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传承、交游与文学:清代索绰络氏英和文学家族建构

索绰络氏英和家族既是清代满族著名翰林家族,也是著名文学家族,共涌现出六名翰林、八位诗人,居满洲士族之冠。之所以成为文学家族,与其家族自觉的文化传承密切相关,同时,家族成员的自身努力和广泛的文学交游也起了促进作用。英和文学家族在文学创作方面成就可观,多有可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政事之余”的创作和诗作(诗集)的散佚,该家族没有出现一流诗人,但不能掩饰这个“满洲科第第一人家”作为一个文学家族群体的存在。探讨英和家族成员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对于认识清代中叶满洲文学家族的兴起以及八旗文学的兴盛都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元代状元释褐职任考

元代共有32位状元,目前只能找到19位状元的释褐资料。据此可知,元代虽对科举选士不算很重视,但对状元释褐职任却很重视,开科伊始就将其释褐官资定在金后期的最高点——从六品。两三科后即形成定制,左榜状元授承务郎、翰林院修撰,右榜状元授承务郎、集贤院修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再加兼职或做小调整。明清状元释褐职任格局实际是对元代的继承。

翰林院与科举的双向互动

翰林院因科举而起,也随科举而亡。在唐之时,翰林出身并无限制,扩大了科举取士范围。两宋以还,翰林多由科举出身,尤以进士为主。逮至明代,始对新科进士进行馆选考试,遂有庶吉士制度。清代沿用明制,进一步完善,而有“朝考”“大考”之制。翰林之设,原是“天子私人”,实现科举分流。唐宋先官后选,极大地发挥了翰林的才能与效用。明清则先选后官,注重辞章习写,放大了翰林的词臣本色,枵腹之徒充斥其间,反噬了它存在的功用与价值。究之根本,翰林制度是帝王用以制衡、集权的工具,借此笼络士心,为己所用;士子则视其为青云之梯,奔竞不止。这种双向的互动,因时代不同,所产生的正负影响亦呈殊别。

宋代书院诗的文化阐释

宋代书院的兴盛促进了以书院为题材或背景的诗歌创作的繁荣。书院诗涉及书院与科举、理学、佛道及休闲之关系等诸多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指出的是,理学家的介入极大损害了书院诗的审美特质。

The Nature and Impact of Late Imperial Chinese Academies:A Review of Some Recent Publications in China

This review essay analyzes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nfucian academies(shuyuan)in imperial China,focusing on five representative books published in China between 2008 and 2014,including two new editions of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95 and 2004.The five authors share a deep concern about the nature of academies,particularly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ate.A secondary theme that these books address is the impact that academies had on late imperial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Read together,these five works show how research on academies in imperial China has evolved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对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科举化原因的思考

唐宋以降,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诱使成千上万的士人走上读书应举之途。然而,官学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以满足士人获取应试知识的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历代统治者采用诸多政策诱使书院承担官学职能——开展应试教育。书院为获得生存空间,不断调整其办学模式,满足士人读书应举的需求。这些因素使得书院教育呈现出明显的科举化特征。

明代书院与历史教育

明代时,历史教育在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内容而言,主要以“五经”和通鉴类、纲目体史书为主;就方式而言,自学、引导和督查应相结合,在学习中着重强调力所能及和由主到次,依托讲会是其在形式上一大特色。由于王、湛之学在明中后期有着广泛传播,故书院的历史教育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心学烙印。从总体上看,科举与理学始终是明代书院历史教育围绕的中心。

科举开放与书院发展

科举制度允许士人自由报考,这不仅是科举开放性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传统中国政权向普通士人开放的重要途径。科举的开放极大地激发了士人读书应举的积极性,士人数量因此急剧增加。由科举开放所带来的士人的求学热潮不仅是书院产生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书院获得发展与普及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在满足士人应试科举需求的同时,书院也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最终被改制为新式学堂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

明代翰林院在明代政治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了职掌方面的作用外,在人才尤其是高层政治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是国家重要的选才、育才、储才之地,同时翰林院的经筵与日讲活动,对于启沃君心、提高皇帝处理政务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但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也不乏消极的一面,翰林的经历使其在入阁时,已久染官场习气,常结成朋党,卷入酷烈的党争之中,并缺乏创新精神,长官意志浓厚。

明清国子监生的课余活动与社会实践探究

国子监是明清时期的最高学府,是全国生员向往的求学场所。优厚的生活待遇、良好的办学条件、一流的师资力量,为国子监生潜心学业提供了重要保障;稳定的社会环境、完备的管理制度、大量的岗位需求,为国子监生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监生在日常学习之余,积极开展课余活动与社会实践。国子监生的参政议政活动、临时差遣活动、民间教化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勾画出了明清时期中央官学学生课余活动的历史图景。

明清河北书院与科举关系刍议

明清时期,畿辅重地河北,其书院和科举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书院作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教学组织机构,必然与科举这一选才机制有着极大的关联。从书院的培养目标、分布地域、山长聘任、生徒招生、教学内容等方面探讨其与科举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河北书院在丧失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也为河北科举大省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教育支撑作用。

李白居翰林及赐金放还考辨

居翰林及赐金放还,是李白研究中很重要的环节。李白居翰林时的真实身份,是翰林供奉。但开、天时期是翰林供奉向翰林学士过渡阶段,也是二者共存阶段,并没有绝对严格的区分,翰林学士和翰林供奉混称的现象,屡见不鲜。二者虽有身份差别,但比较细微。李白被赐金放还的原因,主要在政治方面。他在翰林院期间的交游,一定程度上为当朝权贵所不喜。除此以外,李白的家世、与执政者的关系、行政历练、自我定位等因素,是他仕途上的一系列障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赐金放还一事的必然性。

清代保定莲池书院与科举制度

书院与科举考试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保定莲池书院是官立书院,书院教育目标定位于为科举考试服务。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保定莲池书院的课程设计和考课制度进行了调整,书院主持者也对科举制度进行批判,由此既推动了书院教育的近代转型,也促进了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

成化初台阁派内部的一次政治、文艺斗争:“翰林四谏”事件分析

已经衰落的台阁派在成化二三年连续发生了被合称为"翰林四谏"的政治事件,翰林修撰罗伦上疏阻止内阁首辅李贤夺情起复,编修章懋、黄仲昭和检讨庄昶三人上疏谏阻举行元宵灯节,并拒绝应制撰作节庆诗词,先后被贬官外任。这是一场由政治道德而波及文艺思想领域的斗争,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趋于活跃和独立认真思考的力量,即使是受帝国意识形态训育和在体制内的人物,也有可能打破思想界和文艺界的沉闷气氛。

书院大师朱熹的科举生涯与科举观评析

朱熹是南宋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他在推动南宋书院发展的同时 ,对科举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但他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在苦读应试经历的感性认识基础上 ,朱熹提出了重视德业修养的科举观 ,反对片面追求科举功名。这是新儒家在频繁禁学的背景下 ,为规避禁学的压制 ,利用其对学术话语权的掌握来参与现实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 ,自 2 0世纪 30年代开始 ,不少研究者所持的南宋书院反科举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

北宋翰林图画院若干问题考述

北宋翰林图画院至今还有若干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如画院的起止年代,画院应该创始于太祖建国初,至太宗雍熙元年(984)才最终完成建置,其终时应在徽宗宣和七年(1125);画院职掌的内容包括出题“考校天下画生”,绘画全国各州、府、军、监、县、镇地图等,这都是前人不曾注意到的;画院的一些职名容易产生混淆,通过考证可知,“学生”也是画院中有一定官品的职名,“直长”可能是画院“待诏”的附职,“画学正”是徽宗朝“画学”中参与教学管理的学官;画院录用院画家还有一种“补入”制度,但这是徽宗朝特有的现象。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北宋的翰林图画院。

明代状元:仕途与文学创作的多重关系

明代状元及第后,直接供职于翰林院,其仕途起点高于其他新科进士。科举及翰林制度下的文学生态,以及翰林文人的特殊心态,都对状元的文学创作有所影响。一方面,明代状元的仕途,决定了其文学创作是馆阁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状元的诗文创作又不完全受制于馆阁文学,特别是在仕途受挫后,其创作更呈现出与馆阁文学大不相同的面貌。作者从明代状元的仕途、文学对明代状元仕途的影响和仕途对状元文学创作的影响三个方面梳理明代状元之仕途与文学创作的多重关系,以期对明代文学和明代社会获得新的理解。

清代书院的知识结构——以阅读指南、课业设置和考课题目为考察视角

清代书院的知识结构,大致包括"俗学"、"古学"、"新学"三个方面,即时文类书等应试之学、传统四部之学、晚清时务泰西之学。具体情形,可由书院的阅读指南和课业设置获知一二。书院士子的知识广度,主要体现在古学和新学方面,这在经史词章类、时务西学类课艺的题目中,有具体而直观的呈现。总体看来,清代书院提倡读经典为主、读类书为辅,反对庸烂时文和二手知识,对卑俗的应试学风有纠偏之功,有助于士子建构健全的知识体系;清代书院与科举的关系,是积极的良性互动,而不是消极的"附庸"。

陈崇与东佳书堂——一种社会文化史的分析

唐代江州陈氏东佳书堂被誉为中国书院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但相关史料的抵牾让人怀疑东佳书堂在唐代创建的真实性。从新兴士绅阶层在地方事务的作用、科举制度对聚居家族的影响、陈氏家族聚居的婚姻关系等方面来看,陈崇在唐大顺元年(890)创建东佳书堂有其历史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