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技术吸收能力的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IVQR模型对中国大陆28省市的评价

考虑异质性影响和消除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IVQR)实证分析在吸收能力和金融市场的推动下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吸收能力的提高吸引了FDI,而地区受益于FDI的技术溢出,会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率低和经济增长率高的地区形成了俱乐部收敛特征;经济增长率低的地区金融市场推动了FDI溢出,而在经济增长率高的地区金融市场阻碍了FDI溢出.

中国股市收益率与成交量动态关系的研究——基于工具变量的分位数回归(IVQR)模型

基于分位数回归(QR)模型分析了不同分位水平下的收益率与成交量的关系,考虑到收益水平对成交量的影响,引入工具变量,构建IVQR模型,更加客观地分析了不同分位水平下成交量对收益率的作用。蒙特卡洛模拟结果表明IVQR估计比QR估计具有更小的偏差和更强的稳健性。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条件收益率处于较高水平时与成交量正相关,且分位水平越高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越大;条件收益率处于较低水平时与成交量负相关,且分位水平越低相关性越大;多数分位水平下成交量对收益率的影响并没有较大的差异。同时结果还表明工具变量的分位数回归模型能较好地处理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

农户借贷的经济影响:基于IVQR模型的实证研究

使用2003年对中国300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IVQR),在考虑异质性影响和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估计了农户借贷的经济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借贷从整体上显著促进了农户经营收入的增加,但对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户的产出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借款对最贫困和最富有的农户的收入作用不明显,但是显著促进了中低收入农户产出的增加,其产出弹性约为0.08.由于目前我国农村金融资源的分配明显偏向富有的农户,这为中低收入农户面临信贷约束提供了证据.使用2SLS与普通分位数回归方法(QR)得到的估计都存在较大的偏差.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互联网作为信息时代的重要表征,在促进创业、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内生转换模型(ESR)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IVQR)评估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基于反事实假设,使用互联网农民工若未使用互联网,就业质量将下降22.8%;未使用互联网农民工若使用互联网,就业质量将提升18.3%。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就业质量水平的上升,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呈下降趋势,即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较低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强,反映出互联网使用具有显著的“益贫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提高职业匹配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社会资本水平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对不同上网用途的重视程度,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网络对信息获取与学习越重要,促进作用越强;网络对娱乐与社交越重要,促进作用越弱。

农户收入保障指数测度与财政补助效应检验:以重庆市为例

文章基于重庆市18个区县的一手调研数据,延续“两不愁三保障”框架,建立农户收入保障指数指标体系,测度重庆市各地区微观农户的收入保障水平;通过建立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讨论政府实施的三大补助对农户收入保障指数产生的效应。研究发现,重庆市的农户收入保障指数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三大补助均产生了正向效应,但教育补助和医疗补助的正向效应对高保障农户更显著,表现出逆向补助特征,住房补助的作用最大且呈现“倒U”型状态。

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抑制与农民内部收入不平等

以2000~2014年武陵山区66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工具变量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金融抑制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抑制造成金融市场上穷人和富人生产投资机会选择的不平等,使得穷人和富人财富增长出现"两极分化"态势,加剧了农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抑制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中高及以上收入层次农民受到的金融抑制程度相对较小,其收入呈正向增长;最低收入层次农民受到的金融抑制程度最大,其收入呈负向增长。金融抑制进一步加剧了连片特困地区农民内部收入差距。

外资进入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吗

本文利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CHIP),将劳动力个体特征变量与城市宏观变量相结合,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IVQR),实证考察了外资进入对城镇居民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总体来看,外资进入对男性和女性工资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男性的工资提升作用明显强于女性,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②从技能水平看,尽管外资进入对不同技能水平的男性和女性工资均有正向影响,但二者差距仍被进一步拉大,且不同年份不同技能水平表现各异;③从收入分布看,外资进入总体上对中低收入群体性别工资差距的拉大作用强于高收入群体,且在不同年份均有一致表现。

正式网络加剧了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吗?——基于福建省、安徽省320农户的调查

正式网络是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变现影响农村居民收入,而这种影响因收入群体不同可能产生差异造成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福建省、安徽省两省320农户的实地调查,本文通过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QR)和工具变量分的位数回归模型(IVQR)研究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网络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存在内生性,说明采用工具变量模型是有必要的;(2)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进程推动了农村居民收入提高;(3)正式网络没有加剧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而是缓解了农村目前的收入差距。因此,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落实农村地区职业培训的政策扶持以及在政府补贴和丰富农村居民的正式网络,保证“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精准识别”问题。

迁移时间是否有利于我国农民工职业地位的提升?——基于职业同化的视角

本文利用CLDS2014数据,采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IVQR)和经济同化模型,检验农民工职业地位随迁移时间的动态演化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我国农民工职业地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低职业层级农民工的职业提升较难实现;尽管农民工的初始职业地位低于具有相同特征的城镇职工,但差距随迁移时长的增加而缩小,且此效应存在较强的异质性。提高农民工资源禀赋,促进其职业地位的上升性流动,并制订分群体分阶段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的关键。

教育扩张下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与收入差距

文章基于2012-2014年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就各年份不同收入群体的教育收益率展开分析,据以探讨教育扩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在不同样本中的估计结果均显著为正。进一步通过分位数回归对3年教育收益率变化趋势进行比较后发现,随着收入水平条件分位数的提高,教育收益率呈现由单调递增向正"U型"趋势变化。这一趋势意味着尽管教育扩张能够实现收入水平的提升,但并不能有效改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在缩小中、低等收入群体差距的同时,将逐渐拉大中、高等收入群体的差距,最终形成以"均值高、方差大"为特征的"二元分布"格局。文章的启示在于应注重速度和规模的外延式扩张向注重质量和差别对待的内涵式扩张转变。

教育扩张能否改善收入差距?——基于2014年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直接影响个体收入,但对欠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影响鲜有研究。基于2014年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纠正内生性估计偏误后,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教育收益率显著为正,但随着收入水平条件分位点的提高,教育收益率呈现"U型"变化。即尽管教育扩张能够提升收入整体水平,并不能有效改善收入差距,最终将导致"均值高、方差大"的"二元分配格局"。这意味着仅仅依靠增加教育经费实现的教育扩张并不能有效改善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而应谋求由注重速度和规模的外延式扩张向注重质量和差别对待的内涵式扩张转变。

环渤海地区滴灌的资源与经济效应——政府与农户目标一致性检验

水资源是关系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协调政府与农民关于增效与增收的目标出发,以2017年中国环渤海设施蔬菜主产地蔬菜专业村357个蔬菜种植户调研数据为例,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及条件混合过程(CMP)、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与工具变量分位数(IVQR)方法,对滴灌技术推广的约束因素与增效增收能力进行分析,探索促进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水资源稀缺程度较高的蔬菜主产地,种植年限较短,但家庭资本充裕且对节水知识了解程度越高的蔬菜种植户更倾向于采用滴灌技术;②滴灌技术具有明显的增效增收作用,蔬菜种植户采用滴灌技术后,每吨灌溉水产出可增加17.16 kg蔬菜,增收45.90元,具有推广的长效动力;③滴灌技术的产出与经济效应存在"马太效应",对于生产条件好的农户而言,滴灌技术的产出与经济效应更加明显;④技术供给层面的灌溉制度设计不健全、设备工程设计与质量较差、培训与售后服务不足,农户技术应用层面的专业知识与技术缺乏、与现代农业对接能力弱,以及政府层面的补贴不够科学、到位是影响农户滴灌技术采用积极性的重要因素,需要加以注意,此外,灌溉水价的适当提高,将有助于加快田间节水技术的推广。

病虫害防治外包提高了农民收入吗——基于安徽和江苏两省水稻种植户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病虫害防治外包影响农民收入的机理分析出发,利用2019年安徽和江苏两省水稻种植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内生处理效应回归模型(ETR)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IVQR),实证检验病虫害防治外包的增收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购买病虫害防治外包服务的样本比例不高,约占调查样本总数的35.7%;第二,非农就业人口比例、种植面积和村庄距县城距离对农民病虫害防治外包决策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病虫害防治外包有助于提高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第四,病虫害防治外包有助于提高农民家庭人均纯工资性收入,但对家庭人均种植业净收入的影响不显著;第五,病虫害防治外包的增收效应存在异质性,对低收入水平农民来讲,病虫害防治外包的增收效应更强。

一种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工具变量方法

本文将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IVQR)应用到面板数据中,结合Canay对面板分位数回归的两步估计法以及Chernozhukov对IVQR模型的估计方法,提出了两步面板分位数工具变量估计法(2S-IVFEQR),并给出相应的参数估计。本文提出的方法较已有的方法计算复杂度低,蒙特卡洛模拟结果显示在数据量不大或者处理长面板数据时,2S-IVFEQR方法要优于传统的IVFEQR方法,且运算时间短。

中国农贷的“精英俘获”机制: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比较

农贷资金进入乡村需要寻求内部化节约交易成本的主体与其对接,这一角色通常由乡村精英担任。而在"去组织化"的制度安排中,精英行为越发偏离整体利益,农贷资金呈现出被精英占有的"精英俘获"机制。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利用全国10省区的调查问卷数据,分层比较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农贷市场的"精英俘获"机制。结果发现: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农贷市场的"精英俘获"机制差异明显。贫困县农贷市场尚不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机制;但"精英俘获"机制泛滥于非贫困县农贷市场,使得农贷市场结构扭曲、功能错位、目标偏离。亟待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破解现有农贷资金配置固化的格局,保障农贷资金公平地惠及农户,助力农贷市场精英与普通农户协同发展机制的建立。

脱钩收入补贴对小麦生产率有影响吗?——基于农户的微观证据

脱钩收入补贴对粮食生产是否会产生影响,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本文使用2003~2014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微观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试图回答脱钩收入补贴是否会影响小麦生产率。为使研究更细致、更严谨,本文选用EBM模型和GML指数来分析河南省小麦生产率的变化,使用较前沿的IVQR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并利用相关工具变量和2SLS模型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2009~2014年,脱钩收入补贴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具有积极作用,而对小麦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不大;受资金约束,小麦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农户无法扩大小麦生产规模。此外,本文较有意义的发现是,脱钩收入补贴主要通过改进小麦生产技术影响小麦生产率,而非影响小麦生产的投入产出比。这意味着,中国的脱钩收入补贴不仅符合WTO规则的要求,而且对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小麦生产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