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朦胧诗到新生代诗——“新时期文学”回叙之二

“朦胧诗”的崛起是新时期诗歌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朦胧诗”这一指称是观念差异的产物。由于论争的话语效果 ,“朦胧诗”也一度遮蔽过一些为当代诗歌复兴作过重要贡献的诗人。“朦胧诗”主力作者在“文革”中的诗作 ,经评论界的发掘与阐释 ,与新的时代构成了热烈而暧昧的历史想象关系。而实际上 ,在“历史新时期”因为主客体的错位 ,他们的诗歌写作出现了与思想界想象的时代气氛不协调的现象。80年代中期集群式崛起的“新生代”诗歌 ,有着比“朦胧诗”丰富得多的精神资源。新生代的诗学是生命诗学。在寻找诗歌本体的过程中 ,新生代诗歌群体凭借自身文化构成上的优势 ,并利用了开放时代提供的机遇 ,对新诗建构生命形式的可能性进行了全面的尝试。这场诗歌实验留下的丰富创造实绩 ,值得我们投身其间进行灵魂的探险。

“易安心事”知多少——李清照研究集说

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论李清照云"易安心事岳王知",在笔者看来,"易安心事"除了与岳飞相同的爱国情志外,还应囊括那些不便径直吐露的内心隐秘。通过对李清照词旨的逆探或对作品史料的钩沉、稽考,陆续发现她"幼年失恃""党争株连""婕妤之叹""庄姜之悲"等多桩"心事"。破解这种隐秘,对解读李清照诗词,探究李清照身世和创作之谜,进一步走近其内心世界,不无裨益。

智性、复调与诗思自身的设入——读李元胜诗集《无限事》兼及新诗创作的未来走向

李元胜的诗集《无限事》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与古典诗歌之抒情性、意象性大异其趣的智性抒情、复调手法、诗思自身设入等几个方面。这些不仅顺应了现代汉语的基本特征,也与卞之琳、袁可嘉等努力探索的新诗之现代主义传统一脉相承,标示出新诗与旧诗在创作及批评上判然有别的新路径、新取向,值得尊重与呵护。

“乌台诗案”的牵连者——僧居则

“乌台诗案”是北宋著名的文字狱,此案不仅让苏轼身经一百三十余天的牢狱之灾和继之而来的黄州之贬,而且打击面极广,牵连了近八十人。其中,既有活着的如王巩、王诜、曾巩、黄庭坚等苏轼的一众好友,也有去世的张先、欧阳修、刘恕、文与可诸人;既有极力反对过王安石变法的张方平、范镇、司马光、刘挚等人,也有赞成过王安石新法的刘瑾、黄颜等人,当然也还包括王安石的弟弟王安上;既有众多的方内之交,也有苏轼的方外之交,如参寥子和僧居则二人。作为北宋有名的诗僧,参寥子因与苏轼关系尤为密切而受到“乌台诗案”之牵连,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作为一名普通僧人的僧居则,何以受到“乌台诗案”的牵连,令人欲一探究竟。在翔实文献的基础上,加以合理推断,认为一则苏轼和僧居则感情深厚,二则僧居则收受苏轼讥讽文字,三则当御史台“索公与轼往来书疏文字”之时,僧居则没有上缴。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僧居则受到“乌台诗案”的牵连。

简析《全唐诗》中“丝绸女”形象

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诗国",而且也是一个"丝国"。诗与丝,前者作为精神文化的代表,后者作为物质文化的代表,两者很早就缔结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重要的组成部分。丝与诗的紧密结合,成为我国古代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全唐诗》中,出现大量与丝绸相关的"丝绸诗","丝绸诗"中有大量关于女性形象描写的诗句。"丝绸诗"中女性形象的丰富多彩,体现了女性在唐代丝绸文化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明清海南地方志涉海诗歌解读

明清海南地方志中收集了许多诗歌,歌咏大自然的诗歌创作为数不少[1],诗人对祖国锦绣山河的描绘为海南诗歌增添了一笔靓丽色彩。其中关于涉海诗歌的创作是海南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通过对它们的解读可以深入了解海南文化,领悟到海南文化的无穷魅力。

诗歌翻译中的同一性梯度与审美性梯度——诗歌翻译的认知修辞学考察

翻译活动同一种语言内发生的命名活动一样是译出语对译入语的命名,翻译主体命名的结果使得原文和译文形成同一关系,因为命名手段的不同在原文和译文之间分别实现了概念性结构对应同一、表达性同一和认知性同一,而认知性同一是诗歌翻译主体的审美经验积极介入的结果,其审美性梯度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