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朝亮著述版本馆藏述略——附简朝亮诗文刊载索引(1904-2008)

介绍简朝亮著述的搜集和整理情况,从版本与馆藏两方面对其著述的遗存情况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探究,旨在为研究者提供参考资料,以期推进简朝亮研究。

体坛硕彦留德先驱:江良规体育思想研究

研究坚持一手资料收集理念,运用文献调研法梳理并分析了江良规体育思想的形成脉络、主要观点及历史贡献。研究认为:1)江良规是较早留学德国的体育学者,其体育思想形成于留德期间,以《体育原理》的出版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形成标志;2)江良规对体育的价值观经历了由"健康第一"到"人的全面发展"的转变;3)江良规晚年致力于"体育"概念的正名工作,认为体育是体育教育与SPORT有本质区别;4)江良规较早地提出了体育属于综合性学科的观点;5)江良规的《体育原理》一书为开拓当时体育学人的研究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

金泽荣和中国文化名人的诗文交往

1905年朝鲜李朝王廷弘文馆纂辑所正三品通政大夫金泽荣流亡中国,在张謇的帮助下寓居南通,任翰墨林书局编校。金泽荣在南通出版了30余部著作,为保存祖国文化,同时也为翰墨林书局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案牍之余,金氏广泛结交中国文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人中有被胡适列举应该作传记的中国文化名人俞樾、张謇、严复、梁启超,屠寄、郑孝胥等。他们意气相投,诗文酬唱,书信往返,雅集宴饮,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值得纪念的篇章。

岭南名医梁玉瑜舌诊学术经验

梁玉瑜为清末岭南诊断学名家,以舌诊见长,创见良多。注重舌体的脏腑、经络的联系,重视察舌色、舌质、舌苔及异常舌态,形成一套集舌象、病机、用药对应的综合、立体的舌诊治疗方案,值得后世借鉴与发扬。

梁启超与张謇教育实践的不同特征及贡献

梁启超、张謇对中国近代教育的突出贡献,既体现在他们相似的教育活动上,也体现于他们不同的教育实践中。梁启超对"新民"教育观的打造,彰显出理性的光芒;张謇对近代南通教育体系的创立,凸现出实践的魅力。梁启超启蒙教育的全面开展,为国民性改造打开了一条通途;张謇实业教育的全面实施,为实业人才的培育树立了典范;梁启超转战全国,四处办学,显示出他兴学活动的广博特征;张謇立足南通,辐射东南,体现了他有序发展的办学思路。梁启超于理论上的引导和宣传,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教育启蒙家;张謇在实践中的创新和贡献,同样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实绩最显著的教育实践家。

阳明与阳明后学的“良知”概念——从耿宁《论王阳明“良知”概念的演变及其双义性》谈起

著名的瑞士现象学家耿宁(Iso Kern,1937—),以现象学的进路,理解并诠释阳明与阳明后学的"良知"概念,有其洞见。耿宁指出,阳明"良知"概念有前后期的演变,有其双义性,甚至有三个"良知"概念。职是之故,阳明后学对"良知"、"致良知"概念有不同诠释。本文对耿宁之说,提出不同看法:首先,阳明"良知"概念虽从孟子而来,但其含义的深化,与阳明对《大学》的诠释有关,并无前后期良知概念的双义性。其次,阳明与阳明后学对于"良知"与"见闻之知"并无歧见,二者在理论逻辑或实践逻辑上,都是不离不杂的。最后,阳明后学的问题意识在于如何"致良知",由此而有不同的异见。其中,致"良知之端"与致"良知之体"的争辩,实触及良知作为根源性实践动力之问题,值得关注。

论“亮剑”精神对排球比赛士气的促动

体育训练的科学化,缩小了排球运动员个体之间的技术差距,因此运动员要在比赛中取得胜利,需要具备战无不胜的士气。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探讨了士气的含义及其在排球比赛中的重要性,在分析了影响士气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增强队员士气的对策。

唐诗中的西域民族乐舞——《泼寒胡戏》《剑器浑脱》《西凉乐》《霓裳羽衣舞》

西域各民族历来能歌善舞,其中以乐舞最为擅长。除去"三大乐舞"《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之外,《泼寒胡戏》、《剑器浑脱》、《西凉乐》、《霓裳羽衣舞》等舞乐也都各具特色,充满异域情调,唐诗对此有珍贵记录和精彩描绘。

尤建良治疗癌症术后气虚型不完全性肠梗阻经验

不完全性肠梗阻为癌症术后常见并发证,与“肠结”之痛、呕、胀、闭四大主症相似,“肠结”盖因正气亏虚且有形实邪阻滞肠腑,其病机总属本虚标实。正气亏虚,寒凝、湿邪、热毒、瘀血、燥结等实邪阻碍气血运行,致肠腑传导失司,发为本病。尤建良教授认为癌症术后:辨证属气虚者,正气亏虚于内,脾虚肝郁,胃失和降,中焦虚寒,痰湿阻络,结合不完全性肠梗阻病因病机特点,采用通腑方以益气疏肝健脾,温燥降逆止痛,并临证加减,疗效满意。

《简易普济良方》作者、内容及版本考释

《简易普济良方》为明代彭用光所编集,其中与医学相关的大部分内容主要是对《证类本草》的重新辑编。卷五所附"痈疽神妙灸经",是在《痈疽神秘灸经》的基础上加以按评而成。该书现存主要版本为明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年)南阳胡慥刻本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费增校刊本。前者缺卷一,挖改卷六为卷一,实为五卷,现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后者在大陆已不见,故鲜有著录,但台湾"国家图书馆"有藏。不少藏书志、书目对于该书作者及版本等相关信息的著录等多有舛误,文章就此进行了考证与厘正。

论《亮剑》的“红色狂欢化”革命战争图景

作为一部反映革命战争的史诗力作,《亮剑》的叙事呈现出一种"红色狂欢"的精神图景:酒神精神铸炼的强力快感、集体主义演绎的节日仪式、笑谑诙谐言说的广场效应。这种狂欢姿态是对红色战争记忆的浪漫想象,革命战争的"现实痛感"为崇高的"理想快感"所代替。

袁世凯晚期的经济史

袁世凯赞赏张謇等人的"棉铁主义",实业救国,出任总统以后,大权在握,即重用张謇、梁士诒、周学熙等一大批实业家、银行家,在这些专门家的大力支持下,颁布了一系列的发展社会经济的法令、条例、细则,再加上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战争,无暇在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国内、国际环境,都对中国发展经济非常有利,于是,中国经济的各行各业,都有明显的进步,其成效应该说是空前的。

《简朝亮研究》订误

"浊世剩儒真"——岭南大儒简朝亮笃实沉潜、经明行修、著述等身,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对其人、其著、其术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深入探讨传统学术在中西、新旧彼此交织的中国近代文化递嬗中所面临的尴尬局面和艰难处境。张纹华的《简朝亮研究》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又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与研究角度。作为首本系统探讨简氏生平与学术思想的专著,它对学界深入研究简朝亮、朱次琦、"九江学术"甚至清末民初的岭南学术都有重要的启引作用。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该书中存在很多失误,对其发挥更大的学术价值颇有影响。

张謇与梁启超的生平交往

张謇、梁启超近三十年的交往大体分三个阶段:维新变法时期,二人由相识而开始了初步的交往,"是群非党"真实写照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民国初期,政见的一致和共同的理想,他们在政治上步入了紧密合作的时期,相诚以待使他们渐成莫逆之交;五四运动及之后,为国家主权独立、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他们以在野身份展开了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的全面合作,进入了交往合作的密切期。张、梁的交往,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自觉高度上的大义之交,折射出过渡期近代士大夫的爱国情怀、宪政理想、民生意识和文化夙愿。

简朝亮的文章创作

《读书堂集》是近代广东名儒简朝亮的诗文集。以文人之文为例,简朝亮的文章创作广涉书、表、传记、祭文、碑铭文等诸种文体,构成以文叙事、以文怀人两部分内容,反映简朝亮的人生经历与比较独特的文人世界。喜欢引经据典与喜用"也"字,是简朝亮文章创作的主要特色。

从来源与演变看“裹足”的释义

“裹足”一词有不同的来源,一来自《谏逐客书》“裹足不入秦”、《战国策》“杜口裹足”,一来自墨子“裂裳裹足”;来源不同则演变后的词义及用法有异。形容有所顾虑而止步,是前一个来源;形容行路的急切与艰苦或出行的情态,指称行李盘缠,是后一个来源。本文从区分不同来源入手,对“裹足”的用例及误解作出梳理与辨正。

《梁公九谏》成书考述

《梁公九谏》属于早期的讲史话本。文章对其版本及作序之人进行了辨析,并对其成书过程 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辨,认为现存《梁公九谏》是从张仁亶或郭元振的《九谏书》嫁接增饰而来的,并考 查了之所以转嫁到狄仁杰身上的原因在于,张、郭二人与狄仁杰虽然同为唐代才兼文武的一代名相,但 由于唐宋以来普遍地以返周归唐的功勋系于狄仁杰一身,狄仁杰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更为崇高,故民间 艺人将张、郭二人的《九谏书》移植到他们所敬慕的狄梁公身上。

王阳明关于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分辨与联结

王阳明从早年"取竹格之"至龙场自悟"吾性自足"的为学进路,其实就是沉潜良知与见闻之间紧张关系的过程。王阳明并不反对见闻之知,只是不能认知识为良知。相较而言,他认为良知天理比见闻知识更值得欲求,如"精金喻圣"。倘若迷失良知,徒以"知识技能"相较量,则为王阳明所深疾,如"拔本塞源"之论。在严辨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基础上,王阳明提出"见闻莫非良知之用"与"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二种联结良知与见闻之知的方法。

军事家亦须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以王翦、张良、韩信等为例

智勇双全的将帅一定是通晓军事学、能够指挥全军将士克敌致胜的军事家,同时也必须具有高远的政治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王翦敢于同秦王叫板,最终功成名就,生荣死哀;张良激流勇退,淡泊功名利禄,最后优游岁月,无疾而终。他们是具备卓越政治智慧的典型。韩信军事一流,但由于政治智慧严重缺失,结果身死族灭,令后世哀惋痛惜。当然,天才将帅死于非命更多是由于君王的专制暴戾造成的,所以,要想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关键还是以民主和法制取代专制。

浅论《读书堂集》梁应扬笺注

《读书堂集》梁应扬笺注呈现注重文章作法的笺注特色,它对简朝亮《读书堂集》的地理沿革、历史背景、作品对象、文章文意等方面均有涉及,且注重搜集简氏作品的各家评点,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但是梁氏笺注的过于简略以至遗漏现象,以及述多评少的不足,又严重削弱了其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