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以来日本“幼小衔接”课程演进研究

纵观几十年来日本“幼小衔接”课程演进的历程,可以发现其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逐步明确“幼小衔接”课程建设的作用;二是不断细化“幼小衔接”课程建设的目标;三是不断深化“幼小衔接”课程体系;四是不断丰富“幼小衔接”课程内涵。该课程旨在培养儿童积极融入周围环境和未来世界的情感、意志、态度、素质和能力,进而支持儿童逐步养成生存能力,开启积极乐观的学校生活,创造充盈丰润且灵动美好的童年生命姿态。日本的“幼小衔接”课程在其学校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突出儿童始于幼儿期游戏中的具身学习,强调小学一年级的学习并不是零起点;遵循儿童中心主义理念,构建了丰富多元的“幼小衔接”课程框架,以保障儿童最大利益,支持儿童开创美好的未来。这对于我国治理“超前教”“强迫学”“小学化”式的“幼小衔接”现象,更好地推进“幼小衔接”课程改革,无论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层面,均有启发作用。

津田左右吉的中国观

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史家和中国文化批判学者津田左右吉认为儒、道学说是无视人性、脱离现实的诡辩之学。这种对儒家、道家思想的蔑视情绪贯穿津田的整个中国学研究生涯,其负面叙事也延续到他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解读和审视。他着力强调日本文化的"独自发展"和"超越"的一面,试图把日本文化从儒教文化的影响下剥离出来,将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优越。津田左右吉的断代且分裂的中国观的确立,依赖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体现着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结,从中可以窥见中日近代文化关系的内蕴的本质特征。

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与“亚洲主义”——以大正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一方面带有主张开国、追随西方的色彩,另一方面又带有主张攘夷、对抗西方的倾向。两种性格既矛盾又统一,能够在“作为反普遍之特殊的欧化民族主义”与“作为反特殊之特殊的国粹民族主义”这一对立模式中得到集中的体现。这说明它不仅仅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更是一种“反普遍与反特殊”“反封建与反西方”并行发展、缠绕交错的复杂集合体。在大正时期,这两种性格又进一步向“民本主义之民族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民族主义”的形态发生了蜕变,并带着向“亚洲”延伸、扩张的欲求与冲动与“亚洲主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从而扩展出了“民本主义之亚洲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亚洲主义”。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都没有否认日本的特殊性与优越性,都带有将日本一国利益等同于亚洲整体利益,主张“日本=亚洲”的消极色彩。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中东外交与日英关系

本文旨在探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中东外交及日英关系变迁。这一时期日本的中东外交可分为三个阶段:1918年至1932年为开拓期,以推进“贸易通商”为核心,协助日本在一战后完成经济复苏;1933年至1936年为调整期,随着英国对日本的疑虑上升,在中东陆续推出经济反制政策,应对“经济竞争”开始成为日本中东外交的主线;1937年至1939年为突变期,随着集团经济和大国对抗时代来临,日本与中东的贸易空间急剧收缩,开始更多关注如何利用中东扩大其“战略安全”利益。这二十年日本中东外交的转变,既体现出日本对中东需求的变化,也客观反映出日英关系“合作-竞争-对抗”的发展轨迹。日英不仅在远东存在尖锐矛盾,在英国视为禁脔的中东也暴发利益冲突,这加速了两国关系的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