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问卷分析不同年级医学生中医全科医学教学的现状

目的调查分析中医院校不同年级学生对中医全科医学概论的学习需求及认知情况,以指导中医全科医学概论的教学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全科医生做准备。方法针对本科不同年级医学生发放调查问卷,数据结果使用SPSS 27.0软件分析。结果各年级学生均对中医全科医学概论的学习保持较大兴趣82.46%(188/228);对全科医学信息来源方面,大五学生更倾向于作为未来就业方向去了解,且占比明显高于大一学生(P<0.05);对全科医学内容渴求方面,大一学生的学习需求明显高于大四和大五学生(P<0.05);学习主动性方面,大一学生对学习全科医学知识的积极性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年级(P<0.05)。结论作为专业必修课,全科医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应与时俱进,适应我国社会发展需要,以本为本,学做一体,教学改革在路上。

罗明坚拉丁文献《仁义礼知信》探析

拉丁文献《仁义礼知信》由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写作而成,包含两部分内容。其一是对中华帝国的介绍,其二是拉丁文版的中国教理问答。本文通过梳理这份文献的写作背景,深入文本分析文献内容以呈现出罗明坚本人的西方宗教哲学思想背景、对佛教的立场及其合儒的倾向,一并揭示该文献在西方早期汉学史、天主教中国化发展史以及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史方面的价值,展现文明交流互鉴视野下明清之际“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之间的呼应与关联。

深度学习视角下我国高校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教学现状与策略研究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是我国高校各专业必修的文化通识课,但大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效果时常不尽如人意,尤其是来华高校留学生,因难以理解中国文化课的内容而产生焦虑。深度学习理论强调通过“活动与体验”式的全身心投入学习来培养理性评价的精神,提升自身的核心素养,并通过“游学”帮助来华高校留学生理解深层中华文化观念,这给大学生特别是来华高校留学生有效学习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带来启示,提供改进该课程教学策略的理论依据。

传教士·工具书·文化传播——从《英华萃林韵府》看晚清“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交汇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是考察晚清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两个基本维度,西方传教士在其中扮演着文化传播者的重要角色。美国传教士卢公明所编撰的《英华萃林韵府》这一工具书,汇合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内容和特征,拓展了"中学西传"的内涵,从多方面反映了晚清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概况。

卜弥格《单味药》的本草学思想研究

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字致远,波兰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明末来到中国。卜弥格的著作对欧洲介绍了黄帝内经、脉诊和草药,使欧洲人对中医学的医理、脉理以及本草学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卜弥格《单味药》里,向西方介绍了中药的归经理论、炮制方法、畏反理论以及临床用药注意事项,体现了当时本草知识的发展水平。医史界需要正视卜弥格的作用,而不应简单归结为＂卜弥格是传播《本草纲目》第一西人＂。

卜弥格与中国本草学西传

爱德华·卡伊丹斯基先生赞扬卜弥格是向欧洲介绍中医中药的第一人。卜弥格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明末来到中国。卜弥格的著作对欧洲介绍了《黄帝内经》、脉诊和草药,使欧洲人对中国医学的医理、脉理以及本草学的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重点考察卜弥格的本草著作,在其《单味药》里,他向西方介绍了中国药物的归经理论、炮制方法、畏反理论以及临床用药注意事项等,其书写不仅合乎中国医者思路,也体现了当时中国本草知识的发展水平。

“东学西渐”现象及相关问题的简析

对"中学西传(渐)"现象的研究,通过对跨文化对话过程中遇到的悖论以及汉学家在本国的文化活动进行再审视与反思,可以获得有效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些启示。从中国文化对国外文化的具体影响反观与反思我国文化的精髓,研究中国文化进入国外的直接和间接的途径与传播对策:(1)国外学者对中国经典文化的全新诠释与应用;(2)国外文艺单纯模仿中国创作手法的现象;(3)国外文艺工作者受中国文化影响,结合本国的自身特点进行改变与再创造;(4)国外文艺人士受中国文化之影响,参照东方文化进行新的创作;(5)中外文化在交流和传播中互动传播、相互吸收。

论“国学”之作为“学”

“国学”就是“中国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就是渗透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史学等具体学问之中的“有别于西方思维的中国思维”。它主要表现为:只讲“相关律名学”(correlation-logic),而不讲“主谓式句辞”(Subject-predicate proposition);只讲现象论,而不讲本体论(ontology);只讲符号论,而不讲实在论(realism);只讲“内在关系”(internal relation),而不讲“外在关系”(external relation);只讲“大心论”,而不讲“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之类的任何“中心论”;只讲“职司主义”或“功能主义”,而不讲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等等。这是一整套有别于“西学”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有了这套独立的“思想体系”,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16世纪后期天主教在广东的传播与影响

本文对16世纪后期天主教为何以广东作为在中国传教的入楔点,以及在广东传播的三个阶段(澳门、肇庆、韶州)作了全面的考订和阐述。对当时教会内部有关在华传教方针的分歧和争论,以及传教方针调整后所体现的特色也作了相应论证。文章强调,由于传教活动"学术含量"的增大,因而它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就更为显著,广东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起先导作用,实与此密切相关。

早期以英语为媒介的中学西渐

鸦片战争前夕,伴随着基督教新教大规模东进,传教士在向中国介绍西学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英语为媒介向西方介绍中学。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学的努力,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居住和传教,有效配合列强对华掠夺,另一方面也使中学多了一个直接走向世界的窗口,有助于中西学术的对话和交流。

中国家具文化的西渐探索

中国家具文化历史悠久,西渐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传说""引进""吸收、融洽"三个阶段;向西方传播的途径主要是战争与商贸、宗教与传教士、器物与建筑、借鉴与融洽。西方学者对中国家具文化进行的一些研究,促进了中西方家具文化的交流。

《六合丛谈》中的近代科学知识及其在清末的影响

《六合丛谈》(1857年1月至1858年6月)由伟烈亚力编辑,上海墨海书馆出版,是一个兼具知识性和新闻性的刊物。它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它传播了近代科学的观念,介绍了一些重要的科学知识;其中《西国天学源流》一书,是针对清代流行的“西学中源”说而翻译的,对于近代天文学在清末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六合丛谈》反映了以墨海书馆为中心的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利用科学知识辅助传教的努力,其中传布的近代科学观念是晚清自强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萧友梅“国乐”思想剖析

在当代中国音乐界,"国乐"是一个似清似浊的概念,它抑或被视为中国民族器乐,抑或被视为中国传统音乐。那么萧友梅又是如何定义"国乐"的?其所定义的意义与目的何在?其"国乐"思想与中国音乐文化传统有何联系?本文旨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讨论。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导学、思学、乐学”教学模式探索——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为例

文章结合高职生的特点,提出了"导学、思学、乐学"的教学模式,该模式是以激发学生兴趣,营造愉悦的教学氛围为主要特点,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力求在师生互动的教学中,达到认知过程和情感体验过程的有机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通过将"导学、思学、乐学"的教学模式应用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教学实践,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沃尔夫对儒家经典的使用与接受

沃尔夫《关于中国实践哲学的讲话》大量使用了儒家经典的思想和材料。这其中主要涉及《大学》的三纲领和八条目,《中庸》的"人心""道心"和"明善",《孟子》的"理义之悦我心"的思想。与此同时,沃尔夫还积极接受了朱熹理学:他《讲话》的主旨是由理性和知识可以开导出道德,这一思想与朱熹理学若合符节;他还引用了《大学章句序》和《小学》,对朱熹理气、天命之正和形气之私的理学思想也进行了阐释。沃尔夫在《讲话》中提到的所有重要观点和哲学概念,都可以在儒学经典中找到对应处。

中国古典诗词与史蒂文斯的诗歌创作

20世纪初,"东学西渐"思潮将中国古典诗词推入欧美诗坛。中国古典诗词以其优美的意境、丰富的哲学内涵吸引并影响了众多意象派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本文通过引入国外学者对史蒂文斯诗歌诗论研究的相关文章和书籍,史蒂文斯书信、日记以及国外学界的评论,探究史蒂文斯接受中国古典诗词影响的思想文化背景;通过运用文本细读等方式,从创作技法的借鉴与意境表达的效仿等方面,对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中的中国古典诗词元素进行深入挖掘,并分析中国史蒂文斯研究的现状,以期为未来史蒂文斯诗歌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借鉴。

中国近代化的民族文化思潮

在世界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兴起和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要求摆脱外来压迫和追求富强的民族文化思潮。中国近代的中体西用论,乃是在外来文化刺激下萌生起的最初的民族文化反思,是后有梁启超新史学与国粹派振兴中国民族文化向近代化转化的努力。这些虽与欧洲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则带有鲜明的中国社会历史特点。

辛亥革命时期法政杂志与西法东渐

辛亥革命前后,大量法政杂志纷纷问世,全面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和传播西方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使西方法律知识在中国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促进了国人法律观念的萌发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这些法政杂志为西法东渐构筑了舶来渠道与生存土壤,西法东渐为中国修律变法提供了法律仿照、移植的条件,为近代中国法律、法学的萌芽、诞生发挥了启蒙与奠基的作用。

从柏应理《致路易十四的书信》看儒学在欧洲的早期传播

本文以柏应理在《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所写的《致路易十四的书信》为研究对象,先阐述它的历史处境,然后分析它的内容,说明柏应理所展示的孔子并不是历史上的孔子,而主要是汉代以来的孔子,并且是路易十四时期专制主义框架内的孔子。无论在中国或在欧洲,儒家思想往往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以此反思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中西文化交流所裂开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