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私法立法若干问题之探讨

全球化时代已经形成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私法有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也应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顺应国际趋势 ,加强成文化立法 ,增强其灵活性和适当性 ,体现社会本位 ,以促进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发展。

对国际私法上公共秩序问题的探讨——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中的公共秩序问题

公共秩序作为国际私法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对外国法的适用和对外国法院判决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问题上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有关理论对公共秩序的涵义、公共秩序的适用标准、适用公共秩序排除外国法后的法律适用、区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和国际公共秩序等问题的分析尚不够全面、深入,为此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第11条提出修改意见。

述评《国际私法示范法》中的不方便法院条款

不方便法院原则是具有广泛自由裁量性质的一项原则,起源于苏格兰,在20世纪中后期,逐渐被绝大部分的普通法国家所采纳,形成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模式。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制定的民间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吸取英美国家的实践,在第五十一条中规定了不方便法院原则。总的来说,《示范法》的规定符合中国的实践情况,但该条款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司法解释与立法的耦合:中国国际私法和谐发展的时代要求

司法解释在理论上与立法同属中国国际私法的法源,从制度设计上讲,两者本应处于互动与耦合状态,然而,长期以来,部分司法解释超越立法已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拟就导致部分涉及国际私法内容的司法解释与现行立法"脱耦"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作一学理分析,提出若干值得反思的问题,并就促进两者的耦合,进而推动中国国际私法的和谐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论惯常居所地法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惯常居所地法是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中主体身份能力的一项法律适用原则,不仅已被许多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采用,而且其适用范围有日益扩大之势。它不仅极大地方便了当事人主体能力的确认,而且是对住所地法原则的发展。属人法的这一新发展既有利于规范和统一我国的冲突法制度,又有助于解决我国区际属人法的冲突。

知识产权的国际私法保护:中国的实践

由于地域性特点的存在,知识产权的国际私法保护一直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个难题。然而,随着"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尤其是TRIPS协议的出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朝着国际化方向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越来越重视对涉外知识产权的保护,先后缔结或参加了一些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在国内立法中也对涉外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作出了相应规定,特别是在2010年颁布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设立专章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这些立法措施,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对我国国际私法的影响

由于WTO协定在我国国内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故虽然WTO协定中有许多内容涉及个人(国际贸易参加者)的私权,包括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仍不能认为它是我国国际私法的直接法律渊源。尽管如此,WTO协定对我国国际私法有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它保障和扩大了对私权,包括外国人私权的保护,在某些领域使各缔约方的私法趋向统一,并且使我国国际私法的主体范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

论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在《示范法》上的新发展

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这是我国现行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核心内容。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制定的民间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吸取英美国家的实践,在第八节第二分节对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作了较为全面的科学规定,将传统的法律选择方法和新发展趋势进行结合和协调,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涉外侵权立法的新发展。

论近代中国的准条约与国际私法

近代中国的准条约指作为国际法主体的中国国家与作为私主体的外国法人等签订的,以关乎国计民生的借款、铁路、电信、矿物等为主要内容的合同或章程。准条约不是条约却类似条约,形成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准条约属于国内法上的协议,不是中国国际私法的渊源。其规范的法律关系主要限于经济范畴,是涉外民商事关系的一部分,因而关涉国际私法。准条约在国际私法中具有特殊性:兼具公法与私法性;国家在准条约中的民商事主体地位具有特殊的不平等性;适用的法律主要为国内法。国际私法是近代废约运动中的重要理论依据,把准条约归入国际私法范畴,折射出近代中国的政治及外交生态。

简论新中国国际私法的制度变迁

中国国际私法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它的发展与中国的外交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环境等无不存在密切的联系。目前,中国国际私法正处在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如何设计中国国际私法制度,关系到中国国际私法未来的发展。

浅析入世后中国国际私法的未来走向——兼论《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

以《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为中心 ,结合世界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现状 ,面对中国加入WTO后的经济、法律环境 ,对《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进行分析 ,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议。同时对入世后中国国际私法的未来走向进行前瞻 ,对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中国国际私法学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在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的推动下,中国国际私法学经历了从恢复到构建再到重构的40年。中国学者对大国际私法学、区际冲突法、宏观国际法学、国际私法趋同化、国际民商新秩序、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法典化、适用外国法的理由、强制性规范、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大国司法理念等问题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但中国国际私法的法典化尚未实现,理论原创性不够,国际影响力有限,实践影响力不足,迫切需要中国学者通过践行问题导向、坚持中国立场、运用法理表达、注重实证分析来创新中国的国际私法理论与制度。

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起点考析

唐律"化外人"条是最早就"化外人"案件适用法律的立法说明。关于它是不是国际私法,学术界争议不断。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主体"化外人"是不是外国人。通过析疏解律,联系史实,认为唐代立法者是以是否受中原礼仪文化的浸润为"化内"、"化外"的划分标准,"化外人"是来自"化外"地区的人,理论上应包含外国人;根据中国国际民商立法问题涉及相互关联的四个向度,结合唐代活跃的跨国民商活动,唐代已经具备了萌生冲突规范的各项要件,"化外人"条虽不可能和现代意义上的冲突法规范相提并论,但因初步具备冲突规范的结构和特征而属于国际私法范畴,中国国际私法立法起点在唐,学者的误解源于其视点的历史局限性。

我国国际私法学2011—2013年研究重点——兼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通过文献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我国2011—2013年的国际私法学文献进行研究分析。在这一阶段,国际私法学者在涉外合同、涉外侵权、公共秩序保留、法律适用等传统领域仍有持续关注,而在涉外产品责任、涉外网络问题、涉外物权等领域扩展出新的研究内容。近3年研究重点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关条款为基点讨论国际私法各领域问题。分析结果表明,2011-2013年国际私法学的研究总体处于稳步向前的态势,紧跟国际私法学潮流趋势,特别于理论与司法实践相结合这一方面做得较以往成功。

国际私法研究机构:国际私法成文化法典化的推动力——英国国际私法发展的实践启示

成文化法典化是当今国际社会国际私法发展的普遍趋势。素来坚持判例法传统的英国 ,在近 30年来 ,其国际私法成文法也正日益取代判例法的主要地位。英国国际私法的变化主要是各种国际私法研究机构推动的结果。英国的实践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发展有启示意义 :必须加强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的工作 ,发挥其在国际私法改革中的骨干作用 ;积极参加统一国际私法的各种国际组织的立法活动及其制定的公约 ,采纳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 ;以“普遍主义”作为我国国际私法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 ,加大国际私法改革中的对外开放度。

世纪之交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回顾与展望

中国现行的国际私法根植于计划经济的土壤 ,与时代的要求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要求相距甚远。在世纪之交及中国即将加入WTO之际 ,中国国际私法的变革面临历史性机遇。鉴于中国国际私法的特点 ,及其存在的种种弊端 ,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亟待完善。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私法学之发展

中国国际私法学秉承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在过去40年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虽然迄今还没有实现思想创新。中国冲突法学重建完成之后,迎来了立法论研究和思想基础研究的两波热潮,涌现了诸多代表学者和代表性论著。国际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整体上不如冲突法学,但在协议管辖、不方便法院原则和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互惠前提等系列问题上也成果丰硕。未来中国结合西方学理和中国丰富的司法实践,有望带来理论创新并最终实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学术独立。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全面准确理解和践行"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核心要义,需要从具体内容、工作重心以及重大意义三个方面展开。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建设中,国家始终是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主体。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中国法治的两个方面,在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之间,涉外法治发挥着桥梁纽带、互动融通的作用,并促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我们应高度重视推进涉外法治的战略意义,并将其作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工作重心。我国需要将构建和完善中国对外关系法体系、编纂与《民法典》相关联的中国国际私法典、强化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作为当下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着力点。在国际法治面临单边主义、报复主义和逆全球化的诸多挑战之情势下,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更为公平合理国际规则的形成,坚持多边主义,强化国家间合作,增强中国优秀文化和制度的吸引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