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构建

企业合规制度的基点在于引导民营企业守法规范经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效能实现的重点也在民营企业,构建体系化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具有重要价值。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建立完整意义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提供了契机,但存在适用范围不清、制度成效不明、行刑衔接不畅等问题。应当推进民营企业合规制度的四个延伸,从中小民营企业合规向大型民营企业合规延伸,从治理性合规向预防性合规延伸,从行政司法外部合规治理向企业内部合规管理延伸,从刑事合规到行政与刑事一体化合规延伸,形成行刑一体、内外结合、治防兼及、覆盖大中小各类民营企业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一些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重要进展,总体社会信用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然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且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仍面临着理论研究和法治建设滞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功能边界不够清晰,商务征信体系不健全、企业账款拖欠严重,以及其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建议在系统总结前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厘清认识和实践误区,进一步明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功能边界,加快推进信用立法,健全商务信用体系,破解企业账款拖欠难题,大力发展信用经济,并做好面向公众的宣传引导工作。

科教融汇视域下高职教育校企协同创新治理的逻辑与路径研究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重要论述为科教融汇视域下高职教育校企协同创新治理提供了政策基础与现实依据。高职教育校企协同创新实践中呈现出校企主体功能效益差异、管理权力运行向度单一、利益平衡机制缺失等问题表征,实际上是由于协同创新价值认同缺失、权力分配失衡、利益共享不均衡等治理不足所致。外溢性的公共价值达成、异质性的多元主体协同及柔性的网络化秩序建立共同构成了高职教育校企协同创新治理的逻辑。结合实践案例分析,校企协同创新治理现代化应通过建立“产科教”融合的治理价值理念、保障协同创新治理主体话语权、建立协同创新治理机制、构建基于自组织的协同创新场域等路径推进。

工业互联网背景下高技术船舶企业融通创新演化研究——基于政府干预视角

构建工业互联网背景下地方政府、高技术船舶龙头企业及中小企业三方融通创新演化博弈模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三方稳定策略的博弈过程,探究政府干预和主体意愿对理想条件下系统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利用意义沟通、创新补贴、税收等干预手段能够明显加快高技术船舶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参与融通创新的步伐,但过高的创新支持成本会加重政府负担,导致政府选择懒政;高技术船舶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初始参与意愿较低时能够促使地方政府实施干预,但伴随两者意愿升高,地方政府是否干预受自身收益影响程度更大;高技术船舶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参与融通创新演化速率均与其余主体初始意愿正相关。

论作为数字行政执法方式的行政行为码

数字信息技术与行政权力的融合为以法治为中心的政府治理带来挑战,而行政行为码作为数字行政执法方式的应用是数治与法治结合的重要体现,并蕴含着整体智治下对行政执法体制一体化塑造的制度逻辑、行政自制论对数字赋能与赋权关系重塑的理论逻辑以及行政效能对行政执法全流程覆盖的实践逻辑。行政行为码以统一赋码、一码关联、一码查询与一码追踪的实践运行机理,兼具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性质,也为拓展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作为数字新兴执法方式的行政行为码由于规制理念的不明确、规则体系不健全以及功能应用程度不足,限制其应用场景与空间。在未来,行政行为码应从理念更新、规范控制和功能拓展三个方面进行塑形,推动行政行为码的功能实现与广泛应用。

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治理的现实桎梏与破解之道

完善的治理体系是我国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顺利推进的关键。打造多元共治、跨界共生的现代学徒制治理格局,离不开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企业参与是现代学徒制治理的基本特征,作为教育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组织的效率逻辑为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治理提供了内在驱动,合法性逻辑为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治理提供了外在规范;二者分别在不同层面为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治理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是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治理的逻辑理路与行动路向。然而,企业在参与现代学徒制治理过程中尚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失序、权力失语及责任失位等现实桎梏,影响着现代学徒制治理的质量与成效。需要以跨界共生为行动目标,以权责利相统一为行动原则,通过保障企业的育人主体权力、明晰企业的育人主体责任,以及维护企业育人主体利益,为畅通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治理提供多元路径。

机关事务“两化融合”的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推进机关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而“两化融合”是实现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之举。然而实践中主体地位不明、部门利益分割,地方标准不完善、不切实,数字理念不强、合作参与力度不够等困境阻碍了“两化融合”的纵深发展。通过对温州机关事务“两化融合”地方实践的观察发现,以标准化引领信息化,建设面向信息化的标准体系,以信息化助力标准化,建设面向标准化的信息体系,建立多方协同、联动配合的保障机制,是破除机关事务“两化融合”困境的创新路径。

区域行政整合、市场扩张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打破地方保护和降低市场分割是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中国1998—2013年撤县设区改革,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考察区域行政整合是否有利于企业发展质量提升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行政整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有效提升了企业发展质量;机制检验表明,区域行政整合通过扩大企业市场规模和改善企业管理效率进而促进了企业发展质量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民营企业、非出口企业和小规模企业来实现;相较于县,县级市的整合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证明,区域行政整合也有助于区域整体发展质量的改善。

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的实践样态、困境与优化路径

统筹配置自然保护地执法职能和执法资源,推进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是促进自然保护地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发现,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在体制、机制和制度等方面呈现不同的实践样态,并逐步向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和构建最严法治保障体系转型。但是,自然保护地内多元主体的利益博弈和协作不畅加剧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的复杂性和困难性,需重视和破解重立法轻执法、重管理轻治理、重权力行使轻权力监督的“三重三轻”治理困境。为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需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元共治原则为指引,依法授予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一定的执法权,规范自然保护地综合行政执法与司法协同合作并向全过程执法延拓,通过多元执法方式和智能化治理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治理转型与法治优化。

高职产教融合新生态:基于知识生产模式Ⅲ的政校企协同治理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转向模式Ⅲ,高职院校以知识生产撬动基本职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供需关系不匹配、体制机制不健全和教育治理不完善等现实问题亟待解决。基于此,高职院校需要发挥管理职能,调整知识生产机制,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形成政校企协同的育人合力,变革产教融合机制,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资本以多元参与、合作共建、资源共享、问题共治的方式统筹协调管理,以灵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

现代产业学院是市场经济时代职业教育领域内的一种新型资源整合组织,它可以通过重构现有“价值链”来实现职业教育的价值增值:通过参与主体的“竞合互动”与“价值对流”实现人才培养能力的提升;通过对接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与创新链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价值;通过构建校企“双主体”育人机制凸显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与育人特色。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现代产业学院发展还存在一定的现实困境:对现代产业学院本质功能的把握不准,导致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现代产业学院的体制机制创新性不足,导致产业学院内部要素融合度低;现代产业学院发展外部政策环境的支持力度不足,导致政策转化难度大。为此,需要加强现代产业学院的内涵建设与内部规范,确定人才培养的标准基线;根据国情创新现代产业学院体制机制,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现代产业学院的政策支持体系,优化现代产业学院的发展环境。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演变历程、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

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长三角一体化主要经历了初步探索、合作深化、持续拓展、高质量发展四个发展阶段,并实现了治理模式从分割式治理到一体化协同式治理的转型,主要体现在区域治理组织、区域治理内容、区域治理形态三个方面。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不断取得实质性发展,区域协同治理绩效日益显现,但仍存在“行政区行政”产生区域分割和地方主义、一体化的体制机制障碍、一体化的领域发展不够均衡等现实问题。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应围绕建构跨域治理模式、优化区域一体化体制机制、有序推进各领域一体化建设等方面综合施策。

以“五深”行动助推工程建设企业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工程建设企业在推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伴随着发展机遇的同时,工程建设领域也面临着严峻的廉洁风险挑战,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分析了工程建设企业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现实要求,针对中国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主要措施。

营商环境何以优化?——企业行政负担的视角

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在于降低企业行政负担和提升企业获得感,然而企业行政负担如何生成、如何优化等问题仍然不甚明晰。以A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践为例,以通过深度访谈、公开政策文本与新闻报道等途径收集而来的质性资料作为支撑,论文重新审视并深入挖掘了企业行政负担的成因,结合优化营商环境治理实践,提出了降低企业行政负担的本土解释框架。研究发现,政企互动过程中,企业所背负的服从成本缘于申请材料冗杂、流程与环节复杂、材料内容不明晰等方面,学习成本缘于涉企政策来源多样且分散、涉企政策解读不明晰、涉企政策精准推送难等方面,心理成本缘于政企沟通不畅、政策稳定性差、政策普惠程度不高等方面。基于组织学视角,论文进一步从横向政府部门间的流程重塑、纵向政府部门间的考核问责以及外部场域环境中的需求回应三个方面,对降低行政负担的方式进行了学理建构。具体来说,降低企业的行政负担应当以营商环境优化全局观为基础,在坚持底线监管、审慎监管的基础上识别行政负担与管理的边界。在政企互动初期,应当侧重以技术治理推动涉企政策信息公开、集成与精准推送,以界面治理推动部门协同提升涉企事项的管理效率。随着政企互动程度的不断深入,应当提升审管协同与城市政务热线等治理水平,通过建立容错机制鼓励政府创新,从而支持政府部门为企业主动提供服务,有效回应企业需求。

数字化、技术创新与煤炭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数字经济与“双碳”目标的推动下,煤炭企业的数字化建设正在加速前进,助力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以2010—2022年沪深A股煤炭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及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并进行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此外,还根据企业所在地区和产权性质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对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在数字化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政府补助负向调节数字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异质性检验发现,与东部和西部地区相比,数字化对中部地区的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数字化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煤炭企业利用数字化促进其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活动。

深化洛阳市与央企合作发展的思考

深入分析洛阳市与央企合作对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提出从合作机制、要素保障、产业配套和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着手,加强洛阳市与央企的资金对接、技术对接、产业对接和服务对接,实现地方与央企深度融合、资源互通、联动创新、互利共赢。结果表明,央企作为国家经济的中坚力量,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繁荣的动力引擎。深化地方政府与央企的对接合作,创新央企服务模式,既能够推动洛阳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高地,又有利于促进央企做大做强。

产学研融合对制造业领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绩效的影响——政府与市场双元制度情境的调节作用

在我国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形势下,产学研融合成为制造业领军企业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普遍选择。立足国家战略需求,聚焦制造业领军企业这一技术创新关键主体,基于中国独特的政府与市场双元驱动制度情境,利用制造企业500强名单中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产学研融合程度对制造业领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绩效的影响,以及政府与市场双元驱动制度情境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第一,产学研融合广度与深度均对制造业领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政府支持与市场化程度可强化产学研融合广度对制造业领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绩效的正向影响;第三,政府支持与市场化程度可强化产学研融合深度对制造业领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绩效的正向影响。结论可丰富产学研融合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相关研究,对中国制造业领军企业借助产学研深度融合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创新——基于政府行政效率视角的再审视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路径。如何有效改善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成为新时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内容。以行政审批中心设立测度高水平行政效率,深入研究非国有股东派出董事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质量,但这仅在国有企业所在地的政府行政效率较高时才明显存在,而在行政效率较低时缺乏相应效果。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改善国有企业对科技型人才的激励形式,促使其引进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高学历人才,最终对国有企业的市场价值和生产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因此,较高水平的行政效率是非国有股东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前提条件,党和国家在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时,更需要在行政效率等营商环境上配套优化,确保非国有股东切实发挥积极作用。

规则调适与统合式治理:社区治理秩序的生成及实践逻辑

社区治理呈现出明显的统合式治理特征。统合式治理是指社区“两委”组织灵活调适行政规则、情理规则及法理规则,塑造出多元且具有弹性的社区治理秩序。制度赋权、社区“两委”组织的多重身份、治理空间的多重属性是统合式治理生成的基础。“行政—情理”型秩序、“行政—法理”型秩序和行政主导型秩序是社区统合式治理的3种典型秩序类型。在“行政—情理”型秩序中,行政规则与情理规则形成了耦合关系,行政规则吸纳并运用情理规则,以情理规则辅助行政规则的实践;在“行政—法理”型秩序中,行政力量以制度激活、人员嵌入、行政赋权的方式推动法理秩序的建构;在行政主导型秩序中,行政兜底前提下的制度供给、规则培育是其基本特征。党组织的元治理机制、社区简约治理机制是社区统合式治理的基础性机制。对情理规则的过度青睐以及对法理规则的忽视是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的误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处理好行政规则、情理规则与法理规则之间的关系是构建健康和谐社区治理秩序的关键。

产学研深度融合影响领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2020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名单中A股上市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并实证检验深度与强度两维度产学研融合质量对领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的影响,以及政府支持对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产学研融合深度与产学研融合强度均显著提升了领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政府直接支持和政府间接支持均正向调节了产学研融合深度与领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之间的关系;政府直接支持和政府间接支持均负向调节了产学研融合强度与领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