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田园诗中的情感误置

情感误置是主体在强烈感情驱使下对外部事物的情态产生错觉的结果,它本质上是情感主体内心世界的外在化。田园诗中的情感误置可分为修辞性和癫狂性两个层次。修辞性误置通常用于表现人与自然之间在情感状态上的和谐关系:要么借自然的愉悦情态来营造纯粹愉悦或宁静的心境,要么借自然的悲喜情态来应和人物心境的悲喜变化。癫狂性误置主要有三种类型:失和式误置表现自然与人之间的情感对立或冲突,失序式误置以大自然的失序状态表达对人之极端悲伤的同情,祈愿式误置以情感主体向“缺席”的自然祈求同情来强化其绝望情绪。这些手法使那些难以直接描述的情感世界得以直观传达,让诗人的表达更富戏剧性,从而更加有效地表现情感主体的快乐或悲伤。

符为民精准辨治精神分裂症经验辑要

[目的]总结名老中医符为民教授诊治精神分裂症经验。[方法]通过临床跟师抄方,收集整理符师治疗精神分裂症病案,浅显地阐述符师对精神分裂症病因病机的分析,对其辨证思路、治则治法、用药特色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并列举案例一则予以佐证。[结果]符师认为痰火上蒙心窍是精神分裂症病机之本,气滞、血瘀是主要致病因素,故治疗当以清热化痰为根本,兼以疏肝理气、祛瘀通腑,适时顾护胃气,并配伍醒脑开窍、除烦安神类中药。按病程分期,强调精准辨证,用药方面常用清热化痰、理气通腑、泄浊开窍之法,配伍安神药以标本兼顾,始终坚持顾护胃气。[结论]符师精准辨治精神分裂症效如桴鼓,为临床提供中医思路和方法,值得临床推广。

528例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临床治疗分析

对528例情感性精神障碍住院患者的用药进行回顾性分析,单一用药者135例,用药10种;联合用药三种方案,其中二药联用357例,三药联用34例,四药联用2例,三种方案共用药15种.抗躁狂相药物使用频度顺序前五位为:碳酸锂、氯氮平、氯丙嗪、氟哌啶醇及卡马西平;抗抑郁相的用药频度顺序为:阿米替林、氯氮平、舒必利、氯丙咪嗪、多虑平.疗效比较,单一用药和二药联用无差异(P>0.05),总有效率皆达100%.

明中后期狂士的社会交往生活与江南士林风气

狂士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明代中期以后,在王学、禅宗和道学的熏染下,遂成为士林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狂士在社会交往中,追求任情适性、率性而为,甚至出现了有悖于传统儒学教诲的言行。然而,狂士特立独行的交往行为和夸张甚至矫情的言行在这一时期的江南流于时尚化,这表明了明代江南士人内心的苦闷和焦灼,是传统文化在这一特殊时代的一种特别表现形式。

论徐渭的狂狷人格

徐渭狂狷人格的形成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的。基于“利人皆圣”的平等意识,形成了徐渭蔑视权贵、傲世独立的人格风范;基于“本体自然”的自由意识,形成了徐渭“疏纵不为儒缚”的人格特点;徐渭的狂狷人格体现在诗文创作中,则突出地表现为愤世嫉俗的反抗精神。

浅析《聊斋志异》中“情痴”形象的审美情趣

在《聊斋志异》的爱情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一大批“情痴”形象。这些“情痴”志痴情笃,行为放荡不羁,蔑视权贵,敢于同封建礼教和传统道德观念作斗争,热烈而诚挚地追求建立在“知己之爱”基础上的自主婚姻。作者赋予了“情痴”以崇高的审美情趣,使他们成为后世爱情故事的典范。

屈原的死亡情结

运用精神分析研究屈原的自杀问题 ,认为深藏于屈原的无意识中有一个死亡情结 ,彭咸是屈原心中的原始意象。屈原是政治迫害狂。屈原的自杀是有其人格弱点的 ,自恋、犹豫与对君的钟情使他成了又一个哈姆雷特。而最终 ,屈原的死亡情结使他成了永生的诗人 。

芥子须弥阅苍生——读钟道宇《砚痴》有感

《砚痴》以黄莘田得到、把玩、经营、失去砚石为主线,对世间百态进行认真刻画,反映出世间人作茧自缚的真实状况。宝砚是繁华人生的一面,空性是另一面,黄莘田与黎家人等只看正面不看反面,所以为之牵肠挂肚,徒生无边挂碍。人们要想享受清净,就要通过认识其中道理,断掉邪见,舍弃对假象的过度执著。作者在苦心孤诣告诉大家克己复礼的同时,也抨击"不思进取"的人生态度,对劳动者表达出由衷的尊敬之情。

病的隐喻与城市批判——李佩甫《城市白皮书》的“病相”解读

《城市白皮书》作为李佩甫整个小说创作中较为独特的一部,其潜在意义远值得深刻的挖掘,其叙事策略的独异性也值得合理有效的阐释。"病孩"明明作为小说的视点人物,使小说批判城市的主题得到了更为恰切有效的表达。"病孩"在叙述功能中显现出来的矛盾性与深刻性,尤其值得关注。

以小说“赏砚”——浅谈钟道宇的端砚系列小说

作为一位肇庆本土作家,钟道宇以小说"赏砚",通过通俗化传奇化故事的讲述、端砚美之特质的描绘、立体丰富的"砚痴"形象的塑造,生动地展现端砚文化之美。

明中后期吴中多狂狷之士的文化反思

明中后期吴中狂狷之士辈出,部分士人文学思想叛逆,直接引导了明清文学的发展方向。他们大多才华横溢,在绘画、书法、戏曲等领域都颇有建树。导致狂狷之士辈出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吴中经济发达,政治却倍受打压,士人心中多有积怨。欲防止狂狷之士大量产生,首先要保证政治体制的廉洁性,还需做好对士人阶层的合理分流与下行补偿,并从体制层面重新调整对知识功能的认知。

建构于符号系统上的现代生存寓言——鲁迅《狂人日记》的另一种解读

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来评判《狂人日记》,一个突出的共同点是把“狂人”看作可以归类的具体的人物形象。但不管是“狂人说”、“战士说”,还是“统一说”,都与文本所呈现的真实存在很大的距离。其实,《狂人日记》不是现实主义小说,而是现代主义小说;“狂人”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物形象。只有将作品当作整体性的隐喻象征符号系统,才有可能破解深藏的意义密码,把握其“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

铜仁进士陈珊事略考

明代铜仁进士陈珊,因忤逆首辅严嵩,官龃龉不达;后言官又弹劾他贪肆不职,遭免职闲住,颇为士论所遗。今据墓志铭等相关资料,勾稽其生平仕宦、乡居事迹,还其真相。陈珊节操言论堪为士表,乃一代狂狷之士。借古鉴今,对今天培育风清气正的官场生态,具有一定的意义。

心灵与性灵——论阳明心学与晚明文学的特质

在阳明心学与晚明文学之间的本质联系及阳明心学诗性品格的影响下,晚明文学形成了异于前代的真诚、任情、大胆、自由的个性特质。

求解“狂人”的世纪呐喊

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在今天的深刻意义不仅在于对“家族制度和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和批判 ,也不仅在于对于“我也吃过人”的洞见 ,而在于对于“吃人者”全是被“吃”空了灵魂的揭示。鲁迅先生的“赎罪”意识是启蒙思想的具体体现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新文学“启蒙文学”的性质不容怀疑。“救救孩子”,从“娘老子”着手是破坏 ,给孩子自主的灵魂是建设 。

论《红楼梦》对鲁迅创化“狂人”(“疯子”)文学原型的贡献

"狂人"("疯子")是"五四"时期鲁迅创化与激活的最重要的文学原型之一,是多种原形要素的综合。《红楼梦》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原型要素,重要特征是"疯癫"。

论《红楼梦》对鲁迅创化“狂人”(“疯子”)文学原型的贡献

"狂人"("疯子")是"五四"时期鲁迅创化与激活的最重要的文学原型之一,是多种原型要素的综合。《红楼梦》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原型要素,它们的重要特征是"疯癫"。

两浙新文学作家“率性”气质比较

"浙东"和"浙西"是两个联系紧密,又形态各异的文化区域。深受地域文化滋养的浙东和浙西新文学作家,在人格和创作上既保有共性,又存在差异。"率性而为"是两浙现代作家共同拥有的气质,却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特征。浙东现代作家的"率性而为"是一种基于国家、民族以及广大民众的夹杂着狂狷之气,有着"入世"精神的人格气质,而浙西现代作家的"率性"主要是一种基于个人内心的真情流露和情感抒发。

论哈姆雷特的躁狂

整个批评界一直以来都注意到哈姆雷特的抑郁,而忽略了他的另一面——躁狂。哈姆雷特不断奔涌的思绪、无尽扩充的意识、对王后和奥菲利娅的暴力都是他躁狂的表现。哈姆雷特的躁狂与抑郁相混合,在这种状态下,他对生存与死亡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哈姆雷特的躁郁症作为一种疯癫状态,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享有终极的地位,具有审美和哲学的意义。

论痰邪引发癫狂的脏腑相关性

"痰"是导致神志病癫狂的一个重要病理因素。古代中医学对痰邪所致癫狂的脏腑辨证涉及到五脏六腑,其中最为常见的病机是"痰迷心窍",此外还有从脏腑出发又归结为"痰迷心窍"者,也有直接进行脏腑辨证而不特别突出心者。考察古代中医学文献,联系现代精神医学和中医神志病学对脑神的认识,基于神志病"体用学说"理论,可知"脑为神之体,脏腑为神之用",对痰邪为患所致的癫狂无论从哪一脏腑辨证,其病机最终都要归结为"痰滞脑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