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混改路径创新:从中长期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进共同富裕离不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促进共同富裕就要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本轮国企混改推动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融合发展,在提高国企运行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不同的改制路径也暴露出新的问题,员工权益保护不足、效率与公平关系处理不当、绩效薪酬体系不合理等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从整体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国企债务等方面分析国企混改现存问题对我国共同富裕实现进程产生的影响;并从发挥国企产业引领作用、深化国有经济科技创新驱动效应、找准国企职能定位、健全企业治理结构、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分配体系现代化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国企混改应从模式创新入手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在保持经济增长韧性与可持续性的同时,以中长期改善民生为导向,推动中国共同富裕目标尽早实现。

收入分配差距与银行信用风险累积——基于企业部门杠杆的视角

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推进共同富裕是否有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立足于企业部门杠杆视角,构建包含家庭异质性、企业债务违约和银行破产特质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研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理论模型预测显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增加银行信用风险累积。其作用机制在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消费投资比下降,为企业部门加杠杆创造条件,但消费率和杠杆率的反向变动会造成企业实际收益率降低和违约风险上升,银行贷款信用风险敞口扩大。基于中国银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提供了上述理论推演成立的经验证据与微观基础。此外,本文还发现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上述结论隐含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两个重大目标的内在逻辑自洽一致。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

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是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关键。然而,随着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逐渐凸显,高管薪酬不断提高致使高管“天价薪酬”成为普遍现象,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我国特殊的公司治理制度,以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进行研究,发现党组织融嵌公司治理有助于抑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而且党组织融嵌程度越高,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越强;此外,这种抑制作用对国有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无政治关联、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可以通过抑制管理层权力的扩大和降低企业风险进而抑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从中国特色的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视角探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以及作用机制,对于丰富薪酬差距影响因素研究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效应研究方面的文献,加强党组织建设、全面促进党组织建设与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机结合、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企业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测度企业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所要求的“财富积累”与“公平惠及”的双重影响,选择制造业行业上市公司2009—2022年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就企业数字创新与共同富裕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创新将促进共同富裕,进一步就其作用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创新的积极推进将提高自身劳动收入份额;就“共同”要求来看,企业进行数字创新之初可显著缩小高管与员工间的平均薪酬差,但伴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持续提升,高管与员工间的平均薪酬差距反而会逐渐扩大,且这一关系主要存在于大规模企业和低科技化程度企业中;从同一行业内企业间劳动收入份额差的变化来看,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深度与效度将显著影响成员劳动收入,呈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两端集聚效应。

基于微分博弈的政企合作数据开放策略研究

数据作为一种关键生产要素,其开放、流通和利用水平直接影响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然而,现阶段我国的融合应用水平不高,政府和企业的数据开放力度以及数据开放质量仍有待加强。采用微分博弈方法,考虑数据开放程度和数据开放质量两个要素,构建以政府、企业为主体的Nash非合作博弈、Stackelberg主从博弈、协同合作博弈模型,根据HJB方程求解三种情形下的政企最优行为策略、最优数据开放程度、最优数据开放质量水平以及最优收益轨迹,并在时间一致性的条件下,探讨政企合作收益分配机制,最后对三种情形下的结论进行仿真分析。政府为企业分担成本可以促进社会数据开放程度及质量水平的提升,实现帕累托改善;且在协同合作情形下,数据开放程度、数据开放质量水平及政企总收益最高,可实现系统效益最大化。文章建立了科学有效的成本分担机制,为政企合作开放数据提供指导,并制定了长期稳定的收益分配机制,为政企协同合作提供基础。

产学研合作中利益分配方式探析

对我国现实的产学研合作中的利益分配情况作了系统、科学的归纳、总结，分析了利益分配三种基本类型的利弊；并采用收益函数曲线作出直观表述．提出了应提倡推广的分配主体方式，对促进我国产学研协调发展很有实际意义．

我国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制度分析

本文认为静态地、抽象地分析企业中人力资本所有权和物质资本所有权谁占支配地位抑或平等是没有意义的。在企业中 ,人力资本个人收益与企业的总体收益有不同的取向 ,而非简单地转换。人力资本需要“自己给自己定价” ,即靠自身的才干、贡献大小通过有效的机制确定自己从企业收益和剩余收益中分割的多少。因此 ,设计能够释放人力资本能动性的产权制度和企业治理结构 ,是中国企业缩小与国外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提高竞争力、加快创新的必然要求。

质量导向下的中小物流企业联盟收益分配策略

文章以中小物流企业联盟收益分配为研究对象,在阐述中小物流企业联盟的概念、类型以及收益分配的目的和内涵的基础上,针对中小物流企业联盟的三种类型,分析了收益分配模式选择和成员企业收益构成的差异,提出了物流任务分解和以成员企业物流服务质量为导向的收益分配思路,构建了混合模式下的中小物流企业联盟收益分配模型,并以收益分配相对复杂的盟主型联盟为例进行了实例分析,说明了模型的有效性、合理性和创新性。文章提出的收益分配模型基本框架比较完整,基于物流服务质量的收益分配激励方式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现阶段我国中小物流企业联盟实践具有较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创新收入分配制度 促进竞争性国有企业大发展

竞争性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发展壮大。竞争性国有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自身的收入分配制度密切相关。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内涵是国有资本权利的配置,即国有资本参与权和收入权的配置。改革竞争性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关键是:竞争性的、普通的参与权要和灵活的、充满弹性的收入权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参与权和收入权的有机统一。

创新型企业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研究

考量创新型企业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关系发现,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贡献大小无差异时,人力资本承担了主要风险;在二者承担相同风险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创造利润的贡献大于物质资本。鉴此,设置环境参数、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衡量人力资本贡献、模糊评估产品市场等人力资本风险;建立人力资本参与创新型企业收益分配模型,确定人力资本在创新型企业收益中的分享数额。

“国进民退”的学术论争及其下一步

近年来,我国少数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2009年这一现象变得更为明显。"国进民退"并非市场公平竞争的结果,而是受国有企业过多的留存利润、歧视性的产业政策、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以及地方政府对中央国企的支持等体制性因素扭曲所致。因此,"国进民退"不仅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改进,还会在民营企业的发展、收入分配、产业结构优化、金融风险和增长方式的转型等方面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为防止"国进民退",应对国有企业进行合理定位,划定其必要的经营范围。

基于财务视角的企业收益内部分配管理控制模式

趋利行为使得在企业收益分配中占主导地位的股东及经营者,有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或侵蚀他人利益来增加自身利益。为了保证分配的效率和公平,防止他人利益受损,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本文认为,需要从财务角度对企业收益的内部分配进行规范,建立基于财务视角的企业收益内部分配的管理控制模式。

完善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几点思考

从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现状入手,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健全国有企业薪酬决定机制、明晰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体系、完善和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的制度约束等对策。

基于乡镇企业融资视角探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乡镇企业发展对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起到重要作用。但乡镇企业融资难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乡镇企业应从放松民间金融市场、加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和加快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入手。

中国企业两权分离的深化改革及收益分配

中国企业的发展和进步与企业制度的选择休戚相关,而在众多制度之中,产权制度的确定关系着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归属。从“两权合一”到“两权分离”,中国企业历经了重大的演变历程。面对市场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建立起合理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是中国企业两权分离深化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在这些机制中,处理好企业的四大收益主体——政府、所有者、经营者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及其收益分配比例是被普遍关注的。

效率激励与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入分配的制度创新

收入分配不仅具有公平效应 ,而且具有效率的激励功能。在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 ,人力资本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但是现行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却没有体现出人力资本的价值 ,人力资本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没有体现出来。从效率激励的功能出发 ,研究人力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制度创新 ,对于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企分配模式表征及其现实检验

收入的初次分配用技术关系,再次分配用社会关系。初次分配是由要素的边际报酬决定的,因此导致的结果是利润侵蚀工资,宏观上表现为利润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而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趋于下降;再次分配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它导致的结果是,要素所有者或者其代理人利用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使再次分配向他们倾斜,宏观表现是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薪酬的畸高和这些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偏高。

逆向第三财政与收入分配不公

第三财政指的是政府通过支配国有经济利润而形成的财力分配活动。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利润节节高升,甚至国际金融危机也不能放缓其步伐。本文构建了一个上游国有企业寡头垄断,下游私营企业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型,证明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攫取了下游私营企业的创新红利,它们的高额利润来自于垄断地位。由于目前第三财政的收入几乎完全由体制内人群享有,故伴随而来的是体制内外人员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而工业化进程和足量农村劳动力供给带来的低工资,是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在当前体制下,不断膨胀的第三财政本身成为了恶化收入分配不公状况的一个原因,是一种逆向的财政机制,应该从支出入手进行调节。

企业家异质性人力资本、收入分配与企业成长研究

针对企业家的收入分配,提出将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分为内在性人力资本、产出性、社会性三类价值形态,以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为收入分配的核心基础,构建企业家人力资本、收入分配和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模型。并实证分析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对薪酬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家产出性人力资本对企业家薪酬分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内在性人力资本对薪酬的影响呈现较大差异性;社会性人力资本与企业家薪酬不相关或负相关。企业家薪酬分配应以人力资本价值作为核心依据,并注重体现企业家人力资本不同价值形态的互动效应,实现企业家长期性的人力资本价值,最终促进企业持续稳定成长。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收支的规模与结构

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向企业倾斜,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逐步下降,且资本所得要高于劳动所得;再分配向政府倾斜,经过调节后只有政府部门收入的比重是上升的,政府实际收入的规模较大,而居民收入比重呈逐步下降趋势。我国宏观税负呈现上升趋势,并且由于大量制度外收入的存在使大口径宏观税负上升较快。我国政府职能偏好于资源配置,财政支出具有典型的"重视经济服务和一般公共服务,忽视社会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的特征。一方面,要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尤其应优化财政收支预决算,强化财税政策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促进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另一方面,应转变政府职能,合理使用政府收入,优化支出结构,将财政政策着力点偏向分配公平,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