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观乐”再解读——从中国古代音乐批评经典的角度

季札在“观乐”过程中围绕音声、歌词内容及其政治含义发表的评论足以说明“季札观乐”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批评经典的文本属性。而以政治德行为批评依据,重视音声特点,推崇宏大之声、中和之美则是其音乐批评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与孔子、荀子及《礼记·乐记》之音乐批评思想的比较分析,再结合已有的考证成果,可将“季札观乐”的大致写成时代断定在战国初期。“季札观乐”与前后儒家音乐批评思想的明显不同则更能凸显其作为中国古代音乐作品批评论的特殊地位和独特价值。

“道-心-文”与“道-理-术”--浅析近代龙学阐释的两种路径与体系

龙学史常言《文心雕龙校释》在《文心雕龙札记》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对此说尚缺乏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仅就《文心雕龙·原道》篇而言,《札记》在阐述“自然之道”后便话锋陡转,抛弃了《文心雕龙》的文本逻辑,并且为与桐城派论争而改造了《文心雕龙》的思想结构。反观《校释》,则始终立足于文本并结合中国艺术论的传统思维进行论证,企图彰显刘勰之本意。二者围绕“自然之道”分别构建了“道-心-文”与“道-理-术”两种评述体系。考虑到在刘勰的论述中,有圣、凡双重主体及不同视角,故而笔者认为,《校释》“道-心-文”的理论建构在“文之枢纽”层面更接近刘勰本意。而在全书其他部分,二者的诠释各有千秋,应合而观之。

由聘礼仪程论季札观乐的性质

季札观乐,出于聘礼仪程。鲁襄公不享季札,由叔孙穆子主飨。以叔孙穆子对礼乐的精通和坚守,季札请观周乐,必合乎聘礼规格及仪程。故叔孙穆子使乐工演《风》、《雅》、《颂》,乃出乎飨燕礼之乐宾环节的"无筭乐",采用"为之歌"则依照"房中乐"的弦歌方式。而季札"见舞",则出乎鲁之时禘礼。故今本《诗经》的次序,实本于鲁乐工演奏次序。

关于季札研究的若干问题再探

春秋时期吴国著名的贤大夫公子季札,因典籍记载缺略,所以其重要的事迹,如让国、隐居延陵、救陈等皆暗而不明,引发学者长期争讼。近年面世的上博简《弟子问》、《吴命》篇内容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弟子问》载孔子盛赞季札为"天民",即先知先觉的圣人,可知《春秋》不贬季札。《吴命》"吴走陈"的简文印证了季札救陈的可信性以及正义性。季札精通礼乐,是春秋时期深研诗乐的第一人,他是先秦时期吴文化的一座高峰。

吴国青铜乐器铭文与季札的诗乐思想

季札观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观乐与评乐活动。自两汉开始,历来关于季札观乐就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或认为此事真实可信,但却苦于找不到令人信服之佐证;或认为此事属后人敷衍增饰,只因为坚信春秋时期的南蛮吴国不可能具备如此高水平之诗乐批评。历代学者均据传世文献展开论述,故各持己见,莫衷一是。而随着吴国青铜乐器的大量出土,解决这一千古悬案如今有了新的突破口。吴国出土青铜乐器铭文蕴含十分丰富的诗乐思想,无论从诗乐批评理论还是批评话语,皆可与季札观乐相互印证。吴国出土文献充分证明,春秋时期,吴国季札完全可能具备高超的诗乐批评水平,季札观乐应当真实可信。

季札论《郑》《卫》平议

文献中关于季札观乐的记载为辨析《卫诗》的范围提供了最早的历史坐标。季札所闻是诗乐一体的。季札的猜度语气因方言、咏唱等因素引起。季札对《郑》《卫》的评论差异显著,对艺术的独立性已有所涉及。孔子斥其"淫"有鲁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季札叹《郑》《卫》"美"有历史依据。季札对于孔子的文艺观有先发之功。

论《左传》所记三次重大的人物品评活动

春秋时期的人物品评活动盛况空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品评人物的高峰。这一时期处于思想前沿的是贵族君子,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圈。他们在政治外交活动和思想交流活动中常常品评人物。贵族君子和史官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出现合流的倾向。贵族君子和史官成为这一时期人物品评的主体。《左传》就记载了大量的发生于贵族君子这一文化圈的人物品评事例。其中可以称得上人物品评盛会的大型活动有三次。分别是虢之会:郑行人公孙挥品评各国大夫;垂陇之会:赵孟请赋诗以观郑国七大夫之志;延陵季子遍评各诸侯国政治精英。

先秦诗歌鉴赏的发展轨迹

就现有资料而言,先秦时期较早的诗歌鉴赏者是季札。季札的诗歌鉴赏是诗乐结合,只谈对作品的笼统感受。季札之后的诗歌鉴赏代表者是孔子。孔子的诗歌鉴赏具有摘句鉴赏和整篇鉴赏两种形式和概括诗之主题、揭示诗之情感、表达读诗感受三个特点。孔子之后的诗歌鉴赏代表者是孟子。孟子的诗歌鉴赏形式与孔子的相同,但其在鉴赏实践中具有阐述鉴赏理论、引用他人的鉴赏材料、结合生活实际理解诗意等特点。从季札诗歌鉴赏到孔子诗歌鉴赏再到孟子诗歌鉴赏,大致反映了先秦诗歌鉴赏的发展情况。

对季札观乐的审美思考

季札观乐是《左传》中记载的一场重要的审美欣赏活动。季札将他的雅乐审美观和政治见解结合在一起,为后人提供了集表演、欣赏、评论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审美欣赏活动。从季札观乐活动,可以想见春秋时期的儒家中庸文化、政教风俗以及当时人们对《诗经》的文学风格及音乐审美的体验。季札的评论对我国的音乐和文学审美都带来一定影响。

季札形象的文学化构建——评陆惠根长篇小说《圩墩王子季札传奇》

《圩墩王子季札传奇》是一部咏史匡政、标新立异的传奇文学大著,在史传文学创作上实现了四个突破。一是塑造了季札"人文始祖"、"春秋大贤"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列国一统,天下大同"的政治伦理主题;二是再现了季札生活的那个年代的社会面貌,展示了春秋晚期的政治格局和时代精神;三是演绎了曲折奇幻、巧合惊险的传奇故事,实现了历史与文学相得益彰的嫁接和合璧;四是营造了奇异、浪漫而阔大的艺术化结构,承载了传奇所要表现的重大主题和故事。

弘扬泰伯—季札精神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从优秀的历史思想文化遗产中汲取宝贵的教益,在吴地杰出先祖泰伯、季札的高尚道德风范和令人感佩的言行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和谐思想理念,对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宝贵的启迪意义和积极的引导、促进作用,十分值得我们加以深入发掘和大力弘扬。

查慎行与《忆鸣诗集》案

《忆鸣诗集》案发于查慎行卒世五十余年后,对清中叶后两浙士风深有影响。慎行牵入诗案的直接原因是为卓长龄《高樟阁集》作序。缘查岐昌所辑《敬业堂文集》流落在外,查氏后人始逃过一劫。诗案发生于浙西,有其历史因素。海宁查氏与塘栖卓氏为世交,查慎行早年从学卓天寅,后与卓长龄及金张等人交笃。明清易代,遗民思潮与江湖士风盛行两浙,造成两浙文化与庙堂专制文化的一种"悖离",查慎行、卓长龄、金张等人深受沾熏。清廷借《忆鸣诗集》案惩治两浙士子以威劫士气,巩固统治。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场文字狱与明史案、汪景祺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关系密切。

从季札出使看春秋晚期吴晋的陆路交通

本文简要叙述了春秋晚期吴国和晋国之间的陆路交通情况。对季札出使的路线进行分析,重点考证了彭城、戚等邑的具体地点,并指出了它们在吴晋交通线上的枢纽地位。

查济古村落中某明代民居改造案例研究

该文以查济古村落中一个明代民居的改造为例,在介绍其真实性改造的基础上,阐述其意义和局限性,希望从这种有益的尝试中明确一些新的保护理念,获得更为合理的保护措施。

论查继佐与《罪惟录》的史论特色

查继佐的《罪惟录》是一部关于明朝的纪传体史书。查继佐以明朝遗民自居 ,在史论中大力褒扬忠义 ,并对明王朝的政治事件、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明朝灭亡的原因以及如何与少数民族相处等问题 ,发表了许多独特的见解。

从季札观乐看《唐风》的文学色彩

《诗经》中《唐风》共计十二篇,季札观乐时评价其为"思深忧远",所以《唐风》中也包含着思深忧远的文学特色,在这种文学特色里,表现为作者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分为自我忧患意识和国家忧患意识,在文学语言上主要表现为其特有的厚重,所有的文学特色都和唐地的政治、地理、民风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郑国祭祀遗址出土乐器组合看《郑风》“其细已甚”问题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出使鲁国请观周乐,对所观《风》、《雅》、《颂》乐章作出一一评论,这段乐论对各国的乐褒贬明确,独对《郑》的评价却美中带贬,其中深意耐人寻味。本文在梳理前贤之说的基础上,结合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出土乐器的独特组合方式这一现象,认为郑乐与同时期其他地区音乐相比而言,高音繁密,旋律节奏更为清越急促,历代有关季札所言“美哉,其细”的学术公案当即此意,而季札的郑乐亡国论应与春秋中晚期原始乐论的萌芽以及礼乐思想的深化有关。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批评宋代诗人许月卿发微--兼及钱先生论理学、气节与宋末诗歌

钱锺书先生在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对宋末理学诗人许月卿的诗文进行了毫不宽贷的批评,其评语蕴含着丰富的诗学内容,与《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相关内容比对,可以诠释出钱先生评语的深度内涵。同时,它也启示着我们应当发掘钱先生对理学、气节与宋末诗歌关系的卓见,重新审视理学、气节等因素在钱先生诗学评价体系中的位置。

历史书写与偶像塑造——试析《左传》“季札观乐”的真伪

《左传》所记载“季札观乐”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文化事件,但长期以来,学界对此事的真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分析季札评论中体现的中和审美观和独特话语方式,并结合其对郑、陈、魏与齐4国的预言,推断“季札观乐”是由战国初年儒家学者创作,时间不早于公元前375年,其创作动机与儒家后学塑造文化偶像的心理有关。

“季札观周乐”质疑与辩证——兼论历史事实与诠释

春秋时期著名史料——"季札观周乐",讲述了吴国贤士季札在游历中原诸国时,于鲁国观周乐一事,这段史料在后世文学史和音乐史中,均颇具影响。而其中纷繁复杂的过程与后人众说纷纭的诠释,亦使此事件变得扑朔迷离。本文将从事实与诠释的角度再来论述此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