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概况

胡仁·乌力格尔在东部蒙古地区产生并广泛传唱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 ,学者们对它的研究只有 80年的历史。最早着手研究胡仁·乌力格尔的是国外学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蒙古国的学者们 ,前苏联、德国、匈牙利、英国、日本国学者也很注重胡仁·乌力格尔研究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胡仁·乌力格尔”的载体胡尔奇研究——以“毛依罕杯”胡仁·乌力格尔大赛实况分析为例

2006年中国曲艺家协会等单位在毛依罕的家乡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举办了“纪念曲艺大师毛依罕诞辰100周年活动暨中国.内蒙古乌力格尔艺术节”。此次艺术节云集了众多民间艺人,他们在地区分布、年龄结构、演唱内容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

探析蒙古族曲艺艺术“胡仁·乌力格尔”面临的危机

蒙古族具有丰富的口头文化遗产,蒙古说书艺术"胡仁·鸟力格尔"(胡仁·乌力格尔是说书艺人用低音或中音四胡边拉边唱古今中外故事的一种曲艺形式)是其中的一朵奇葩。但是,如今,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胡仁·乌力格尔"艺术,由于多种原因失去往日的辉煌,濒临消亡的境地。1."胡仁·乌力格尔"艺术正不断失去赖以生存的听众;2."胡仁·乌力格尔"的载体胡尔奇(说书艺人)日益减少;3.胡尔奇演唱"胡仁·乌力格尔"的地域范围越来越缩小;4.胡尔奇演唱的"胡仁·乌力格尔"之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

试论胡仁乌力格尔《封神演义》在蒙古族地区的影响

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通过蒙古族民众喜闻乐见的胡仁乌力格尔形式在蒙古族地区广为流传,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蒙古族民间信仰、蒙古族民间文学以及蒙古族民众的历史观等方面。

胡仁·乌力格尔《隋唐演义》对《说唐演义全传》的因革

布仁巴雅尔《隋唐演义》的原型是清中叶时期的《说唐演义全传》写定本。布仁巴雅尔对《说唐演义全传》展开加工与再创造,对它进行不同程度的口头化与蒙古化,使它成为具有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特色的口头文学作品。

论蒙古族民间说唱艺人对汉文书面文学人物心理的重塑——以《封神演义》为例

蒙古族民间说唱艺人——胡尔奇将汉文古典小说作为底本进行说唱时,在勾勒人物心理的过程中,进行从无到有或在原有情节基础上的深度渲染等诸多重塑,使人物形象更加贴近生活,从而使说唱文本更适合口头传唱的特点,最终达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论明清小说在胡仁乌力格尔中的传播

"胡仁乌力格尔"也就是蒙语说书,其最初演唱底本主要来源于明清小说。胡仁乌力格尔是对明清小说的传播,其传播形式多样、传播内容丰富,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变化,使胡仁乌力格尔这种艺术形式成为蒙汉文化交融的典型例证,展现了蒙汉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实。

论胡仁乌力格尔对明清小说的改编

胡仁乌力格尔即蒙语说书,是蒙古族民间活态艺术形式,其故事的最早底本主要是明清汉文小说。胡仁乌力格尔对明清小说的改编主要有因袭、截取和杂糅3种方式。3种改编方式既各具特色,也不免留有遗憾。胡仁乌力格尔作为弥足珍贵的口头文化现象,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在碰撞和交流中产生的,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

论历史演义类胡仁乌力格尔叙述模式的基本特征

历史演义类胡仁乌力格尔,表演历史悠久,自清代以来久唱不衰,足见其在叙述艺术上的成就。其叙述话语由散体的道白和韵语的唱词两部分构成,用以叙人、叙事、叙情、叙景;胡尔奇采用全知的叙述视角,控制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作品的主题思想;胡仁乌力格尔作品中设置的时空往往是非常自由的,具有主观想象的、虚拟的特点。

胡仁乌力格尔与鼓词比较研究

胡仁乌力格尔与鼓词的兴盛时期同为清代中后期,这两个分属不同民族的说唱文学的关系如何,是本文考察的重点。本文从说唱体制、题材内容、流行时间及地域三个方面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这两种说唱文学确实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外来佛教本土化的滥觞——吴地魂瓶上的佛像、胡人形象

文章从吴地魂瓶上的佛像和胡人形象入手,透视佛教初传吴地时的本土化特征,从而揭示了: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兴盛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本土化是佛教初传时被迫的选择,也是明智的选择。

蒙古族本子故事《契僻传》与胡仁乌力格尔故事情节比较

蒙古族本子故事《契僻传》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胡仁乌力格尔说唱本是在蒙古族本子故事《契僻传》的基础上进行演述的,说书艺人结合自身的修养和能力对本子故事进行了适当地改编。通过对二者进行比较,探析蒙古族本子故事《契僻传》到胡仁乌力格尔说唱本在故事情节上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能体现当代蒙古族民间艺人在说唱艺术上的创造能力,而且能彰显蒙古族胡仁乌力格尔独特的艺术魅力。

从胡仁乌力格尔发展过程探析蒙古“故事本子”的含义

研究胡仁乌力格尔的发展变化,蒙古"故事本子"是其必然要提到的独特文化概念。蒙古"故事本子"主要指明清时传入内蒙古东部区,经过蒙译的汉族历史故事和演义故事的抄本,其在演变过程上,起初为"故事本子",随后出现"本子故事",并逐渐发展为现在意义上的胡仁乌力格尔。对它从命名到内容、传播方式、变化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可以理清"故事本子"在胡仁乌力格尔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历史作用。

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语词程式研究

胡仁·乌力格尔是口头演述的艺术形式,胡尔奇需要耗费十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十个小时来创编一部完整的胡仁·乌力格尔。他们在演述胡仁·乌力格尔时,常常会使用一些固定语词或词组创编诗行。这里提到的反复出现的固定语词或词组指程式。胡尔奇布仁巴雅尔在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同样使用各类程式,本文从他演述的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中选取与人物、器物和行为相关的程式,对其展开较为精密的分析,以揭示布仁巴雅尔的演述技巧,以及归纳他使用程式的规律和风格。

吐鲁番出土胡人俑造型艺术解析

胡人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对中国汉唐之际的社会产生过激烈撞击，因而亦遗留至今许多精彩诱入的文化遗产。而胡人俑作为雕塑艺术中一个独特的造型，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历史进程中的艺术积淀和人物见证，为历史提供了不可磨灭的依据。从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墓葬以及鄯善县洋海墓地中出土的大量胡人俑，自形象特点、制作方式和风格、艺术价值等方面，也进一步印证了这点。

汉地胡风－唐诗中的胡人形象探索

本文藉由唐诗中使用「胡」字、且以人物作为描述者为考察，探索诗中所呈现的胡人形象。可以发现唐诗中的「胡兵」一词，体现出胡汉双方关系的紧张程度，除了可以作为边疆征戍的代称外，在安史之乱後多见为敌人的指涉。而「胡人」一词，则主因迥异於汉人样貌的外形特徵而为描述上的连结，包括满脸大胡子、深目高鼻、卷发等。至於「胡姬」一词，展现异国来到长安的女子身居酒肆之中，与长安少年连结、也与诗人连结，展现出能歌善舞的异国风情，特别是唐代盛极一时的「胡旋（腾）舞」的况味。而「胡僧」一词，则展现胡人域外见多识广与信仰神秘性的结合，而呈现出特异功能神识的一面来。最後「胡商」一词，呈现出的形象是携带珍奇商品循水路至南方经商的概念。

简牍所见秦汉“户人”“家长”新释——兼论秦汉国家权力对基层家庭的治理

简牍所见秦汉“户人”是国家授予田宅、爵位的法律主体,也是户下私奴婢的所有者,官方可通过“户人”管理基层家庭。简牍诏令所见“家长”并非传统的“尊长”,而是一种狭义的法定身份。“家长”需要承担向官方申报、审查相关租税的义务,并承担连带责任。“户人”与“家长”均是国家治理基层家庭过程中,利用行政手段赋予家户管理者的法定称谓。无论是刚性的“分异令”政策,还是柔性的“名田宅”制,都共同促使基层社会形成小家庭模式,也使得“家长”与“户人”趋于统一。

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

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在北朝至唐代塑像、壁画中频频出现,通常由胡人牵引,满载货物、用具,它们的形态、组合、驮载的物品等,暗示着当时社会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更新,其图像成为“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胡人”与“骆驼载货”的组合反映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品的交流、信仰观念的传播、不同的文明的碰撞融合,蕴育出了以“胡汉”相融为特色的唐文化。

晋青瓷胡人骑神兽烛台及相关问题

山东洗砚池晋墓出土青瓷胡人骑神兽器物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同类器物,皆为西晋时期南方越窑所产的青瓷精品,其性质为烛台,东汉以后世家大族与士大夫对蜡烛的普遍使用是此类精致的青瓷烛台流行的时代背景。胡人骑神兽造型在东汉时期的器座、画像上已经较为常见。汉晋时期流行的神仙信仰中以西方的昆仑和西王母为中心,同时早期佛教也附会入西方的神仙信仰中,胡人也被看作与西方的神仙信仰相关,有些被表现为仙人。

论宋代的胡人

文章认为"胡人"的概念在宋代有三种情况:一是宋人称党项、契丹或者女真等北方对手为"胡人";二是指先秦至宋以鞍马为家的北方游牧民族,其中指汉代匈奴的情况较多,并多出现在宋代文人的诗文中;三是指来自遥远异邦国度的商人,与宋代海外贸易有一定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