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送达制度的改革路径与方向——以2015年《新民诉解释》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基于多种原因引发的"送达难"已成为影响我国民事司法的第四大难题。继2012年新民诉法修订送达制度以后,2015年《新民诉解释》再次对相关制度进行了细化与完善。解读我国民事送达制度的最新立法情况,我们不难发现,相关修订条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送达难"问题。我国破解民事送达难题的进路在于转变送达模式、梳理送达的种类与关系、强化电子送达的作用、细化送达责任以及明确送达费用的承担等。

合同继续履行判决实现障碍之解决——兼论2015《民事诉讼法解释》“一事不再理”之适用

继续履行作为违约责任方式之一,具有适用的优先性。但《合同法》第110条规定的情形在实践中屡屡出现,该种生效裁判实现障碍不断质疑着合同继续履行的基础,这就需要结合继续履行的性质对合同继续履行判决实现障碍作类型化分析。另一方面,继续履行生效裁判实现障碍所生之继发性纠纷,使得本就颇具争议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更加彰显,生效裁判效力稳定性与当事人诉权保障间的"战争"不断升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继续履行判决实现障碍所生之继发性纠纷保持积极的受理态度,但实践中该类案件个体情况纷繁复杂,并非所有继发性纠纷都可以回避"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因而最高院的态度并不能对类似案件形成全面指导。如何协调继发性纠纷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关系,以及重塑继发性纠纷可以新诉的判断标准便成为当务之急。2015《民事诉讼法解释》就"一事不再理原则"所增设的具体规定,或许将成为解决上述继发性纠纷的良方。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修改与应用

《民法典》采纳“民商合一”编纂体例,在形式和内容上使得民商事法律科学化,从而为民商事审判体系化适用提供了充分的法律根据。《票据法》是传统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法典》颁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出相应修改。本文坚持司法解释的初心,主张区分《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押和民法物权上的票据质押,认可民法权利质权中票据质押所具有的独立应用价值,并对民间票据“贴现”后续问题及其与民间借贷质押效力之分野,对票据质权保护路径之选择诸问题详加阐述。

一般保证责任诉讼形态的类型化释评——兼论《民诉法解释》第66条及《民法典担保解释》第26条

基于一般保证责任的制度规范与实践现状,可将其诉讼形态分为仅诉一般保证人、同时起诉债务人和一般保证人、仅诉债务人而一般保证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等三类。债权人仅诉一般保证人时,《民诉法解释》第66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债务人为共同被告。该做法在实体上有违抗辩权应由权利人主张的原理,在程序上也与必要共同诉讼的结构相悖,应以法官释明追加债务人予以替代。债权人同时起诉债务人和一般保证人时,因保证责任承担的前提性事实发生于基准时之后,因此判决对保证债务关系的判断不具消极既判力和执行力,针对债权人的求偿,保证人可以提起新诉而不属重复起诉。债权人仅诉债务人时,一般保证人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根据保证人承担责任与否,判决对保证人发生不同的既判力效果。

论司法鉴定救助制度再完善——以《民事诉讼法》解释为视角

司法鉴定救助制度是一项特殊的法律援助制度,旨在为无力支付司法鉴定费用的受援人提供鉴定服务。实践中,极大多数司法鉴定救助被用于民事诉讼活动中,以弥合受援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弱势地位。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施行,在立案标准、证据制度等诸方面做出修订解释,对司法鉴定救助制度救助程序启动、救助内容与责任监督三个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完善现有的司法鉴定救助制度,可以从出台省级鉴定救助办法、合理扩张司法鉴定救助对象与种类、改良财政拨款运筹缓解救助压力、细化对承担救助任务的鉴定机构与鉴定人的监管责任和加强各部门协调联动五个方面着手,提出可供参考的方案。

民事诉讼公告送达之透视——以《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为视角

公告送达是民事送达制度中最为特殊的一种送达方式,于其他送达方式具有弥补性、救济性和实现送达任务之保障性,于法院、双方当事人具有程序正当性和实体公正性。现行《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其规定略显粗糙与操作性缺失,且刚柔适用模糊。故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视角下透析民事诉讼公告送达,探索刚柔兼济的适用条件,构建立体的公告送达机制,提升公告送达的司法影响力,既是法院的愿景,更是维护当事人程序正义、实体公正与法律威严的迫切需要。

论我国不方便法院原则的立法缺陷及完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32条解析

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公布并施行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进一步确立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规范,然而无论是这一司法解释本身还是司法解释中关于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的条文,无不存在诸多争议和缺陷。对此,只有不断地从立法上加以构建和完善,才能最终确立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我国的良好适用。

国际民事诉讼规则演进的判例法进路——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7号为线索

37号指导案例采用法律解释、续造的判例法方法分别发展出涉外仲裁裁决执行管辖权规则、申请执行期间起算时点的例外规则,以此应对现行国际民事诉讼成文规则之不足。以域外法视角切入,无论成文化程度高低,法院以判例法促进国际民事诉讼规则发展的现象实为普遍。判例法并非普通法所专属,其对成文法国家之重要性业已显现且愈来愈被正视。国际民事诉讼规则发展对判例法之依赖,除判例法与成文法相互伴生、补充成文法之不足,并推动法律的成文化之一般理论之外,国际民事诉讼领域价值衡量的特殊性、实践的专业性,及如何实现法律继受法域的自生化发展皆为重要考量因素。

论当事人恒定原则

在诉讼的进行中转移诉讼标的会对整个诉讼进程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引起诉讼承担、如何确定当事人等问题。所以,需要一定的规则来应对诉讼标的转移后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对此各国具体规定不一,主要有当事人恒定原则和诉讼承继原则两种诉讼规则。其中,我国《民诉法解释》第249条确立了当事人恒定原则,但是目前的司法解释存在漏洞并缺乏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本文结合域外立法中关于当事人恒定原则的规定,对我国的司法解释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可行的完善建议。

论我国民诉法中举证时限规定适用的若干问题——以民诉法的规定与相关司法解释的关系为视角

《民事诉讼法》新增的有关举证时限的内容与《证据若干规定》和《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中的相关内容存有一定程度的矛盾,即确定举证时限期间主体的范围相冲突,举证时限期间的长短不一致,举证时限适用的程序范围不协调,证据失权的适用标准宽严不统一。鉴于此,以《民事诉讼法》中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目的作为根本的评判标准,以《民事诉讼法》中举证时限的规定作为基本依据,以《证据若干规定》和《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中的规定作为主要内容,从解释论的角度对它们做出梳理与评析,认为确定举证时限期间的主体应当是人民法院,举证时限的期间应当以三十日作为标准,举证时限适用于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严格适用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

民事排除合理怀疑的本土解读与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展开

“排除合理怀疑”是刑事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但是《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以及口头遗嘱、赠与等民事行为也规定适用该标准。实务经验表明,该类民事待证事实适用较高证明标准有助于维护私法秩序稳定。在证明度层面,由于证据裁判原则、证据能力要求以及证明模式适用的差异,我国民事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显著低于刑事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其准确内涵更为接近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在适用方式层面,我国民事排除合理怀疑可被划分为单一证据排疑模式、要件事实排疑模式以及辩论全意旨排疑模式,但不同模式仍应共同遵循自由心证逻辑、合理性标准以及排疑启动程序的规制。

“牛某某性侵未成年人案”观点聚讼与辨正——对新《刑诉法解释》第175条的理解与适用

“牛某某性侵未成年人案”作为新《刑诉法解释》实施后的首例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案,围绕新《刑诉法解释》中“一般不予受理”的理解与实际适用问题出现了诸多争议。对此,应当谨慎判断何为违反立法原意。允许“例外”符合法教义学对“一般”的解释,进而,应当从其他法律中去探索对“例外情形”的理解。未成年人司法是司法改革的先行者,未成年被害人具有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特殊被害内涵等特征,就《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要求而言,将未成年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整体例外”,具有破局性的意义。

民事再审程序司法解释之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从总体上看,是遵循民事诉讼的规律,依据民事诉讼的特点,总结审判实务中的经验,吸取理论研究的成果而制定的,具有条款多、规定细、内容新的特点。但是,对于如何界定"明显违背立法本意"和"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该司法解释中的若干规定仍有探讨和商榷的余地,也还存在进一步改进、完善的空间。

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解读

确立了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因其多义而得以在法治的框架下予以艺术性地宽松解释,从而拓展我国公益保障的空间。宽松解释该条以扩展受案的范围和适格原告的范围,以有效地保障公共利益,这在当前的我国可欲且应当。在剖析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践后,认为后《民事诉讼法》时代的司法者在该领域似乎反倒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自我设限,失去了前《民事诉讼法》时代勇于探索的激情。因此,建议对该条进行宽松解释,实现立法和司法的巧妙配合,以求"如法所能"。

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中国法院的适用及完善--以125例裁判文书为视角

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表明,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主要表现为法院拒绝管辖较为审慎、部分案件的说理明显错误或不规范、拒绝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阐述较为模式化以及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后存在“一刀切”的处理方式。建议我国法院通过多因素确定可替代法院之存在、改良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严苛条件、视情况采纳中止诉讼做法等予以完善,提升不方便法院原则在中国法院的适用质量。

论涉电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地域管辖规则——以《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为中心

在司法实务中,涉电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在确定地域管辖时存在争议,主要原因在于对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存在不同理解。从该条的历史演变可见该条主要针对的案件类型应当是因信息网络侵权导致侵权行为地和结果发生地难以确定的案件。但“信息网络侵权”一词含义过于泛化导致对该行为的认定存在分歧。同时,涉电商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在于其销售行为包括“信息发布”与“交付行为”两部分,虽两部分侵犯了不同权利,但在管辖确定之时存在“捆绑效应”;此外,虽然地方法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但是仍然存在不足。要使得司法审判在这一点上得到统一,可以从立法目的出发对第二十五条进行区别适用。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庭前调解制度的落实——兼谈对民诉司法解释修订的思考

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33条进一步完善了开庭前准备程序,对庭前调解作了单独的规定。庭前调解制度在缓和当事人矛盾、减轻法院负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文章将对此着重研究,并提出对新的配套司法解释起草的思考。

对新民诉法司法解释中电子送达制度的探析

当前,随着新民诉法司法解释的颁布,对电子送达制度做了进一步的细化和规范。然而,电子送达制度还存在着方式多但无序、各地法院适用电子送达制度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及各地法院适用电子送达做法差别明显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加大对电子送达的宣传与推广,细化电子送达规则,建立各省统一的电子送达具体操作规范等建议,以便于电子送达在实践中更具有操作性。

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的建议及理由——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理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意义重大,公益诉讼获得了立法上的确认,必将为公共利益司法保护机制打开闸门,结束长期以来公益诉讼于法无据的尴尬局面。但是,该立法过于简短、概括、模糊,甚至存在缺漏。目前,我国几乎还无任何法律授权有关机关或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对于公益诉讼的审判原则、审判程序、责任承担等一系列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作出科学合理的司法解释。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后刑事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

刑事诉讼中的警察权是维护社会安全的公共权力,然而,如果其行使越过法律的界限,就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社会上出现的对"秘密拘捕"的质疑,就反映出公众对刑事警察权不当行使的担忧。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修正之后制定司法解释时,应在细化限制刑事警察权的相关规定,兼顾人权保障,设置违反程序的后果,以实现刑事警察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