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唐书》“杨思训案”发微——兼论史传妾之书写

考辨两《唐书》杨思训案,《旧唐书》“侍妾投毒说”较《新唐书》“谋乱说”更合理,且揭示高宗显庆朝由皇后武氏开启的正妻时风。又结合墓志,可知“谋乱说”的形成既源于李唐为慕容宝节赠官平反,后代改写叙事,同时是《新唐书》“反对武氏”的“大义”笔法所致。此外,两书对事件中“妾”的处理差异亦非个例。相较前代,二者在女性书写体例上进步显著,尤以《新唐书》最为完备,然入史标准却进一步“身份化”。以道德尺度开辟的《列女传》中,入传者被限定在“子”“妻”“母”之内,使附属的妾等群体被深度边缘化,被任意隐去和篡改。这种回避小人物的书写方式在掩盖或扭曲事实的同时,亦制造了历史认知空白和偏见,应予以关注。

《续古今诗苑英华》考辨

文章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编撰者、编撰时间、书名、所续对象、选录时间范围、卷数、传播及影响等项,对诸家历史文献记载《续古今诗苑英华》的歧异信息进行考辨,考察造成歧异的原因,更正和补充已有研究成果的纰漏。

从《旧唐书》看史书语料在辞书编纂中的地位和价值

史书语料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面,从理论上说,它是辞书编纂的重要资料。在《汉语大词典》的编写中,大量使用《旧唐书》中的用语作为始见例证或者是唯一例证,就充分体现出史书语料的重要价值。《旧唐书》中还有不少词语,可以用来替换辞书举例中时代偏晚的例证,可以用来增补漏收的词条和义项,可以为没有例证的词语提供例证。深入研究史书语料,有助于辞书质量的提高。

是“蒋氏日历”,还是《蒋氏日历》?——读两《唐书·蒋传》拾零

两《唐书·蒋传》中,都突出了蒋氏日历。但中华书局点校本两《唐书》对蒋氏日历一词的理解和标点颇有歧异。《旧唐书》点校本将蒋氏日历视为一部确实存在的专书,故称《蒋氏日历》;《新唐书》点校本将蒋氏日历视为一个专用名词,故称"蒋氏日历"。本文从修史制度、"日历"的性质,及蒋氏的史学贡献几个方面,论证蒋氏日历一词的具体含义及其指向。

《新唐书》“文省于旧”疑义举例

《新唐书》"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是指它记载的历史比《旧唐书》要丰富得多,而文字却要少得多。但是,《新唐书》的许多"文省"是刻意为之,故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新唐书》在把一些史实重新改写时,不顾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有不同而将其硬扯在一起,亦被后辈学者所质疑和诟病。

汉文史籍所载铁勒专传和专条的辨析

汉文文献中关于铁勒族的记载是研究铁勒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隋书》最早为铁勒立传,是研究铁勒史的基本史料。《隋书》之后编纂的有些史书在记述有关铁勒族的事迹时,以《隋书.铁勒传》作为蓝本,辗转抄录,没有补充新内容,所以只能作为第二手史料。但有些史书在参考《隋书.铁勒传》的基础上,增补前史所无的新资料,充实新内容,史料价值较高。

《新唐书》史实考正拾零

《新唐书》在撰写时大量使用了野史、笔记、碑志、传状、小说等,很大程度上造成《新唐书》史料运用不精或史料记载错误。这与编撰者对原史料理解有误或失于考证等有很大关系。

论《资治通鉴》唐史部分的取材问题——以张均、张垍之死为例

《资治通鉴》对于唐代张说之子张均、张垍孰死孰生的最后结局,与两《唐书》《册府元龟》存有歧异。该文以二张事件为例,以原始文献为基础,通过对勘各史料记载,分析各自的取材依据,追究《资治通鉴》在二人生死上的致误缘由,进而论证司马光《资治通鉴》唐史部分的取材问题。该文认为《旧唐书》与其他文献相一致,故而书中对二人结局确凿无误;而《资治通鉴》独取唐代柳珵所著《常侍言旨》孤证不立,在唐史研究方面应慎重使用《资治通鉴》。

《新唐书》、《全唐文》所载《对<论语>问》辨误

孔颖达的《对<论语>问》,是一篇精美的政论文,但宋代俞德邻认为,唐太宗误认曾子为孔子,而颖达竟不省,故责其告君欠谨。俞德邻的解读依据《新唐书》。根据《贞观政要》、《旧唐书》、《十三经注疏》、《全唐文》,《新唐书》所载《对<论语>问》错误有二:其一,张冠李戴;其二,文体不合。同时,《全唐文》等文献所载《对<论语>问》的几处异文值得商榷。

论唐隶

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和综合，对唐代隶书发展情况进行整理和探讨，可见唐隶的发展经 历了两个阶段，即“石经旧法”与“明皇新体”。汉末到初唐的隶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 《熹平石经》的影响，而经过玄宗变法后的“明皇新体”，与初唐隶书有了明显的差异，字 形由方趋扁，笔画丰腴厚重，体现了李唐盛世泱泱大国的时代气象。唐隶的风格，到明皇变 法后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确立。

《新旧唐书合钞》与《新唐书》关系考

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以《旧唐书》为基础,依照《旧唐书》章节顺序依次录入,并用武英殿本《新唐书》加以补充,而对《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的内容有所改动。他注意将《新唐书》、《旧唐书》二书异文用小字注出,大部分为罗列史实差异,少部分作出考证。但在考证过程中,因史料运用的局限性而产生了一定讹误。即便如此,《合钞》乃第一次系统整理两《唐书》,开启了《唐书》整理之先河,对乾嘉考据学乃至后世两《唐书》研究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科举制视角下的《旧唐书》“经籍”“艺文”观考辨

“艺文”的语义具有时代性。在自汉以后的长期使用中,“艺文”的概括性意义发生了语义偏移,从汉时的偏指于“艺”变为唐时的偏指于“文”。该用法在唐初至于五代的高频使用中进一步固化。“艺文”一词由偏指于“艺”到偏指于“文”的这一变化,导致了在重新尊崇经学、批判浮华文风、改革进士科的唐末五代文化政策背景下,《旧唐书》编纂者弃“艺文”而用“经籍”命名其志书。

《旧唐书·经籍志》别集集名正误

总结《旧唐书.经籍志》别集集名误讹,将其划分为三类:一是唐人因避讳导致的有意识误讹;二是传抄过程中字形相似导致的无意识误讹;三是其他各种各样的误讹。并结合相关史料,对二十五种有相关误讹的别集,进行集名辩正,从而集中地解决相关问题。

“事类”还是“类事”?——关于类书别名的考察

《旧唐书》之《经籍下》子部对于类书之别名的记载是前后不一的,即前言"事类",后言"类事",并且这个问题至少在明代就出现了,文章在梳理类书编纂史、发展史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浅显的补充,即唐宋时代"事类"应该是较为正式的类书之别名,而"类事"在此处的使用亦有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