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导、浸没与腐败的生命周期:社会互动如何影响贪腐行为中的时间性因素

本文致力于考察社会互动对腐败生命周期中时间性因素的影响方式。基于起诉书数据集的大样本统计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研究发现:首先,围绕公权力的持续性社会互动,会在行贿主体与受贿主体双方的双向诱导效应下,加快权力持有者的沉沦速度,即缩短贪腐官员从任职到第一次犯罪的时间间隔;其次,通过将腐败交易浸没在日常化的社会交往过程中,社会互动显著延长了贪腐行为的持存期,即延长了从第一次犯罪到被抓捕的时间间隔;第三,社会互动会导致贪腐行为产生功能自主性,加快贪腐行为再生产的节奏,即缩短多次重复犯罪的时间间隔。

“越考核,越贪婪”?——绩效考核与工作不安全感的双重效应研究

为了揭示职场贪念成因及其后果的形成机制,文章从贪念“情境引发论”的角度,根据绩效考核带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和资源保存动机,构建了职场贪念形成路径的链式调节中介模型:绩效考核增加了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进而引发职场贪念,并最终导致渎职侵占行为;同时职业高原强化调节了绩效考核对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通过问卷调研发现绩效考核对职场贪念及渎职侵占行为存在双重效应:一是促进效应,即相对而言,处于职业高原状态的员工,无论发展型绩效考核还是评估型绩效考核都会增加工作不安全感,并依次引发贪念和渎职侵占行为;二是抑制效应,即员工没有工作不安全感时,发展型考核可通过直接降低职场贪念,进而减少渎职侵占行为。对双重效应统计比较后发现,绩效考核对职场贪念及渎职侵占行为的促进效应要大于抑制效应。文章也据此侧面印证了职场贪念的“情境引发论”:在绩效考核引发了工作不安全感的组织情境中,产生贪念和渎职侵占行为,是员工面临资源流失预期的一种理性应对策略。

侵占不法原因给付物的认定困境与规范路径

不法原因给付所致的民事保护限缩效果具有不法给付行为和主体的规范侧重,投射于刑事可罚性层面,对不法原因仅在受领人单方及受领人不法程度更重时,不能对侵占行为予以绝对限缩甚至湮没。前置民事规范对越轨行为与不法状态的矫正主要通过干预理性经济人间的财产关系予以实现,而后置刑事规范,其所聚焦的主要关系不再为私人主体间利益冲突与平衡,而系国家作为公权力主体与越轨行为人之间的公私二元对立,转向对挑战法秩序的越轨行为予以更强制化规制与预防的新维度。民刑规范在以宪法为基石的法秩序体系中虽然具有适用顺序位阶、规制目的侧重等层面的不同导向,但其适用均以消灭并矫正与法秩序相冲突的不法行为及状态、维护巩固法秩序的稳定为共同指涉与依归。民事前置法对不法给付人与不法给付行为单方侧重性规制与预防,不能实质性矫正不法受领后逾越法秩序的不法状态,其规范目的的侧重所显现的局限性需通过后置刑事规范予以补足。

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的成否

受领人将不法原因给付物据为己有的行为是否成立侵占罪,涉及法益保护、法秩序的统一性等诸多问题。肯定说不符合法益保护原则与法秩序统一性的原理,各种两分说所采取的区分标准不明确或者不合理,其结论也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民法上的合法行为,不可能成为刑法上的违法行为,就此而言,刑法判断不应当具有独立性。民法上的违法行为,并不当然具有刑法上的违法性,在此方面,应当强调刑法判断的独立性。即使某种行为的合法性在民法上存在分歧,基于刑法的谦抑性,也不应将这种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质言之,只要给付者基于不法原因将财物交付给他人,即使其是否属于不法原因“给付”在民法上可能存在争议,也不应将受领人的行为认定为侵占罪。

Research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elf-Money-Laundering in the Digital Age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al currencies,network banking,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facilitate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mpletion of self-money laundering in crimes involving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Amendment XI to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sts self-money laundering as a separate money laundering crime,breaking the restrictive framework that it must be committed by someone else.This is reflective of the specific interest that China has in anti-money laundering.The criminalization of self-money laundering has been adopted as a powerful legal weapon against money laundering.However,it has confronted a series of dilemmas in terms of specific judicial applications.To gradually address the dilemmas in applying the clause,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Chinese judicial and anti-money laundering practices,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anti-money laundering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is carried out.Moreover,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re given:that the protection of legal interests concerning self-money laundering should be expanded appropriately;that a penalty and cooperation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the crime of self-money laundering;and that the scope of the means of self-money laundering should be extended.

论单一法益视角下的职务侵占罪

传统的刑法理论认为职务侵占罪是从贪污罪中分离出来的,因此对于职务侵占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行为方式和所侵犯的法益认定,均是参照贪污罪进行理解与适用。但对职务侵占罪的理解不应脱离刑法所欲保护的法益视角,应坚持单一法益侵犯说,以侵占罪为参照标准。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从“职务”与“便利”两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其行为方式应仅限于侵占。

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案中的反洗钱研究——以323份洗钱罪判决为分析样本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洗钱犯罪七类上游犯罪之一,行为人采取系列手段掩饰、隐瞒贪污贿赂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对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侵害。通过搜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近年来323份洗钱罪刑事判决,从中分析监察体制改革后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上游犯罪的洗钱罪裁判情况,发现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洗钱犯罪打击存在的适用法律困境,结合洗钱罪修订背景,针对司法机关办理贪污贿赂犯罪如何有效精准打击洗钱犯罪提出建议。

表见代理情形下“卖房骗款”行为的定性分析

表见代理情形下的卖房骗款行为虽具备“骗”的外观,但基于“表见代理是否影响刑事犯罪认定”这一问题的论争,司法实践中存在职务侵占罪与合同诈骗罪两种立场。消解实践冲突的关键在于:确定法秩序在违法性与法律效果层面的统一,通过民事规范确定此类案件中被代理人的实质被害人地位,肯定被代理人对购房者应收房款的观念占有,锚定行为人破坏被代理人对购房者债权观念占有这一事实,以职务侵占罪或盗窃罪实现此类案件在法秩序范围内的和谐统一。

腐败的实验研究法及其研究进展

通过对近年来采用实验研究方法考察腐败行为的内容加以梳理,并对不同实验研究方法的优势与不足进行对比,以期促进我国腐败行为实验研究的发展。腐败行为的实验研究法可分为腐败情境模拟法、腐败博弈范式和田野实验法三类,借助这些实验研究方法,可以考察多种因素对腐败行为的影响,并检验相关反腐机制的有效性。在未来研究中,实验研究法可为评估反腐政策治理效果,开发腐败测量工具,分析腐败动态规律,探究集体腐败等多个方面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

保护民营企业视角下职务侵占罪的司法适用研究

为保护民营企业利益,《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加大了对职务侵占罪的打击力度,但基于现阶段民营企业经营不规范等现象,司法实践中如何协调法益保护与罪刑法定的关系存在难题。综合运用多种解释方法分析,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不应限定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人员,而应按照实际的“职务”标准进行认定;“本单位财物”包括单位现存的财物,也包括确定的收益。若“预期利益”属于单位“必然可得”的财产性利益,亦属于“确定的收益”;“本单位”是行为人所在的被害单位,在两个以上单位的合作关系中,被害单位的确定需要穿透复杂的法律关系,从行为人的劳动归属关系和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损害的利益归属于哪一方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在刑罚适用上,应该贯彻实质平等原则,在量刑时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尽可能通过从轻量刑来维系民营企业的经济发展活力。在此基础上,刑法能够实现依法合理地保护民营企业利益。

受领他人错误汇款无罪论的教义学展开——兼及“价值返还”救济之提倡

对狭义的受领错误汇款行为的处断,“有罪论”在理论中居于通说的地位。受领他人错误汇款既不符合侵占罪的对象要求,也不符合“非法占为己有”的目的,难以构成侵占罪。在柜台上支取款项的行为,既未达到诈骗罪所要求的程度,也未使银行工作人员“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不应构成诈骗罪。受领人没有非法转移对现金的占有,银行并未遭受财产损失,因而也不成立盗窃罪。从民法上看,错误汇款人是该笔款项的所有权人,但其不能对他人无权占有的行为任意进行私力救济。根据缓和的“违法一元论”,民法上的合法行为在刑法中也不应被评价为犯罪行为。为了保证错误汇款人迅速得到救济,可以在我国提倡“价值返还”救济路径。

职务侵占案件定性难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为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管辖的常见案件,职务侵占犯罪案件具有作案主体复杂、手段隐蔽、作案时间连续及主体趋于年轻化等特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职务侵占案件的数量和危害程度不断上升,严重损害了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的经济利益。在案件侦办过程中,经常出现难以确定罪名的疑难复杂情况,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严峻挑战。分析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在侦办职务侵占犯罪案件实践中出现的定性难问题,探讨定性难的特点、现状及解决对策,可以为侦查人员更好地办理该类案件提供参考和帮助。

表见代理型骗财案被害人的认定与罪名辨析

基于表见代理而骗财的场合,相对人“得其所欲”,实现了其交易目的,从而未发生财产损失,行为人不成立对相对人的二者间的(合同)诈骗。表见代理人的行为因不符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构成要件要素,同时其对财产的占有是通过欺骗手段从相对人处骗得的,行为指向的对象是相对人的财产,而非被代理人的财产,故而不成立职务侵占罪。表见代理人从相对人处受领财产,意味着被代理人对相对人的债权消灭(因而遭受了财产损失),但该债权的消灭并非表见代理人转移了占有的结果,相反,系因表见代理人通过欺骗行为,使得相对人陷于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的结果,所以不成立对被代理人的债权之盗窃。从行为构造上看,表见代理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欺骗相对人,使之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其财产,导致被代理人遭受财产损失,构成三角诈骗。不同于传统的三角诈骗,作为受骗者的相对人虽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只因表见代理制度强制赋予了被代理人承担授权之责的效果,其交付了财产或者承担了民事债务,但未获得相应的对价,因而发生财产损失,构成新型的三角诈骗。

占有辅助人非法占有财物行为的定性——以收银员非法占有货款案件为例

司法实践中,对于占有辅助人非法占有财物行为如何定性存在着成立盗窃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三种不同结论。分析收银员非法占有货款为例研究发现,对此类案件定性时,需要以是否占有财物重新划定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的区分标准,根据“授权说”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相应处分权限,以是否具有处分权限作为辅助占有情况下占有归属的判断标准。因案例中收银员不具有处分收银所得货款的权限,故当收银员非法占有货款时,应成立盗窃罪。

贪污、渎职犯罪案件讯问方法与技巧——以三阶段讯问方法为视角

职务犯罪案件嫌疑人在利用自身职务之便实施犯罪时,很少留下有力证据,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犯罪嫌疑人诡辩而难以定案的情况。因此,获得符合法律规定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就显得尤为重要。为实现有效讯问,应当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原则允许范围内,在讯问的前期、交锋、交代三个阶段有针对性开展工作,同时在讯问时注意讯问人员的配备、讯问场所的选择和讯问时间的合理分配。

铁路盗窃与侵占犯罪界定的反思性重构

盗窃与侵占罪界分问题争论多年。在铁路犯罪中,以盗窃罪定罪案件数远大于以侵占定罪案件数,二者严重失衡。“遗忘物”与“遗失物”区分的实践意义不大。根据“修正的二重控制说”理论,公共空间与权利人共同占有财物。公共空间管理人需明确支配才可转移占有,非公共空间管理人具有概括抽象支配意思即可转移占有。铁路空间兼具公共性和封闭性,应针对列车卫生间等公共空间、卧铺等封闭空间、火车站安检机等非绝对公共空间分情况探讨占有问题。

刑法视野下非法转让股份行为的司法认定

司法机关在办理非法转让股份的刑事案件时,在定性上遇到了法律适用难题。目前,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对非法转让股份行为的性质认定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有五种主张:以职务侵占罪定罪,以诈骗罪定罪,以盗窃罪定罪,以侵占罪定罪,以无罪论处。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人们对股权取得方式存在较大分歧,而对股权取得方式的不同理解会影响到非法转让股份行为的司法认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解释理论,对于仅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份进行非法转让的行为,应以侵占罪定罪处罚;而对于已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份进行非法转让的行为,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控制权、资金占用与掏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掏空的视角对控制权与资金占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私人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资金占用规模显著高于国家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资金占用规模显著高于非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中资金占用规模越小;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中资金占用规模越小。

信息披露质量、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与审计师选择——来自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资金侵占是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获取私人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其解决资金缺乏的重要途径,普遍存在于信息不对称严重的公司。而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则会提高公司透明度,减轻信息不对称程度,保护中小投资者免受控股股东的掠夺。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审计是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保证,也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中小投资者起到保护作用。因此,本文选取深圳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信息披露质量、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以及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公司会减少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并且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高质量审计师也能够起到降低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的效果。这一研究结果对加强信息披露监管以及审计的治理效应有着重要的启示。

控股股东所有权、双向资金占用与盈余质量

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2003-2005年的数据为样本,检验了控股股东所有权、双向资金占用和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所有权与应计项目之间存在倒"N"型曲线关系;在控股股东持股较少时,控股股东通过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降低了盈余质量,与所有权防御效应一致;当控股股东持股较多时,控股股东所有权与盈余质量之间呈现不显著的正相关。文章认为,如果控股股东通过双向资金占用影响盈余质量,那么盈余质量是低的;如果控股股东没有通过双向资金占用影响盈余质量,双向资金占用行为本身也会降低盈余质量。文章最后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