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比较视野下的晚清湖湘文化生态

在自然生态方面,湖南有一定独特的优势,江浙、岭南处于沿海地带,受海洋文化影响较大。学风地理分布各有自身特色,反映在学术群体的治学路向上亦各有不同。人才群体湖湘以军事人才占据优势,江浙一带以学术人才为主,岭南则在革命人才上有其特点。

郭嵩焘外交性格及其实践的再思考——基于湖湘文化的视角

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是晚清外交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要理解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就必须了解其外交性格,而要了解其外交性格,就必须联系湖湘文化。作为晚清杰出湖湘人物中的一员,郭嵩焘重"势"讲"理",形成了一种"霸蛮"与"灵泛"相杂合的外交性格。这种外交性格的形成,既与孕育了郭嵩焘的湖湘文化这一大背景相关,又是郭嵩焘本人独特生活经历的必然体现。秉持这一外交性格,郭嵩焘既取得了不少外交成就,也留下过一些失误或败笔。分析这种外交性格的形成及其实践,对于进一步理解郭嵩焘外交思想与实践的复杂性,深入研究晚清湖湘文化中积淀下来的外交思想,推动中国外交理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晚清湖南刻印医籍研究

晚清时期,湖南各地出版机构和个人雕版刻印了大量医学书籍,尤其以方药、疫病以及传统畅销类医书多见,也包括部分清代湖南医家的学术著作。医籍刻印不仅适应晚清湖南社会各阶层对医学文本的需求,也扩展了地方医家学术成就的传播和影响力。

清末新政初期湖南改制书院兴办学堂的章程问题

在清末新政初期湖南改书院兴学堂的过程中,为了使各地兴学育才有章可循,订立办学章程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1902年初,湖南巡抚俞廉三通过考察比较东西各国学堂制度以及山东学堂章程,制定并推行了《开办大学堂章程》及《开办蒙养小中学堂章程》,全省迅速形成有序的学堂体系。随后,清政府先后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与《奏定学堂章程》又成为湖南办学的新标准,先后得到了省府的大力推行。俞廉三不仅重视办学章程的制定,也以各种方式督促地方严格按章程办学,从而使得新政初期湖南书院改制的数量和速度都明显领先于其他各省。

同光之际两湖地区淮盐引地规复之争

自同治至光绪年间,淮盐因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而失去了在两湖地区的大部分引地。为规复两湖引地,两江总督采取了种种措施:从重税邻私到禁止川盐入楚;从川、淮分界行销到代完川、鄂饷银;从设卡辑私到设卡缴税;从加强运销机构管理到提高淮盐质量。然而这些措施却遭到了四川总督、两湖地区督抚的联合抵制。"引地规复之争"背后折射的是地方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同时也反映了盐业从生产、分配到运销、管理最终走向市场化的历史必然性。至光绪中叶,在中央政府的催促下,淮盐盐引虽然恢复,但私盐贩运依然屡禁不止,此后也一直未能彻底解决。两淮盐场遂逐渐转向垦殖。

清末私盐对湖广市场的争夺与政府的缉剿

本文主要分析了清末湖广盐业市场上私盐的种类以及私盐对湖广市场的争夺。清政府为了筹措军饷、裕实国库,对私盐采取了严厉的禁缉措施。通过官、商、私对盐利争夺的分析,折射出了全国市场走向统一的趋势。

清末民国年间湖南走进世博会述略

1903年在日本大阪、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1905年在比利时列日、1911年在意大利都灵、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各届世界博览会上,湖南都送去了展品,并不断获奖。通过这些参展活动,湘籍人士提高了向西方学习的意识,增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以壮大国力的观念。

湖湘理学传统及其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湖湘理学属于宋明理学的独特分支。因受地域文化氛围影响,呈现出"讲性理、笃践履、重经世"的学术传统。岳麓书院作为湖湘理学的重镇,自宋代伊始便肩负起传播湖湘理学之责。时至晚清,以岳麓书院学生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深受湖湘理学传统影响的士大夫们,通过毕生道德之践履、经世之举动、倡学之实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整个晚清社会,从而部分地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与学术风气,助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晚清湘学发展的县学因素

湘学在经历了元、明时期的相对沉寂之后,进入了晚清繁盛时期。促成这一时期的繁盛现象,除了学术发展内在的规律及客观环境外,县域人文因素或曰县学的积淀,是重要的元素。新化邓显鹤于湖湘文献特别是船山遗书的收集整理、湘乡曾国藩经世理学士人群体的崛起、浏阳谭嗣同对中西学术的融通,促成了晚清湘学的发展与转型。

乡邦世族与晚清诗学传承——以湘社为例

以易顺鼎、程颂万为代表的湘社作家群,集中体现了乡邦世族在晚清诗学传承中的作用。世传家学是诗学传承的重要途径,并造就家族文学的思想底色;对本家族文学造诣的自豪感维系了传习文学技巧的热情,以及统一文风在家族代际禅替间的稳定;家庭独特的文化氛围,还会浸染进作家的创作个性。家族在文化圈子内和地方上的影响力,能帮助作家获取文化资源,掌握传播领域话语权,并促成第一读者给出正面的权威批评。女性文学的传承附庸于家族文学。

论晚清学术与湖南学术思想之流变

嘉道之际,晚清中国遭逢重大转变,湖南亦然。处于这一转变之机的晚清学术,其自身的嬗变与社会转型都要求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于是在嘉道之际,学术界出现了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经世致用之学等新的学术思潮。而湖湘士子尊奉程朱理学,包容众家之长,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对湖湘学术传统的变迁则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晚清民初湘籍士人的日记与私人阅读

《李星沅日记》《曾国藩日记》等八种日记的作者皆晚清湘籍士人,日记的起止年限皆在五年以上,而且日记对阅读都有或繁或简的记录,可谓是私人阅读的真实呈现。通过对这些阅读文献资料的整合、比较和分析,可一窥晚清湘籍士人日常的阅读行为,并从中探析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对异域文化的消纳和对新型阅读媒介接受的过程,以及他们试图通过阅读来缓解社会带来的焦灼与危机的努力。

浅析晚清清流派与各政治派系的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晚清清流派①与洋务派、顽固派及洋务派中的湘、淮系军阀的关系,说明清流派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比较开明、进步的政治派别,属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范畴,是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继承者。

《湘报》与晚清湖南信息传播模式的现代转型

媒介不仅传播信息,而且对人的思维方式、社会关系、身份建构都会产生深刻影响。《湘报》从变法维新、改革现存秩序的目标出发,在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与传播效果等方面,将“传达者”的官报传播模式,改造为“启蒙者”的现代化传播模式,重构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方式。如此,政党与传媒携手,成为意见竞争的参与主体与主要方式,传媒成为意见竞争与关系管理的平台和现代政治运作的基础,其极大地增强了现代传媒的传播力,也为近代湖湘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渠道。

论邓显鹤的救荒策略

邓显鹤是清代中后期湖南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虽以校刊船山之学而扬名,但其救荒思想同样突出,诸如:发扬前人以"富民"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仁人胸怀;主张备荒要注重仓储建设和人才管理;强调救荒要重视乡村赈济,灵活运用经济规律,要求全面加强地方管理以及重新定位民间贫富关系等。邓显鹤的救荒思想不仅反映了他对明清以来救荒经验的总结和救荒思想的新发展,也体现了以他为代表的士绅阶层经世致用的思想。

《铜官感旧图题咏册》的文学价值——兼及其成书、刊行与校理

《铜官感旧图题咏册》是十分重要的湘军文献,所收诗文,丰富了湘军史料,具有文学、史学双重品格,是近现代旧体诗文研究、尤其湘军文学研究的重要宝库。

论清末湖南经济发展中的殖民色彩

清末,随着岳州、长沙相继开埠,殖民主义这把"利刃"刺进了湖南的"胸膛",使湖南迅速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产业投资结构极不合理,"洋船"垄断了湖南航运业,对外贸易的畸形性特征十分明显。

晚清湖南地方财政的形成及问题

晚清政局大变动,湘军影响着湖南地方财政的形成。在维新运动与清末新政的推动下,湖南地方财政开始近代化的尝试,在税制、地方金融体系、财政制度与政策方面均有一定的近代化取向的创举。但是,湖南地方财政存在着诸多问题,财政管理的混乱、入不敷出、支出结构问题,以及财政对金融的侵害,表明了地方财政近代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殊社会群体,其崛起特殊,构成复杂,分化缓慢,涉足范围广阔,社会影响深远。这个社会群体不仅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的政局和乡土社会的变迁,而且不断地瓦解着晚清的国家政权,影响着清政府各种制度的变革。

粤汉铁路与晚清湖南政治变迁

晚清时期,粤汉铁路作为近代湖南最大的实业,在其建设过程中,湖南省内各种政治势力如以湖南巡抚为代表的官方势力以及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等都曾深度介入其中,试图使粤汉铁路湖南段的建设能够沿着各自政治力量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湖南新政是湘省铁路事业的最初原动力,陈宝箴主持的湖南新政,打破了近代湖南的保守风气,铁路等实业受到了湖南绅商的重视并借粤汉铁路筹建之机,积极延路入湘,为湖南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长远的基础。粤汉铁路定线湖南后,围绕着粤汉铁路的建设,湘省官、绅、商等各方势力均积极介入,他们既斗争又合作,由此对粤汉铁路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