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 Kang on Nourishing Life

Ji Kang＇s ＂An Essay on Nourishing Life＂ has, for much of its history, been overshadowed by his more famous work ＂Sound is without Grief or Joy.＂ Be that as it may, ＂An Essay on Nourishing Life＂ is also an important text in that it delves into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he heart-mind, spirit, and vital breath, and into how harmony between them is the key to ensuring physical longevity. In addition to investigating this aspect of his thought, this paper will also discuss Ji Kang＇s attention to the vicissitudes of knowledge and desire and to the need to temper them with tranquility and stillness. ＂An Essay on Nourishing Life＂ can thus be read as an extension of classical Daoist theories of self-cultiv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elaborating upon them by bringing together their disparate components into a coherently unified doctrine.

身体书写与白居易“中隐”思想的形成

白居易从小就体现出早衰多病的短寿迹象,有很多关于这类题材的诗歌,他的身体书写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体弱而关注己身,产生短寿的忧虑,顺而采取慵懒的人生态度,这是白居易“中隐”思想形成的基本理路。白居易对于“慵”的书写是其身体书写中的重要内容,包括咏“慵”、咏“懒”在内的诗歌约有120多首,心安体适、身心慵懒既是“中隐”生活对他身心的滋养与改善,也是“中隐”思想的一种体现。同时,在“中隐”思想的影响下,白居易不仅积极接受了年老的事实,而且还超越了对于生老病死的忧虑,完成了身体观念的转变与超越。

论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符号化及文化意义

嵇康名士形象的多方位立体解读与构建,主要完成于刘宋时期。陈寿《三国志》对嵇康记载简略,刘宋时期是嵇康事迹、传记撰写最为丰富的重要阶段。在刘宋时期,嵇康的形象更加固定,呈现出文化符号的特征。他们以绘画方式将嵇康名士形象可视化,以文学描写将其固定化,以“嵇生琴”等文学意象加以强化。相较于两晋士人对嵇康艺术的、审美的、毫无功利的、纯粹的欣赏与赞美,刘宋士人对嵇康的接受与理解则有其深切的政治动因。刘宋士人对嵇康的追念既是对现实的对抗,又是情感上获得共鸣与自我宽解、心灵寄托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嵇康的立体多重艺术形象及文化符号意义,影响深远。

以乐证道, 嵇康哲学的另一种追问

世人皆以嵇康“越名教任自然”为其哲学脉络,殊不知,嵇康的音乐哲学才是其心法要领。嵇康以“乐”证道,将哲学的追问方式诉诸音乐,用音乐探索宇宙,用音乐反思人生。在魏晋玄学的时代性论题之下,嵇康看到了音乐的哲学性,用音乐的视角破解玄学问题。在嵇康哲学中,以乐证道是自上而下的过程,只有乐高于道,才能明辨玄学。嵇康以音乐明宇宙之“有无”,建构玄学基础;以音乐辨工夫之“体用”,展开心性变化;以音乐忘认知之“言意”,确立人生态度。嵇康合“儒”“道”于一家,将儒家的文化传统与道家的精神气质相结合,形成了艺术与道德并存,审美与伦理共在的价值格局。

临终绝响:对嵇康乐论的绎读与反思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与《琴赋》两篇乐论都试图从自然时间的角度营造一种音乐的审美意象(和声、雅琴),其目的是为了对人间的意义秩序进行重建。然而如果以“和声”的审美意象替代神圣价值作为终极依据的话,嵇康所言的“无中于淫邪”只是改变了与“淫邪”的相处模式,心与声同处于此岸时间而没有实现真正的超越。嵇康发出的“《广陵散》于今绝矣”的临终绝响似乎在告诫后人,以有限的人性想要占据终极实在的价值位置,终将带来精神的幻灭。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美学的对冲与互补——以阮籍和嵇康音乐思想为例

阮籍、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重要人物,其音乐思想作为魏晋时期的音乐典范具有众多类似之处,他们的音乐思想均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但二者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从二人对音乐的教化功能、音乐观等方面对二人音乐思想进行探讨,展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审美偏向与其中的内在思想。

嵇康《管蔡论》与魏晋之际政治斗争——兼论《管蔡论》被误读之理路与渊源

曹魏甘露元年,被司马氏扶持上台却欲有所振作的魏帝曹髦,亲临太学,提出“郑王之争”以及“圣人”“知人”等“时代之问”以考诸博士,这是一桩著名的学术兼政治“公案”。嵇康当时就在洛阳,其作《管蔡论》,不仅精准触及太学问对的隐秘玄机,并试图化解曹髦提出的疑而未解的“圣人之失”与“圣人之明”之内在矛盾,含蓄地表现出感情立场和政治倾向。嵇康暧昧隐晦的政治态度是当时政局下文士的普遍心态。所谓《管蔡论》表明嵇康“讥切司马”,乃至做出极端政治斗争行为,实属误读,亦有其理路与根源。

《公车上书题名》考证补

《公车上书题名》是研究“联省公车上书”的核心文件,它最早与康有为的上书全文一并收录在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一书中。该书在同一年至少推出四个版本,而所附《公车上书题名》不但错漏百出,且内容互有出入。通过追溯《公车上书题名》的祖本,并结合清宫档案、硃卷、乡试题名录、地方志、传记、墓志铭、报刊、缙绅录等相关史料,本文不但澄清了参与此次上书的人员总数及各省名数,为研究“联省公车上书”提供可靠数据,也对此次上书本身提出若干新看法。

西汉礼乐“为用”观念之衍变——兼论《淮南子》对魏晋时期文人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淮南子》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文化内涵与其对“声”“情”关系的探讨和魏晋时期儒道融合的时代特征以及封建礼教压迫下追求个体精神解放的社会风潮有着相似的思想内核。通过《淮南子》再辨析,它不论是在关乎审美主体即人的自我修养、心境及所处社会环境的分析,针对审美客体即音乐本源、形态和内涵的探讨,还是有关“得欲”和“怨思之声”的审美理念之阐发,《淮南子》都对魏晋文人的音乐美学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声无哀乐论》《乐论》《文心雕龙》对魏晋时期文人的相关音乐美学行文中。从审美主体、客体及审美理念等方面出发,针对《淮南子》中关乎音乐美学的尚“平和”之声、“声”依“情”而动等观点再行辨析,进而认知《淮南子》中的西汉礼乐观对魏晋文人音乐美学产生的影响。

论嵇康对儒家乐教的解构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所有论点,其实皆根基于音乐的本质是气这一观念。首先,音乐是天地和合过程中禀气而生成的客观物质,能独立于人而存在。人自身的情感,无法影响到音乐所具备的客观独立性。其次,音乐与人情感的关系是,旋律节奏的“舒急”会使人产生“躁静”之反应。人一旦进入“躁静”状态便会失去平和,从而将事先已积压在内心但并未表现出来的情感状态进行显露。音乐的教化作用、道德意义只表现在是否能帮助人实现平和,这也是雅乐与郑声的根本区别。最后,嵇康与儒家皆提倡以乐为教,二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乐这一概念的定义上。嵇康并不否定乐教的价值,而是要对究竟什么是乐,音乐与人内在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如何具体实现乐教等根本问题提出异议。嵇康试图以一种符合于其持有的气化宇宙论、自然哲学的音乐观念与乐教主张取代儒家乐教,这是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种表现。

嵇康自然观探析

对自然的推崇贯穿于嵇康生命的始终,“自然”一词源自道家,本指自然万物的本原与状态;经嵇康的阐发,自然观获得更为丰富的内涵。具体来说,嵇康的自然观具有四个层面的内涵,首先是和谐有序的自然整体;其次是指调节自然性、情以达到自然之和的生命状态;再次是指演化并顺循于人自然之性的社会规范;最后是指超越自然之性内在限制,在向外凸显中彰显并充盈人的自然之性,实现求道成仁的终极目标。

嵇康对《红楼梦》的影响探微

关于《红楼梦》与魏晋文化的关系,学界普遍关注阮籍的影响研究,很少有人注意到作为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也对《红楼梦》产生过重要影响。曹雪芹不仅在《红楼梦》中留下嵇康的诸多印记,而且在小说主要人物的塑造上对嵇康多有汲取。曹雪芹仰慕嵇康的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以及嵇康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极大影响力,是《红楼梦》深受嵇康影响的主要原因。

康阜的生平交游与复古诗风考述

康阜是明代关中武功籍文人,状元康海之兄,多才而早逝,年十九而卒。活动于天顺、成化年间,一生可大致分为幼居南京、西归武功两个阶段。康阜同陈献章、陈铎等人都有交往,今存《康德瞻集》四卷。通过排考该著,可见康阜兼善诸体、推崇韩柳,具有强烈的复古诗风,可谓明中期复古思潮的先声。以康阜为个案考察,既能丰富武功康氏家族的研究,亦有助于为陕西地域文学积累新资料。

肌力康饮对EAMG大鼠血清AchR-Ab及TGF-β_1水平的影响

目的:观察中药复方肌力康饮对实验性自身免疫性重症肌无力(EAMG)大鼠血清AchR-Ab、TGF-β1水平的影响,以探讨其治疗重症肌无力的可能机制。方法:60只Lewis大鼠随机分为6组,每组10只:空白组,模型组,阳性药物组,肌力康饮高、中、低剂量组。采用AchR主动免疫的方法免疫除空白组外的各组大鼠,制备EAMG大鼠模型。确立模型成功,各组给药治疗4周后,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AchR-Ab、TGF-β1水平。结果:肌力康饮各组、阳性药物组能明显改善EAMG大鼠肌无力症状,临床症状评分显著降低、血清AchR-Ab水平明显下降、TGF-β1水平明显升高,与模型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肌力康饮高剂量组与阳性药物组比较亦有明显差异(P<0.05);但肌力康饮各剂量组之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肌力康饮下调了EAMG大鼠过高的AchR-Ab水平,并使TGF-β1升高,从而改善了EAMG大鼠的临床症状。

心肌康颗粒对病毒性心肌炎小鼠模型治疗作用的实验研究

目的:探讨心肌康颗粒治疗病毒性心肌炎(VMC)的作用机制。方法:予BALB/C小鼠腹腔接种柯萨奇病毒B3(CVB3)建立VMC模型,随机分为大、中、小剂量实验组、对照组等7组,观察7组在病态表现及死亡数、血清乳酸脱氢酶(LDH)测定、心肌组织病理学检验及病毒TCID50滴定、中和抗体滴定、干扰素诱生等方面的差别。结果:实验组与对照组在以上各方面均有明显差异,尤以大、中剂量组更为显著。结论:心肌康具有抗病毒、抗炎、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

嵇康的生平事迹及《嵇康集》的传播源流

嵇康是多才多艺的美男子，竹林七贤中的真名土。他尚奇任快，刚肠嫉恶，始终不买司马氏的账。本文从科康走出竹林，投身批判王甫（司马昭的妻父）的太学辩论活动等六个方面，论述了嵇康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历程。文章还探讨了《嵇康集》的传播源流。《嵇康集》十五卷录一卷，历经一千二百余年，到明代中叶仅存八卷左右，明人重组号称十卷。其中，吴宽（1435-1504）丛书堂抄本一部，源出来本，为世所重。周树人录辑校，历十余年始成，1956年影印出版，堪称当今之善本。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知识性错误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出现许多知识错误,本文纠正如下:曹丕的谥号不是孝文帝;何晏不是第一个吃五石散的人,五石散也不是"毒药";晋人穿宽大衣服和木屐都不是因为吃五石散;要求和阮籍结亲、杀害嵇康、受到何曾劝告的人不是司马懿;讲"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不是季札;嵇康打铁事不见于《与山巨源绝交书》;"不肖"不仅仅是"儿子不像父亲";东晋的人也会写文章;陶渊明从来没有"便伸了足穿上了"。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主体意识

嵇康《声无哀乐论》不但是音乐的,而且是哲学的,隐含了嵇康对生命哲学中人的主体性的觉醒与价值认同,代表了魏晋士人探索主体性价值的成就。其中所展现的生命意识和主体性认识的新的理论趣味,既奠定了嵇康音乐新解的历史价值,也建构起他所主张的个性自由和逍遥的理想"音乐"人格。

面对社会与面对生命——论向秀、嵇康对《庄子》的不同解读

同是一部《庄子》 ,向秀与嵇康有着不同的解读。向秀是面对现实社会的思考 ,他试图协调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的尖锐矛盾 ,在“人间世”里为乱世士人寻找一条安顿心灵和生命的道路。嵇康则是贴近个体生命的诠释 ,他试图通过开掘精神世界的空间 ,于现实社会之上营造自由的人生意境和精神家园 ,进入其中作“逍遥游”。前者是社会现实的需要 ,后者是个体觉醒的必然。

六朝庄学的世俗化与嵇康接受中的讥评

六朝士人受魏晋以来庄学世俗化的影响,在心态上与嵇康颇有隔阂,对其调和儒、道的努力,无法达成"了解之同情",却普遍将其悲剧命运的成因归结为未能透彻领悟和积极践履庄学,造成了六朝嵇康接受以讥评的面目呈现。唐宋以降,受儒学复兴与"以儒解庄"思潮的影响,嵇康忠义的品格得到表彰,六朝相关言论也得到富有针对性的反拨。但值得注意的是,讥评的代表性观点依然不时出现在士人的撰述中,反映了他们徘徊于儒道之间的复杂心态。作为一个特定视角,对嵇康评议进行历时性考察,有助于更为深入地体察古代士人心态演进之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