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纪波斯陶器装饰艺术的中国风研究

13世纪早期蒙古帝国的快速扩张使得商品和文化的远距离传播与交流成为可能,元代中国和伊利汗国之间的密切政治文化关系为两地区在工艺技术、设计审美方面的交流提供了强有力保障。象征波斯蒙古政权的塔赫特·苏莱曼宫保留大量中国与波斯文化艺术交流的痕迹,使得这一时期的很多装饰图像具有跨文化艺术史研究价值。中国与波斯的设计艺术在此时期得以融合,中国纹饰在波斯经历了挪用、改造与再生产,形成全新的装饰艺术风格。本文通过对13-14世纪中国与蒙古波斯政权——伊利汗国两地区出土陶瓷文物的图像进行系统梳理,分析蒙古帝国时期波斯地区陶器装饰艺术所展现的中国风现象,展现中国装饰风格与图像向西亚的传播与演化之历程。

伊利汗国法尔斯地区“宝”字钱币考释

本文就伊利汗国时期伊朗法尔斯地区发行的"宝"字钱币的铭文进行释读,并结合相关的史料记载,同时与新疆发现的"宝"字钱币作对比,试图探究其发行带有汉字"宝"字钱币的缘由及其文化意义。

论伊儿汗国与马木路克王朝争夺叙利亚的战争

伊儿汗国是蒙古帝国第三次西征的直接产物。为了与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争夺叙利亚并进一步打击马木路克王朝,伊儿汗国对马木路克王朝奉行传统的扩张主义政策。不断地对叙利亚发起军事行动。随着大小规模的叙利亚战争一次又一次失败,1322年伊儿汗国最终与马木路克王朝签订和约,开始了睦邻友好的关系。伊儿汗国对马木路克王朝的战争,无论对伊斯兰历史抑或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论蒙古第三次西征的历史背景和影响

为满足游牧贵族掠夺农耕地区物质财富的需要,为消弭西亚亦思马因派的刺杀恐怖活动对蒙哥大汗自身安全及统治构成的严重威胁,13世纪中叶蒙哥大汗委派胞弟旭烈兀统兵征讨尚未降服的西亚诸国,发动了蒙古帝国第三次西征。蒙古第三次西征严重地阻碍了西亚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西亚社会生产力遭到空前的破坏,但是蒙古第三次西征客观上也对伊斯兰历史和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伊儿汗国农业状况之考察

伊儿汗国是蒙古帝国第三次西征的直接产物。伊儿汗国统治西亚时期（1260—1355），农业出现前后不一的状况。伊儿汗国前期（1260～1295），农业生产极度衰退；伊儿汗国后期（1295～1355），农业经济得到极大恢复和发展。伊儿汗国农业经济的消长，主要是蒙古统治者在西亚统治政策的直接反映。

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绘画元素——以《史集》为中心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与伊朗文化艺术交流中相互影响的例子,在不同领域都有不少。这些影响可以分为两个重要阶段:在伊斯兰教兴起前,产生于伊朗的摩尼教的传播,使得中国绘画的特殊技法得以流传到安息和萨珊时期的伊朗。在伊斯兰教兴起后,随着经贸往来和伊斯兰教的传播,这种互动影响越来越显著。蒙古人占领伊朗之后。大力弘扬伊朗文化和艺术,宫廷中聚集了大量的艺术家。由于蒙古统治者对中国艺术的兴趣,这一时期的伊朗绘画特别关注中国,书籍装帧艺术的精品层出不穷,蒙古画派出现在伊朗绘画中,《史集》等是这一时期被配上插图的书籍。由于伊利汗国和中国元朝的蒙古统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有些中国绘画元素在当时的伊朗绘画中得到体现。本文拟通过分析与比较《史集》中的插图,来研究中伊艺术相互影响的不同阶段和因素。

南波斯历史地理研究——以伊利汗国时期的萨班卡拉地区为视角

萨班卡拉地区在伊利汗国时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该地区有很多著名的城市,是通往波斯湾的交通要道,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伊利汗国时期萨班卡拉地区的范围、历史变迁、与汗国的关系、交通网络、物产、主要城市等。值得注意的是萨班卡拉地区只有在伊利汗国时期被作为省级单位,而在其他时期都被作为法尔斯地区或者克尔曼地区的一部分。

伊尔汗国的龙纹研究

伊尔汗国艺术中的龙纹呈现出多元文化共融的艺术特征,其中中国龙纹的影响尤甚。元朝与伊尔汗国之间政治层面的藩属关系,引发了外交、商贸等方面以及工匠的频繁互动。图像资料显示出中国龙纹对波斯龙纹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包括造型与文化内涵方面,这背后是伊尔汗国的君主借助视觉语言获得政治合法性与文化身份认同的需要。

青金石与“中国风”——13世纪至14世纪西亚和中国陶瓷中的蓝色趣味

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帕斯图罗曾认定色彩“不存在一个跨文化标准”,不同地域和文明感知、表达色彩的方式很难进行清晰的讨论。但在13世纪至14世纪,一股穿越西亚与中国的蓝色旋风帮助人们重新观察这个特殊的自然和文化现象。透过相继面世的贴金钴蓝釉陶砖、描金钴蓝釉瓷和青花瓷,一条“钴蓝之路”将伊利汗国与元朝紧密地连接起来。随着原料、工艺、图案和工匠在这条路线上的传播,一种模仿青金石视觉效果的色彩趣味也在双方不断互动的过程中逐渐诞生。

“从东方升起的天使”: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

本文是对阿西西圣方济各教堂和佛罗伦萨新圣母玛利亚教堂西班牙礼拜堂中的图像与空间关系的综合研究。一方面透过对教堂空间、方位、图像程序的细腻解读,揭示出阿西西教堂方位朝东和东墙图像配置的秘密。另一方面,文章把相同的图像与空间关系放置在13-14世纪蒙元帝国所开启的世界性文化语境中,论述了西班牙礼拜堂的图像配置与多明我会东方传教网络的历史关系。最后揭示,就连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最大的骄傲之一——布鲁内奈斯基的穹顶,同样镶嵌在与东方(波斯与中国)深刻的物质文化与技术交往的语境之中。

命令文书、沙里亚法与习惯:阿耳迭必勒波斯文文书中所见伊利汗国法律渊源初探

本文着重考察了德国伊朗学家赫尔曼在21世纪初公布的28件阿耳迭必勒波斯文命令文书。这些文书对于研究蒙古统治伊朗时期的民事法律惯习,特别是研究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法律具有极高价值。阿耳迭必勒命令文书中频繁出现伊利汗国时期的几种重要法律渊源,包括蒙古统治者及其代理人颁布的圣旨(yarlīgh)和命令(üge)、伊斯兰教法(sharī?a)和部分地方习惯,呈现了沙里亚法以及沙里亚法与蒙古法互动关系的许多具体细节。由于蒙古人在被征服地域在法律领域实施'各依本俗法'的'属人主义'统治原则,并未试图以蒙古法来取代穆斯林族群通行的伊斯兰教法,上述几种法律渊源在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调整方面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构成了一种彼此互补和支撑的共存格局。

十四世纪初斡儿答兀鲁思的汗位继承危机——相关波斯语、阿拉伯语史料的对比与研究

作为术赤兀鲁思的左翼,十四世纪初斡儿答兀鲁思的汗位危机将四个蒙古汗国(元、金帐汗国、察合台—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先后卷入其中,它最终超越其发生的地域而成为影响蒙古帝国政治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由于记述这一事件的史料较为零碎,且散见于伊利汗国的波斯语史书和用阿拉伯语编纂的马木鲁克编年史中,故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相关穆斯林文献,对该历史事件的过程进行梳理和还原。并且从斡儿答汗位传承特征和外交上的独立性两方面对斡儿答兀鲁思汗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讨论。

忽推哈敦与伊利汗国前期政治——蒙古制度在西亚的实践

忽推哈敦是伊利汗国建立者旭烈兀的皇后,也是第三任伊利汗阿合马的母亲。她在旭烈兀西征时留守蒙古,于旭烈兀去世后来到伊朗。她在伊朗具有"大皇后"的高贵身份,并随着阿合马的即位而地位达到顶峰。她的参政和辅佐未能挽救阿合马的败亡命运,但其生平和活动为研究者勾勒出了伊利汗国前期的发展和政治的更迭。本文以波斯语文献为主要史料,通过对忽推哈敦生平事迹的全面梳理,考察了蒙古斡耳朵制度的"西迁"和皇后干政惯例在西亚的实践,并着重探讨蒙古基本法"札撒"在伊利汗国前期政治中所受到的坚持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