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观乐”再解读——从中国古代音乐批评经典的角度

季札在“观乐”过程中围绕音声、歌词内容及其政治含义发表的评论足以说明“季札观乐”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批评经典的文本属性。而以政治德行为批评依据,重视音声特点,推崇宏大之声、中和之美则是其音乐批评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与孔子、荀子及《礼记·乐记》之音乐批评思想的比较分析,再结合已有的考证成果,可将“季札观乐”的大致写成时代断定在战国初期。“季札观乐”与前后儒家音乐批评思想的明显不同则更能凸显其作为中国古代音乐作品批评论的特殊地位和独特价值。

吴国青铜乐器铭文与季札的诗乐思想

季札观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观乐与评乐活动。自两汉开始,历来关于季札观乐就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或认为此事真实可信,但却苦于找不到令人信服之佐证;或认为此事属后人敷衍增饰,只因为坚信春秋时期的南蛮吴国不可能具备如此高水平之诗乐批评。历代学者均据传世文献展开论述,故各持己见,莫衷一是。而随着吴国青铜乐器的大量出土,解决这一千古悬案如今有了新的突破口。吴国出土青铜乐器铭文蕴含十分丰富的诗乐思想,无论从诗乐批评理论还是批评话语,皆可与季札观乐相互印证。吴国出土文献充分证明,春秋时期,吴国季札完全可能具备高超的诗乐批评水平,季札观乐应当真实可信。

从季札观乐看《唐风》的文学色彩

《诗经》中《唐风》共计十二篇,季札观乐时评价其为"思深忧远",所以《唐风》中也包含着思深忧远的文学特色,在这种文学特色里,表现为作者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分为自我忧患意识和国家忧患意识,在文学语言上主要表现为其特有的厚重,所有的文学特色都和唐地的政治、地理、民风等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