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术活动研究

西南联大时期是雷海宗学术活动的高峰期。在此期间,他出版《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享誉全国;他参与创办编辑多份刊物,尤以《战国策》及其副刊最为突出,由此形成轰动一时的“战国策派”;他关心时政,发表大量时政文章,由书斋型学者逐渐转变为时政型学者。

战国策学派文化形态学理论述评——以雷海宗、林同济思想为主的分析

20世纪30-4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受欧洲的文化形态学说的启发,雷海宗、林同济等人力图建立一整套独立的对世界及中国文化基本特征及规律的认知体系,他们把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文化形态进行分类研究,同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清理,雷海宗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两周”的理论。雷、林还认为,20世纪30-40年代的世界正处于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只有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坚定抗战信心,才能拯救中国文化于覆亡;雷海宗甚至预言:中国文化将进入第三个发展周期。这些主要的思想观点,被视为“战国策派”文化形态学理论的核心理念。

雷海宗1932年史学方法课程笔记

雷海宗1932年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后,多年开设史学方法课程。该课程按历史之科学——分析、历史之哲学——综合和历史之艺术——著作三个问题分别讲授,贯通中外,发挥己见,内容丰富;并采用研讨班的教学形式与方法,生动活泼,学生受益良多。江西师范大学已故名教授谷霁光先生,1932年在清华大学听此课时有笔记留下,言简意赅,是目前仅有的记录和保存雷海宗史学方法一课重要内容的宝贵史料。现将此笔记整理出来发表,供史学界同仁参考。

谷霁光先生的治学特点

谷霁光先生的治学特点,首在以学术为生命和特殊的勤奋;其次强调独立思考,多疑善问;再次是严谨扎实,考据绵密。谷霁光先生极显著和最值得重视的特点是力求会通和整体综合的学术方法。这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相当契合于西方年鉴学派长时段和总体史的理念,亦是谷霁光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谷霁光先生的会通综合并非宏大叙事和结构理论,而是与微观、中观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紧密结合,因而具有既专且通的特点。谷霁光先生以学术为生命的治学精神可为今日治史者的楷式;而其以自主贵疑为主导的治学理念、以会通综合和严谨考证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则不仅是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而且被史学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值得后辈学者继承和发扬。

“战国策派”再认识

抗战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是一个民族主义学术团体。他们用“文化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格局 ,惊呼“战国时代的重演” ,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国民劣根性 ,大力倡导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 ,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 ,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 ,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尽管其历史观有非理性倾向 。

雷海宗西方古典奴隶制学术思想的发展及启示

20世纪50年代,雷海宗先生在西方古典奴隶制问题上曾提出:雅典不等于希腊、雅典奴隶制社会"孤岛论"、罗马奴隶制社会"特例论"、希腊和罗马基本上是铁器时代早期的封建社会形态等一系列学术思想。雷先生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学术争论政治化的特殊时代遭到不公正批判,并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然而,雷先生的学术思想并没有因其作古而销声匿迹,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有关西方古典奴隶制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雷先生的那些学术思想不仅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仍后继有人,而且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也并不矛盾。

“战国策派”民族主义史学在抗战期间的兴衰

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学术团体 ,其主要成员雷海宗、林同济用所谓“历史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 ,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 ,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 ,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 ,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它的历史观是有非理性倾向 ,它的激进民族主义主张及其可悲命运则具有思想史价值。

史学领域的反右派斗争——以雷海宗为中心的考察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一批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被定为“右派”,遭受斗争和批判。在整风和“鸣”、“放”期间,围绕着在学术领域里反对教条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等问题,雷海宗发表了不少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相异的观点。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雷海宗被定为全国史学界的右派典型,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史学领域的反右派斗争是完全不必要的,它对新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雷海宗的博士论文与芝加哥大学的西洋史学术传统

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在中国史和西洋史领域都有很深造诣,尤擅长用自己独特的史观来解释历史,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五年间,他系统接受了西方史学和哲学专业训练,是其整个学术生涯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然而,中国史学界对此并没有基于原始档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是忽略了他的博士论文。因此,以雷海宗的博士论文为中心,系统梳理、研究他在芝大所受西洋史学术训练的基本情况非常必要,包括当时他在芝大的师承关系、芝大的博士培养特色以及当时美国盛行的"新史学"思潮,进而透视其对雷海宗学术生涯的影响,并以知识迁移的视角展现美国知名大学的西洋史学科与近现代中国历史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

雷海宗对中国文化重建的探索

雷海宗是文化形态史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关雷海宗的学术研究是近二十年学术界的一大热点。针对雷海宗关于中国文化重建的独特探索,以中国的兵、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三个元素为切入点来研讨雷海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以及由此提出的中国文化重建的主张,这种探索不仅是基于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也对当前社会建设具有积极地指导作用。

陈汉章任职中央大学考述

现有研究对陈汉章在中央大学任职历程的研述过于简略,存在叙事不明、考索失当等问题。重新整理考订陈汉章遗留信函可知,他在史学系主任任上进行的聘教工作一波三折,他不得已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方法才将史学系推入正轨。这一系列操作一方面展示出陈汉章非凡的人事智慧,另一方面从侧面论证了中央大学能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并非仅靠政治和地缘因素,更赖全校上下戮力同心。与此同时,柳诒徵联合校长张乃燕力促陈汉章兼修《江苏通志》,但此举间接造成系内中史乏人,陈汉章遂荐长子陈庆麒任职。依据陈训慈的回忆及其他相关史料的佐证,中央大学因史学系学生和系主任雷海宗对陈庆麒的授课水平大为不满而拒绝延聘;陈汉章因荐举程序不当而担负连带责任,于1930年夏黯然离场,表露出大师光环下的玷缺之面。

老清华史学共同体之命途——从梁启超到雷海宗

老清华史学虽历时不长,但其进程异常繁覆。清华学校时期,梁启超等人就已将新史学初步引入清华;至罗家伦时期,清华史学近代化提速,尤其是"科学的中国近代史"茁壮成长;随后,在蒋廷黻治下,清华史学日臻极盛,其中中国近代史、日俄史研究均冠居全国,形成了强大的头等学者群,其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均硕果累累、驰誉国际。蒋去后,雷海宗继续引领清华史学稳健成长。但在抗战结束后急遽的历史鼎革中,清华史学也随环境的嬗变而明显衰退。"校史"与"国史"息息相关,老清华学术是近代中国的产物,而老清华史学又是老清华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衰嬗变的进程,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

我的南开老师

我于1955年到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毕业后留系任助教,又师从郑毅生天挺读研究生课程,于今64年,在求学和任教期间受教于南开的各位恩师。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感谢师恩的心情愈加浓烈,撰此文以抒发我的情怀,在百年校庆之际表达对他们的深切怀念。我从四个方面缅怀老师:(1)听课的初步感受;(2)温馨回忆,情感交流;(3)重温老师学术观点终身受益;(4)老师坚持真理的学术风范,为学界树立做'诤友'的楷模。历史系原本是小系,自从郑毅生师、雷伯伦师加盟以来,蒸蒸日上,在全国史学界名列前茅,一度处于数一数二地位,就是靠我的老师那一代人打下坚实的基础,后辈发扬光大所致。能否保持兴旺景象?南开学人需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继承、发扬南开历史学祖师爷的优良传统,坚持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用史学研究成果为社会服务,南开史学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