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

“帝制农商社会”是从中国历史作为主体而不是作为相对于西方的比较对象角度，对明清时期国家、社会、文化总体形态的一种概括。这是一种在中央集权的帝制体系框架内展开的以农业、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商业化程度日益增强的社会，其最基本特征是，帝制——官僚——郡县体制与农商混合经济达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共生态。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覆盖广袤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来保持基本社会平衡和持续性，具有独特的性征和演进倾向，应该被看作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对其生成的轨迹的梳理有助于重新解读秦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进的历史，对其遗产的考察则有益于把握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渊源。

论明代中国的有限开放性

明朝初年的"海禁"是针对倭寇侵扰而行的国防政策,不是对外总体国策。明代官、私皆有很大对外贸易量。明朝通过朝贡关系保持与周边国家往来,主要体现出当时中国非孤立立国的方式。明代正值欧洲国家在新航路开辟之后对亚洲积极殖民、贸易的时代,欧洲东来各国拖动中国深深卷入了全球性贸易体系。白银、火器、玉米等西方事物进入中国,推动了中国货币财政体制和战争方式的变化,以及生产力水平和人口数量的上升。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促成了中欧两大文明体系间空前深入且再未中断的交流,既丰富了中国文化,也影响了欧洲的人文景观。明代中国还通过陆路与中亚多国保持政治、贸易往来。综合而言,明代中国不是停滞的社会,也不是封闭的社会,应归纳为有限开放的社会。这种有限开放性是当时中国帝制农商社会基本特质在对外关系方面合乎逻辑的体现。

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对《明夷待访录》的一种新解读

《明夷待访录》提出的政治、社会诉求,经明末以来诸多思想家、学者研究,解释,但各有窒碍。结合16、17世纪中国政治、社会历史变迁对《明夷待访录》文本进行解读,可认为其政治社会诉求之基本指向,是一种开明帝制农商社会。此种社会理想,有明代社会实际为事实基础,有儒家为主之传统政治哲学为渊源,并非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之直接建议,而是17世纪中国社会与文明嬗变的一种可能性之思想表现。

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

明清时期商业总体趋于发达,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内容和社会体制的重要基础,其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皆为社会体制与文化所承认。帝制体系在明清商业发展中逐渐调适,由一定程度的限制,转为放任,甚至鼓励,直到实现与商业繁荣之间相互需求、支撑的结构,国家参与商业的程度也趋于加深。帝制体系与商业繁荣间的基本契合,提供了明清商业一定程度发展的条件,扩展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也强化了帝制体制的经济基础。明清商人也在这种环境中与帝制体系交融,呈现为绅、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精英人群,构成社会支配阶层演变的一个侧面。此种契合关系的另一面,是商业较大幅度地被纳入帝制体系控制范围,市场经济难以充分自由地演变,商人也在此环境中异化为帝制体系的社会基础。明清商业与帝制体制契合发展的复杂局面,与一般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虽有若干相似处,但总体上并未进入同一社会演变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