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研究:变迁逻辑与共时场域

当前,以为农服务为宗旨的供销社面临重新定位和再发展问题。文本立足“新时代供销社何去何从”主题,基于注意力变迁视角及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的整合,在系统梳理供销社演化脉络和变迁逻辑的基础上,分析现阶段供销社的综合改革场域。研究认为:鉴于不同时期国家对乡村建设中供销社的角色呼唤有其时态语境,新时代的供销社应遵循注意力变迁逻辑并由此呈现渐变性特征。从长期看,供销社要把握历时演化的内在逻辑,释放作为“四不像”组织的灵活性,服务党和国家战略;从短期看,要以治理注意力为导向,从国家层面与供销系统两大角度探索改革方向与举措,助力供销社综合改革有效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数字治理标准化建设:实践逻辑与经验启示——基于“德清经验”的案例分析

加快推进乡村数字治理标准化建设,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数字治理格局和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基本要求。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探究德清县乡村数字治理标准化建设,发现其构建起了行动、环境、绩效“三位一体”的实践逻辑,即分计划、实施、推广、评估四个阶段激发不同行动者有序开展建设行动,围绕条件保障、凝聚共识、建规立制等方面优化建设环境,通过创新协商共治模式和追求乡村善治结果提升建设绩效。德清实践表明,高质量推进乡村数字治理标准化建设应坚持以民为本、注重多元协同、强化条件保障、健全制度体系和做好绩效评估。

多元协同治理如何助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基于R县“村超”赛事的制度分析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对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村超”赛事反映了社会、政府和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合作生产模式,该模式起源于社会公众的自组织行为,即公众主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协同治理通过社会酝酿机制、市场助推机制、议程吸纳机制和行政赋能机制提升合作生产治理效能;多元协同治理下的合作生产是多层行动舞台联动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针对不同层次行动舞台和合作生产所处不同阶段,上述四种机制的运用需要考虑其权变性和阶段适配性。将合作生产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相结合拓展了合作生产的理论体系,此外,基于典型案例阐释中国情境下的合作生产机制和制度化过程也具有创新性。

同源异流?基于IAD框架的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效果差异化机理研究

研究构建IAD框架对试点效果差异化原因展开分析,发现在行动情景内部,差异化的内生变量导致试点效果不同,高校内部形成明确分工和转化流程,科研院所权属比例和转化流程尚不明确,高校改革属于自下而上的“基层首创”并触动顶层设计,科研院所改革属于自上而下的推动;在收益与成本关系上,高校科技成果有较大商业价值,转化收益具有可预见性,科研院所大多从事公益和基础性质研究,经济和社会效益不明显。研究提出,根据单位属性和成果类型分类推进改革工作,发挥政策引导和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形成科学的确权程序、流程和比例;建立专业化转化平台,注重专业人才培养;建立职务科技成果退出国有无形资产管理机制。

试点地区农户跨村有偿实现宅基地资格权探究——基于安徽省凤阳县燃灯社区的考察

研究目的:探索宅基地农户资格权保障机制是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重点探索的内容,研究在新一轮改革试点背景下跨村保障农民户有所居何以实现,为试点地区探索宅基地资格权的多种实现形式和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研究方法:基于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燃灯社区的考察,从公共池塘资源治理视角出发,借鉴IAD分析框架,分析试点地区农户跨村有偿实现宅基地资格权何以实现。研究结果:科学合理的村庄规划是农户跨村有偿实现宅基地资格权的前提;不同行动情境下约束各主体行为的规则框架是农户跨村有偿实现宅基地资格权的关键;宅基地常务理事会积极作为是农户跨村有偿实现宅基地资格权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研究结论: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中,试点地区需要加快“多规合一”村庄规划的编制工作,重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围绕保障农民基本居住权,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框架下进一步探索农户宅基地资格权的多种实现形式。

MAIA——建立在IAD框架上人工社会模型

通过比较BDI、SugarScape、MAIA三种Agent模型结构特点,介绍了MAIA结构与IAD框架之间的联系、构成MAIA元模型五个模块(集体模块、体制模块、物质模块、操作模块、评估模块)的作用和包括的内容,以及利用MAIA元模型建立人工社会的步骤.

基于IAD框架的国外流域生态补偿制度规则与启示

流域生态补偿是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和流域水资源利用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工具。制度由规则构成,流域生态补偿应该包括哪些规则以及这些规则采取何种形式会对实施补偿的最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应用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的规则分类讨论流域生态补偿的规则安排,旨在更加深刻地理解规则在流域生态补偿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介绍了作为理论基础的IAD框架应用规则,运用系统评价法对国外流域生态补偿案例的文献进行回顾,总结归纳一组成功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所具备的特定规则,基于这组规则为我国建立可复制、可推广的流域生态补偿提供借鉴与启示,以期能将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流域生态资源的治理效能。

村庄特征、民主治理对村级公共品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IAD框架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借助IAD理论框架,将村庄特征分为物质属性、共同体属性、规则三个维度,基于CLDS2016数据,用熵权TOPSIS法对村级公共品整体供给水平、供给结构分别进行量化,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村庄特征、民主治理对村级公共品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内宗族异质性越低、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口规模越大、人均农业用地面积越多,越有利于村级公共品整体供给,也有利于村级非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人口规模越大、村庄距离县城越远,越有利于村级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行政村中自然村数量对村级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产生负向影响;民主治理更有利于村级非生产性公共品的供给,且在村内平均受教育水平、村庄人口规模影响公共品供给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

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的先行先试政策推广评估理论研究——以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为例

在充分考量当前先行先试政策研究在政策实施效果和推广评估以及普适性方法论不足等缺口的基础上,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从先行先试政策的行动舞台、外部变量、互动模式、评估准则、结果等方面提出普适性的先行先试政策推广评估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以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为例开展案例研究,从大数据制度创新、数据中心整合利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大数据创新应用、大数据产业聚集、大数据资源流通和大数据国际合作七方面作出政策推广评估,结果表明除数据中心整合利用和大数据国际合作两方面措施适宜在区域层面推广,其他政策措施可在全国层面推广。最后总结提出持续推进大数据制度创新、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大数据创新应用、大数据产业集聚和大数据资源流通,鼓励大数据交流合作和审慎推行数据中心建设等政策建议。

主动协商型扶贫:基于IAD框架的精准扶贫新模式分析

通过走访调研,将影响精准扶贫效果的主要因素总结为:农户意愿与政策可受之间的关系,选取制度学派中的IAD框架,从IAD框架中的外部环境、行动舞台、相互作用、评价准则四个要素建立IAD嵌入式精准扶贫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进而构建"主动协商型扶贫:基于IAD框架的精准扶贫新模式",为精准扶贫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找到科学支撑。

村镇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监督绩效内涵研究——基于IAD框架分析

村镇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本文利用文献内容分析和IAD框架梳理了村镇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监督绩效内涵和绩效形成逻辑框架。通过村镇基础项目建设的外生变量和行动情境分析,考虑到了多监督主体的协同互动,从监督资源的投入、监督过程和监督效果三个角度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

贵州省森林康养步道先行先试政策研究

借鉴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提出先行先试政策的普适性推广评估理论模型,以贵州省森林康养步道先行先试政策为例开展研究分析,结合国内外创新政策,提出全省先行先试政策,旨在为持续推进森林康养步道制度创新、国内外交流合作和政策创新应用提供参考。

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的演化及未来政策取向——基于IAD框架的分析

【目的】厘清中国生态补偿制度演化历史逻辑是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理论逻辑、深入贯彻美丽中国建设现实逻辑的重要前提。【方法】基于制度变迁视角,利用制度分析与发展(IAD)研究框架,对中国生态补偿制度在1978—2023年间的演化进程进行政策追踪、梳理和解构。【结果】研究发现:①从制度变迁的演进脉络来看,中国生态补偿制度历经以“污染者付费”为理念的探索阶段、以“受益者付费”为原则的形成阶段和以“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受偿”为纲领的完善阶段;政府始终是生态保护行动舞台中最主要的参与者,主导着生态补偿制度变迁的方向。②从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来看,政府主导、明晰主体“权责利”、从分项管理到综合管理以及生态补偿市场化是中国生态补偿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和内在规律。【结论】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的着力点应放在4个方面: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健全自然资源国土空间管理体制,形成政府引领与各方参与的多元化、市场化生态补偿方式,建立数智化驱动的生态资源保护与利用调查监测体系,形成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再反哺绿水青山的闭环机制。

行动情境下虚拟养老院服务供给的行为逻辑与路径--以G省X虚拟养老院为例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家庭小型化和空巢化加速的背景下,虚拟养老院作为一种创新型的居家养老模式,为养老服务的供给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文章以G省X虚拟养老院为例,借助IAD框架中的行动情景模型,分析了在参选情境和治理情境下虚拟养老院所呈现的不同行为逻辑,并发现在行动情境下,虚拟养老院的服务供给最初以服务为主的价值导向,逐渐被以形式化为主的工具理性所制约,不利于虚拟养老院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为发挥好虚拟养老院的功能和价值,从参与主体和行动策略等方面出发,政府应进一步做好制度设计和安排,运营主体要精准定位老年人需求,探索优化养老服务项目,树立品牌意识,强化宣传工作。

“美丽乡村”下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影响因素研究

为加快陕西渭南"美丽乡村"建设,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运用IAD框架就当前渭南市生活垃圾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行阐述和分析,从而找到影响渭南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影响因素;然后对渭南市下辖村庄的调查和访谈作为数据,在变量赋值的基础上,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与生活垃圾治理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是否接受环保宣传、人均收入和治理制度等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有正相关影响,需要重点从基层环保组织建设、加强资金投入和提升环保意识等几方面入手。

IAD框架下疫后老年参与社区服务的设计研究

为帮助老年群体应对疫后复苏阶段面临的困难,从感染的混乱期向反复期、常态期过渡。以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框架)作为分析工具,以社区服务为行动舞台,确认社区服务中需考虑的要素以及不同服务主体之间的关系,分析老年群体的行动困境。将疫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划分为3个阶段,面对不同阶段情况,优化多元行动者的行动措施。在特殊时期帮助社区灵活应变,为应对各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构建预防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发挥老年群体的社会价值。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流域生态补偿的应用规则:基于新安江的实践

探索流域生态补偿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依靠制度保护环境的重要举措。当前,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正在广泛地改变流域生态环境和流域水资源利用的使用方式。不过,该制度受到复杂规则体系的约束,这些规则以及规则采取的形式,可能会对该制度的最终结果产生关键影响。本文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出发,讨论流域生态补偿的应用规则体系,剖析我国首个跨区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项目——新安江生态补偿,分析有可能实现持续利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应用规则,及其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逻辑关系和具体表现,并从效率、公平、问责、适应性四个方面对规则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流域生态补偿规则体系为规定补偿主体、增加生态系统服务额外性、界定生态补偿的条件性、调节利益分配以及与其他社会目标相适应等行为提供了普遍遵循的规则,为解决流域生态补偿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提供解决方向。新安江实践表明,位置规则明晰补偿主体和责任、边界规则选择参与者标准、选择规则规定允许的行动集合、偿付规则创新补偿渠道和分级制裁,是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基石;信息规则确定可用完整的信息、聚合规则适当放权于当地居民、范围规则建立与流域匹配的管理机构,是促进流域生态补偿持续性的重要因素。通过创造责任共担的多元职位规则,改进市场化的边界规则和偿付规则,建设多元化、市场化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形成有效的补偿规则体系,将有利于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实现成功应用。

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规则探析--基于应用规则的逻辑

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服务成为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之举,然而,这一举措的效果并不理想,背后原因盘根错杂。以往研究多聚焦描述性分析,较少运用理论框架,难以对社会组织参与的内在逻辑作出有效解释。基于IAD框架的应用规则模型和武汉市部分案例调研显示: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受边界规则、位置规则、权威规则、聚合规则、范围规则、信息规则、收益规则七大规则约束。这些规则存在选择标准宽泛、法制建设滞后、服务类型模糊、资金保障缺乏、居民信任度低等问题,制约社会组织参与的整体效能。需要从选择机制、参与制度、结果反馈、筹资渠道等层面对参与规则加以完善,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支撑功能,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生源竞争中的行为逻辑与应用策略——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高校生源质量的现实诉求促进了生源竞争问题的研究和生源竞争理论的发展。已有研究把生源竞争视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忽略了生源竞争中不同主体的利益结构与互动关系。借鉴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我们将招生制度改革及政策调整作为生源竞争行为的外生变量,将生源竞争行为理解为高校及考生在行动情境中的相互作用,依据高校和考生两个主体的行为选择及互动结构,建议高校完善招生应用策略,完善兼顾宏观和微观要素的综合招生宣传体系,提高生源的有效配置。

基于IAD模型的空心村治理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基于IAD分析框架,系统考察宅基地确权与相关管理政策、空心村治理配套政策、整治目的与整治模式等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意愿强度为78.92%,对资金补偿政策的利益诉求,以及立足于实现土地节约利用,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和促进乡风文明的治理目的,能显著提升农户参与意愿;拆旧复耕(还林)、拆旧建新的整治模式最为农户所接受。职业、经济水平、超面积有偿使用制度等因素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年龄、耕地资源禀赋、宅基地空心化率、交通基础状况等存在负向影响。应尊重农户意愿选择与利益诉求,鼓励参与意愿强烈和有条件地区率先开展空心村治理,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积极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与自愿有偿退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