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土家族土兵抗倭的缘起、进程与取胜原因

因明代倭寇在东南沿海烧杀劫掠、破坏社会生产的严峻形势,土家族土兵毅然地参加了抗倭战争。土家族土兵在三年多的抗倭战争中,或与广西俍兵共同抗倭,或独立地参加抗倭,均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战争的正义性、严格的纪律性、战术的精湛性和器械的独特性,无疑是土家族土兵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明代湘西土家族土兵抗倭武术文化研究

明代嘉靖年间我国东南沿海倭患严重,湘西土家族土兵因调出征,奔赴千里之外的江浙一带抗倭。土兵英勇善战、运用"塔式"阵法连挫倭寇立下赫赫战功。土兵抗倭展示出了湘西人民的尚武与爱国主义精神和湘西武术的独特魅力,土兵武器与阵法的运用给明代军队、民间武术增添了色彩。土兵与各地客兵联合抗倭促进了各地域武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夯实了中华武术体系。

万历朝鲜之役前后的在日明朝人

万历朝鲜之役(1592—1598)前后,大量明人移居日本。这些住在日本的明人,数量庞大,成分复杂,他们为时代所推移,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战争之中。文中以万历朝鲜之役为背景,考察在日明人这一特殊团体在战争前后的活动状况,以窥见当时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人员往来与迥然不同的归属意识。

明代倭寇之患与中琉关系

古琉球王国与中国有着长期交往和密切联系。到明代,前后持续长达300余年的倭寇之患对中琉关系影响巨大。倭患使明政府的册封和琉球使团在华朝贡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并影响到中琉之间封贡贸易的进行。琉球政府协助明朝驱逐、抗击倭寇,促进了中琉关系的发展。

明代壮族狼兵抗倭克敌兵器及应用研究

明代中后期,倭寇依仗锋利异常之倭刀与威力奇大之刀术袭扰我国东南沿海等地,国家受难之际,壮族狼兵奉调出战,在抗倭战斗中,狼兵为避倭锋芒,发挥聪明才智,把壮族特色兵器变为克敌之星,并创造了以牌、甲护体,以标、弩降敌的阵法,并在江浙一带加以推广应用。依据相关文献,对狼兵克敌兵器的特点、形制及应用进行探讨。

明清鼎革与德川日本的“中华主义”

明清鼎革对日本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川幕府在意识到中国大陆发生了"华夷变态"的同时,南明遗民的赴日"乞师"行为却在客观上帮助日本摆脱了"夷狄"身份。在此过程中,日本德川前期的学者们也从诸多方面入手,塑造日本的"中华"形象,这间接影响了后世日本的历史进程。

明代日本对华施为考辨

明代,日本以勘合贸易为支点,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为目标,与中国建立了史上第四次官方联系。勘合贸易中出现的使臣四次行凶、与中国争价及日本对中国相关政策的无视,反映了日本上层统治集团因自卑而傲慢的本质及对物质资源掠夺的贪暴本性。幕府、守护及商人是勘合贸易最大受益者,史实证明,勘合贸易受益者与倭寇侵华有直接关系。勘合贸易与倭寇侵略二者之间有明显的负相关性,倭寇侵略是日本上层统治集团手中控制的一台战争机器。

名与实:明季中西贸易中的记账货币与银两

明成化、弘治以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白银货币化现象,以日本白银和美洲白银为主的海外白银在明末开始大量流入中国。与此相伴随,“克鲁扎多”(cruzado)等西文货币名也频繁见诸文献,用以描述中西贸易的规模或白银的流通数量。但这些西方货币大多未用于晚明的东亚海贸,而是一种记账货币,以往研究将其与白银“两”(tael)转换时,多有不妥之处。明季西文文献中的称量货币单位“银两”,在多数情况下并非以往学界所认为的中国银两,而是指日本银两。在中国澳门和日本长崎等重要的东亚海港,日本白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基准货币”的性质,存在从“索玛银”(soma silver)到“士回德银”(schuijt silver)的历史转变,还引起了记账货币价值的相应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