辑发展现状及趋势的不同看法也为解决归纳问题提供了更为恰当的思路。

因果性:怀疑论和先验论之辩

"休谟问题"影响巨大,康德对之进行了先验论证,然而其论证的重要性却被忽视或误解了。因果性是康德批判哲学的关键概念之一,康德从结构主义、形式心理学和建构主义几个方面对因果性问题进行了形而上学的论证,确认了"休谟问题"的经验有效性是可以质疑的,但其形而上学的客观性是可以建立的。康德并不是要反驳休谟的怀疑论,而是提供了另一条异于经验论的关于因果性的哲学解释。

论波普尔对“休谟问题”的解决及其理论效用

波普尔把休谟问题界定为:归纳逻辑是否得到证明,或者在什么条件下得到证明的问题。他在解决休谟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归纳逻辑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被证明为有效的问题,归纳逻辑的问题根本不存在。这确立了波普尔的反归纳立场。而这种在解决休谟问题过程中衍生的反归纳立场,正是波普尔确立"可证伪性"划界标准及其整个科学哲学体系的逻辑前提。可以说其整个科学哲学体系就是从中逻辑地演绎出来的。因此讨论波普尔对休谟问题的解决,对于理解波普尔的反归纳立场及其理论效用是很有帮助的。

质疑 批判 消解——“休谟问题”的波普尔方案及哲学反思

和演绎推理相比,归纳推理的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内容的扩展性和形式的非必然性。作为扩展性的非必然推理,归纳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休谟问题"的纠缠。该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能否对归纳推理和有关归纳信念的合理性提供证明以及如何证明。面对众多的积极辩护措施,波普尔另辟蹊径,在其批判理性主义基础上提出了釜底抽薪式的否定消解方案,即归纳推理因缺乏逻辑学依据和经验科学基础,故应被驱逐出科学方法论领域,从而归纳问题根本不存在。处理波普尔哲学的最好方式,就是对他的批判理性主义以及奠基其上的否定消解方案展开客观公正的批判和反批判。一方面,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中蕴含着深刻的质疑、批判、创新的科学精神及合理因素,其对休谟问题的消解方案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传统归纳方法和归纳推理的逻辑漏洞,但另一方面,隐藏在波普尔方案中的批判理性主义由于超越了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微小界限,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矫枉过正的极端否证主义。

“科外幻小说”的建构——基于梅亚苏对“休谟问题”的回应

追溯了法国哲学家昆汀·梅亚苏对“休谟问题”的论证路径,得出了“偶然性的必然性”即万物的非存在是“偶然性”的这一论点。阐述了建构“科外幻小说”的意义,分析了书写“科外幻小说”的局限所在,认为“科外幻小说”比抽象的哲学理论更鲜明有力,它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以哲思触碰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