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操与拓跋力微及其子孙——《桓帝功德颂碑》考释

卫操撰写的《桓帝功德颂碑》既是北魏早期有文字记载的信史资料,又是北魏拓跋氏集团早期文章的代表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意义。以《桓帝功德颂碑》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卫操的生平事迹、碑文的真伪等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卫操与拓跋力微、拓跋禄官以及拓跋猗■、拓跋猗卢三代部落首领都有交往,他对北魏早期的历史比较熟悉。解读《桓帝功德颂碑》对北魏早期历史及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汉魏六朝碑刻中构件“⺈”“■”“爫”的变异研究

汉魏六朝时期,异体字盛行。本文以形体相似的三种构件“爫”“ ■”“⺈”为例进行变异研究,从构件与构件的关系出发,把构件讹变分为独体讹变和被动讹变。在讹变的基础上,构件“爫”与构件“■ ”“⺈”产生讹混的结果,构件“爫”与“⺈”有相同间接构件与构件“爫”构成直接构件时,二者有着相互讹混趋势,构件“爫与”“■ ”的相互讹混趋势更为稳定且无条件限制。

甘肃敦煌新出魏晋十六国镇墓文研究

2014-2015年,甘肃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新发现魏晋十六国镇墓文,对研究古代敦煌姓氏家族及基层行政组织演变问题,均具有重要价值。镇墓文记录翟氏、窦氏、钟氏、孙氏、王氏等5姓7人,补充和丰富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姓氏资料,也弥补相关家族人物活动的时代缺环。镇墓文记录曹魏、前凉、后凉时期敦煌乡里名称,不仅填补曹魏、后凉在敦煌设乡里的资料空白,也证明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设置、名称沿革的延续性,还反映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百姓埋葬地和组织名称的新变化,推进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乡里制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碑刻假借字职用关系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碑刻中假借字与假借义、假借字与该字本义、假借字与被借字等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按照职用关系对其进行细致测查与分类研究十分必要。经统计,该时期碑刻假借字共出现约608处,其中“本无其字”的假借79处,“本有其字”的通假513处,假借字代替专用假借字16处。该时期碑刻假借字中“本无其字”的假借呈衰落趋势,“本有其字”的通假增长且占比呈绝对优势,并且存在一批临时假借向古今假借过渡的假借字;此外,多承袭历史约定俗成假借字,包括一部分沿袭前代假借字形但假借义不同的字,完全新出假借字占比较小。该时期碑刻假借字成因多样,同时为字词关系、字际关系研究等提供了一批新的材料。

范振绪《敦煌访古图》及其题咏考释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巨大变化,文物古迹遭受极大破坏,敦煌莫高窟更是劫后余生,满目疮痍。《敦煌访古图》正是甘肃著名书画家范振绪在此背景下,感念张维访存敦煌文物的高尚情怀,为其精心绘制的。此画完成并公开之后,成为民国文坛一大盛事,于右任、张大千等大批名家为其题咏。《敦煌访古图》及其题咏是在保护敦煌石窟历史过程中产生的重要文献资料,在敦煌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释东汉魏晋镜铭中的“羲”字

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铜镜中,有一常见套语作“众△主阳”,由于字形减省、讹变严重,一直以来未有定释。本文以字形为基础,结合此类铜镜的具体语境及纹饰特点,将其中的疑难字读为羲和氏的“羲”字,并对此句文意进行疏解。

文学视域下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考索

《中岳嵩高灵庙碑》是北魏政权在平城定都时期的作品。从文学视域切入对碑文进行考索,可以发现书法学和历史学之外的新价值:碑文沿袭传统汉民族体例,先序后铭,序为主体;铭画龙点睛,概括全文。序文谋篇布局环环相扣、修辞手法运用纯熟;铭文采用四言句式,且和韵程度颇高。这些特点使碑文呈现出典重蕴藉又颇具文采的风格特色,说明北魏平城时期碑文写作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平城时期文学对汉文化具有较为强烈的认同感和趋同性,接受程度也较为深入。而北魏平城时期的汉化程度和民族融合程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卫簋与伯■诸器

新见卫簋二器,与此前从海外购回的伯■诸器年代相近,约在西周穆共之际。卫簋与伯■诸器,为同一宗族成员所铸祭祀祖神的礼器。伯■与卫乃兄弟关系,其中■为长兄,系大宗族长,卫为弟,乃分支首领,是为小宗。兄弟二人均任职于王朝,先后受到周王赏赐。卫簋与伯■诸器在铭文格式、遣词造句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和重复性,表明大宗对宗族祭祀活动及相关祭祀礼器有主导权和决定权,而且同一宗族内部在祭祀礼器的制作与管理上有一套统一的制度。

谈偃师焦村魏石经《尚书·无逸》残石

1978年,洛阳汉魏太学遗址东南约18公里的偃师焦村之野发现一块刻有古文、小篆、隶书三体之曹魏正始石经残石,6行19字,经文“家……勤劳……不则……昔在……宁……外”,为《尚书·无逸》篇开首,复原后知为正始石经第廿石中心偏左部位残石。

汉魏晋南北朝碑刻同形字辨识

同形字是汉字字库中字形相同,音义不同的字。认真辨识文献中的同形字,沟通字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研究同形字的方法,对于识读和整理古籍,编纂汉语文字典词书,以及研究汉字发展史,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辨识了汉魏六朝碑刻中的10个同形字。

汉魏六朝碑刻文献语言研究的思考

汉魏六朝碑刻语料时代确定,真实性强,数量丰富,内容广泛,有较高的语言研究价值。根据碑刻文献的语言风格、特点,其主要研究价值在文字、词汇方面,音韵的研究也有一定价值,语法研究方面则意义不大。由此提出了碑刻语言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思路。

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的特征及成因

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由于时代、社会、文化教育及文字自身的原因,具有系统性与稳定性、简化便捷性、形体变异的多样性与理据性、加工性、文字偏旁的趋同性等五个方面的特征,认为时代因素、社会历史因素、文字自身因素、刻手载体等是其形成的原因。

汉魏六朝碑刻中古文字的遗存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传承,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文字,属于连续性文字类型。隶变使许多古文字发生笔法变异,笔势改变,直观上表现出文字外形不同,但是其文字结构类型、结构要素、构件组合方式、构字意图等则是一致的,研究古文字的遗存可以揭示汉字的继承和发展,为汉字史研究提供证据,可以为考证古文字、研究异体字提供参考。

汉魏六朝碑刻坟墓义词语研究

汉魏六朝碑刻中保存了大量的坟墓义词语。这些坟墓义词语少数是单音节词,绝大多数是双音节词。从文化上来考察,它们反映了汉魏六朝时期的葬俗和人们对阴间的认识。它们的产生,也是人们对坟墓结构、地理位置、周围环境等认知的结果。

魏国纪年兵器铭文的发轫期

近年新公布的材料对探讨魏国纪年兵器铭文的早期发展形态有重要参考价值。已有的四件蔺地铸造的兵器中有两件是在魏国占领时期铸造,廿九年叚阳戈的铸地"叚阳"应该通假作"固阳",是当时上郡的北端。

北魏平城时期碑铭略述(一)

北魏太武帝《皇帝东巡之碑》、太武帝《嘎仙洞祝文》和文成帝《皇帝南巡之颂》三种石刻碑记,均为北魏政权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定都时期的石刻作品,其所记内容和书迹不仅可弥补史籍记载的不足,而且对北魏早期书法的研究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试析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的系统性

从构件之间的相互联系、汉字形体记号化所呈现的序列性、形体异写的趋简性和类推性三个方面分析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所体现出的系统性,澄清过去文字学家们所谓"六朝书体,满目蓁芜"的片面认识。

五祀卫鼎铭文集释及西周土地违约案件审理程序窥探

西周时期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文,五祀卫鼎铭文是一篇西周时期的涉法铭文。铭文涉及到西周时期因为土地补偿而引起的违约案件的审理程序。本文在对铭文进行集释和翻译的基础上,总结出这次违约案件的审理程序,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周时期的法律情况。

卫国地名与甲骨文地名对读蠡测六则--以《诗经·泉水》为例

周代卫国统治疆域与商代晚期王畿地区大致相同,部分卫国地名与商代地名有承袭关系且能与甲骨文中所见地名对应。文章运用“卜辞系联法”与“文献对照法”等方法,将《诗经·泉水》中所见卫国地名与甲骨文中相关商代地名对读,并考察有关地点地望,考据卫地泲即商地,在今浚县附近;祢地即迩地,在今滑县附近;干地即地,在今濮阳市孟轲乡杨干村一带;言地即地,在今浚县与濮阳县之间;肥泉即卜辞之𠦪泉,在今淇县南;漕地即曹地,在今滑县东。将文献地名与卜辞地名对读,参考卜辞地理系统与文献地理信息,对考察文献地名地望与卜辞地名地望均大有裨益。

曹魏“尚实”政风与文体学

曹魏鉴于汉末浮华弊病,政权运行推行"尚实"之风,如《求贤令》一类政令及以"浮艳"处死孔融等;又有专门的"文质之辨",正方、反方都"尚实","尚实"上升到"道"的层次。在如此政风的笼罩下,曹丕提出作家评论"尚实"的途径,在于同文体之间的比较,于是有"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体论的提出;又有桓范《世要论》中三篇文体论提倡"尚实",《赞象》篇称"实有勋绩"方可配得上画像有赞,《铭诔》篇批评"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之类铭诔,《序作》篇批评"浮辞谈说"、"泛溢之言"之类的著作书论。朝代政风对文体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此即刘勰所说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体学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