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孝道”论与“孝治”观

周代是一个以人为本的道德觉醒时代。在周代的道德观念中,“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孝”指对父母、长辈的供养、尊敬。周代继承从上古到夏商祭祖活动中的“孝行”并加以改造,从中抽象出自觉的、理性的“孝道”观念。《尚书·周书》《诗经》明确记载了西周的孝道观念。春秋末期,孔子、曾子对此作了重要发展。在此基础上,《孝经》提出以孝平天下的“孝治”观,孟子对“孝道”涵义作了进一步发展。战国后期,《礼记》《荀子》对“孝道”内涵作了补充和深化。《左传》《战国策》以赞美的态度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孝行,彰显着儒家“孝道”观念在这个时期思想界的影响和地位。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综合周代的孝道、孝治思想,提出“务本莫贵于孝”。文章基于对周代典籍的个案研究,对散见于其中的孝道思想做了集中的分析评述,对今天的家庭伦理、社会和谐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辨正

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虽为人所熟知,但对其通常的理解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偏差和含混之处。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中的“外王”指的就是“平天下”“明明德于天下”“平治天下”或者“安百姓”“安天下之民”。成就这样的“外王”的最佳人选无疑是“圣王”,而“圣人成为王者”最为合理的制度化路径就是“禅让”。当“禅让”的理念由于缺乏实际的可行性而被排除之后,“王者”与“圣人”的合理结合方式就是荀子所说的“尊圣者王”或者“圣君贤相”。“外王”的成就必然需要“内圣”的“客观化”,“外王”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仁政”,“仁政”的首要意蕴就是“圣王之制”,而“圣君贤相”之“存神过化”的政治效应当然也是以“仁政”的制度之维为背景和基础的。

论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

从《庄子》的《齐物论》到《天下》 ,再到《天道》的主要段落中 ,可以看出庄子内圣外王之道思想的逻辑发展过程。庄子内圣外王之道的主要特征是以道家的因顺自然为出发点 ,并汲取儒家的仁义说与人伦观 ,以及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部分思想 ,最后又以道家的因顺自然为归宿。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 ,是庄子有关道术之全体大用思想的完整体现 。

新文化元典与现代性的偏执:五四启蒙精神与“内圣外王”思维的吊诡

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载体的新文化运动紧紧围绕着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新与旧的命题展开,但这一切总是摆不开道德伦理的基线。在《新青年》同仁为新的道德伦理鸣锣开道的同时,他们又不自觉地陷入了传统伦理至上主义的泥淖。近代启蒙的宿命告诉我们,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无时不充满着吊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新青年》视为一个新型的内圣外王文本。

中国古代教育哲学中的理想人格探析

在中国古代教育哲学史上,教育哲学家孔子首次提出了圣人人格,作为最高层次的理想人格,初步确立了"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范式。在先秦教育哲学家孟子和荀子的发展下,圣人人格不断丰富,此范式得以确立。魏晋时期,玄学教育哲学家对圣人人格作了玄学化的阐释,理想人格进一步发展。到了宋明时期,二程、朱熹、王阳明等教育哲学家赋予了圣人人格更为丰富的内涵,理想人格发展到了顶峰。古代的理想人格思想的核心在于个体内在人格完善和外在践行相统一、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践行相统一,对于加强高校德育,促进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塑造与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研究

内圣外王是先秦儒家为改变历史上战乱局面提出的修身与治国的理论方案。这一思想在先秦儒家《大学》首章得到系统阐述,三纲八目将道德与政治、修身与治国、身与家国天下形成合内外之道的完整建构,以修身为本,并将人内在德性向外扩展于客观世界中。党的十八大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对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起到重要辅助作用,不仅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承文明的源泉活水,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提供内在动力。

儒家文化视角下的现代大学德育

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道德文化的精粹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儒家道德文化以"内圣外王"为价值目标、"以人为本"为基本精神、"知行合一"为践行方法,建构起以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慈、惠、勇为主要范畴的伦理思想体系。用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吸取其精华,对创新和发展现代大学德育目标、原则、方法和途径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儒家思想之于当代中国美学建构的意义

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结构提示当代美学应当是从内圣与外王两个维度展开的行动、切己的美学。对于当代生态美学建构而言,儒家的生态伦理以及由"天人合一"、"参赞天地化育"显示出的透彻智慧,特别是从道德的形上学来规范和引领审美观照的思路极富启示;对于国家美学建构而言,值得汲取的智慧是在"天下"这种新的世界政治制度架构里进行思想布局和美学规划。

从内圣到外王:中国企业品牌建设之道

品牌实力不强一直中国企业面对国际化竞争的短板。如何走出品牌建设困境,找到有中国特色的品牌建设之道是当前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中国的企业品牌建设应以"内圣外王"思想为指导,以"内圣"为核心,在不断塑造优秀品牌品格的基础上,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最终达到"外王"的目标。

原始儒家的道德理想及其现代启示

在挖掘原始儒家道德理想内涵的基础上,认为原始儒家道德至少可以为新时期的道德建设提供如下启示:(1)必须给道德之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以客观的定位;(2)必须把社会道德理想的设置与人民的幸福安康结合起来;(3)必须将道德理想的超越性与实现的逻辑可能性结合起来。

清季张之洞“君子儒”探赜

儒家标榜的"君子儒"形象在晚清张之洞这位封疆大吏、儒臣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表征,通观张之洞修身治国思想,可以从他的力辟公羊、调和汉宋、学兼中西、经世务实等方面得到佐证,他的学术宗旨和治世理念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而他本人,也应成为千百年来"内圣外王"的又一个大践行者。

湛若水的理学经世思想及其实践

在明中后期儒释道三教融合日趋之时,湛若水区别于佛道的"空无",主张心气结合,提出心气二元说;在道德修养上,区别于佛道的"顿悟",提出"随处体认天理",达到了对天理的客观内涵的把握;依循儒家理念的湛若水,力图与佛老划清界限,反对心学流向禅学,其思想并没有偏离圣人修身治事之旨、流入虚寂之境;体现在政治上,便是倡导儒家积极入世的经世精神,强调"内圣外王"。

容错性民主:传统儒学现代转换的新途径

大多数现代新儒家未能全面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缺乏普适性,导致其过去近百年来选择了"内圣外王"的错误研究路径。在批判西方民主理论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容错性民主,将"委托试错权、保护政治精英的试错权和履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义务"视为民主的核心,而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强调的多党竞选。以容错性民主为标准,通过挖掘儒家君子的道德内涵,便可初步实现传统儒学与民主之间的融通。具体地说,就新外王而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政治精英需要履行的义务;就新内圣而言,"公开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行为是一种美德,符合儒家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容错性民主理论的提出,修正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路径:从"返本开新、内圣外王"转变为"开新返本、新外王新内圣",初步解决了困扰现代新儒家的世纪性难题"传统儒学现代转换问题",并在制度层面与深圳市、重庆市建立的"容错机制"相呼应。

儒家“修身为本”的内向传播意蕴考析

儒家内向传播思想实质是主体在心灵世界中的自我对话,即实然的我(主我)与应然的我(客我)在修身成圣的精神感召下,不断地反省,推动自我朝适应社会、完善自我的理想境界前进的一种思维升华过程与方法。从这一意义来看,"修身"可以被视为一种儒家内向传播观念。这是因为修身的过程往往表现为主体自身自由自然地将自我分别为主我与客我,从而在心灵深处进行着类似于人际沟通的对话过程,而且这一过程贯穿于士人精神生活的始终。总而言之,儒家的"修身"实质是"内圣外王"的精练表述,它是以古代圣贤为榜样,以"内省""自悟"为基本路径,以"仁"为操作指向,以"礼"为自我调适的标准,以"中庸""慎独""恕道"为内向传播的主要方法论,以造就"圣人之德"和"圣人之功"为最高精神境界和理想目标,从而蕴含着一个内涵丰富的儒家内向传播体系。

儒佛“内圣外王”思想辨析

长期以来,"内圣外王"被视为儒家所具有的精神传统,实际上也是佛教所具有的内容。不过,对具体的内容、侧重、原因、标准、特征、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儒家与佛教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对这些理论的梳理和辨析,将从个人修养的完成和社会价值的实现两个角度,更清晰地展现儒家与佛教的理论特色。

先秦“内圣外王”政治思想的渊源与形成——以《尚书》为核心的考察

颛顼"绝地天通"之后,治理者的权力主要来自对"圣"(宗教权)和"王"(军事权)的垄断,这不仅从甲金文中能够得到证实,而且传世文献《尚书·大诰》也证明在周初仍是圣王一体。商周变革,政治理性最早在周初开明贵族中产生,完善了早期圣王一体的模式,同时也为"圣""王"分化埋下了伏笔。西周末年理性逐渐解构了原有宗教信仰;同时在周天子权力弱化的情况下,圣王秩序崩溃。孔子在春秋秩序崩溃的背景下,以士人的身份对原有圣、王思想进行诠释、改造,提出了"内圣外王"的士人政治理想。

汤一介先生儒学观散论

汤一介先生是一位具备人类情怀与使命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儒学研究为解决人类的前途与发展当遭遇的问题提供启迪;汤先生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为今日的人类健康、合理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的论述是系统而深刻的,其对我们最重要的启迪有三点:1)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诠释儒学之现代价值来论,不能从儒学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来论;2)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内圣"来论,而不能从"外王"来论;3)以冯契的统一理论、方法、德性的"智慧"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这三点,深刻地反映了汤先生的非现代新儒家的立场,说明他是站在同情与欣赏儒学的立场来研究与提倡儒学。

康有为1888年上书的文化渊源

康有为1888年上书与他的早期大同思想有直接的联系。"内圣外王"是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其渊源来自朱熹理学。他依循朱熹的伦理哲学,"修养"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其内的心性修养,产生了救国献身的精神力量;其外的穷究义理,得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公理,为今后的变法行动作好了理论准备。由"内圣"走向"外王",第一步就是《第一次上清皇帝书》。

“圣”之原型考——兼论中国古代的圣人观

文章用大量的资料论证了圣的原型是远古之巫祝。巫祝藉气与神相通,这就是“虚静”、“心斋”的由来。圣最显著的品格是与“天地合其德”,天人合一是中国人最根本的人生关怀,圣是道的体现者,由此确立了中国文化的内倾性特征。在远古时期,圣被认为具有极大的超自然力量,至今“圣”仍有“智慧”之义。随着“圣”的逐步道德化,圣最终被作为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

赵德发的文学书写与儒家伦理重建

山东作家赵德发擅长讲述形色各异的人伦故事,通过塑造鲜活灵动的人物形象和发掘潜隐的民间道德,重申儒家伦理,重建文学与道德间的良性关系。他描绘了许多动人的亲情、友情、爱情等人伦情谊,阐释了"仁者,爱人"的儒家伦理;多侧面地展示了知识分子形象,将他们社会价值的实现与自我理想人格的追求完美地结合在"内圣外王"的儒家伦理思想中。赵德发的文学创作关注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呈现出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