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尹《杜工部诗注》的特点与价值——兼论杜诗“自寓”说的源头及其影响

师尹撰《杜工部诗注》与其个人经历有关,成为宋人杜注个性鲜明的一家,其特点是善于体会杜诗深意,好将杜诗与杜甫行实、时事政局相联系阐释,其失则流于穿凿附会。师尹注的特点对宋人及后世杜诗注家有相当影响,如历来争论纷纭的《佳人》"自寓"说即是。师尹揭橥的"自寓"说对探究杜诗某些篇章本意不无启发。重视杜诗宋人注,并将文本细读与传统版本目录之学结合起来,是杜诗研究的一种新思路。

东北地区地仙信仰的人类学研究

动物信仰是中国北方地区最普遍的民间信仰。它在不同的地域反映出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特征。华北地区的“四大门”和东北地区的“地仙”表面上虽具有相似的信仰形态,但在东北地区,动物信仰经过融合多种地方因素已经发展成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信仰体系。

贾宝玉和袭人的世俗情缘

据《红楼梦》文本描写,小姐里宝玉爱的是黛玉,丫鬟里宝玉爱的却是袭人。虽然宝玉和袭人的爱主要体现在生活层面上,爱得相对世俗温暖,但这也是一种真情之爱,也可以说是一种世俗情缘。宝玉和袭人之间的情爱是逐步发展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宝玉对待袭人同对待黛玉、宝钗、湘云、晴雯态度的异同比较,可以看出宝玉和袭人之间确实存在着爱的真情。

意识形态操控下梁启超对《佳人奇遇》的改写

梁启超翻译的《佳人奇遇》中对原文进行改写的部分很多。通过对译文与原文进行对比,可以把译文中较为明显和突出的改写大致分成三类:对时政议论的改写、对人物形象的改写及对不符合中国传统女性伦理与礼仪内容的改写。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理论为理论基础,运用该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操控因素对这些改写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当时各种意识形态影响下梁启超对译本进行改写的原因和必然性。

论《看钱奴》的真实性和荒诞性

元杂剧《看钱奴》反映了宋元时期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迈向商品经济和纸币已经流通的社会、经济状况,表现了元代官场的钱权勾结、贪污腐化以及儒学伦理体系的崩溃和金钱对人的"异化"等等,具有很强的历史真实性。同时,它也形象地再现了贾仁的极端吝啬和贪婪、贾长寿的由善变恶、增福神的昏聩糊涂、庙祝的见钱眼开等等,表现了他们的种种荒谬行为,具有很强的荒诞性。

乡村君子·阶级本位·儒文化──姜尚公老爷与白嘉轩比照论

文本中形象迥异的姜尚公老爷与白嘉轩，如果两者被还原到生活的原生态中去，其实同为代表儒文化典型人格的乡村地主，这两个人物的平行与影响比照生动地影射出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重要转型——一次是从文化反思的“文学革命”转向阶级化的“革命文学”；另一次是从无产阶级狂飙文学重新转向对汉文化的倡扬与重构．巴人这部烙有鲜明时代痕迹的作品，折射着文学史的两面：不忘反思儒文化人格与心理，同时阶级分析的意识形态理念开始渗入并强化．文本与人物因为这两重意义而获得历史性的审美内涵．

魏晋南北朝人才思想中的杂家色彩分析——以《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定儒学为一尊的思想禁锢被突破,思想界儒、道、名、法诸种学说互相渗透,形成彼此会通的复杂面貌。《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不专为一家之言",是魏晋南北朝思想领域中涉及人才问题的两部极有特色的著作,其人才思想中均具有较浓的杂家色彩。但总体而言,《人物志》兼儒、名、法、道,儒为其道德指导原则,至于思想方法及内容上则以名、法、道居多。《颜氏家训》兼儒、名、道、佛,其中儒家是主流,其余则为支流。二书"兼综驳杂"的杂家风格的形成,源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即其作者刘劭与颜之推的广综博学和对前人丰富思想遗产的继承以及当时较为宽松的社会现实环境。《四库全书总目》将二书列入杂家,确有其理由。

明“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考——兼与张森楷先生商榷

合川钓鱼城忠义祠所藏明代"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是国家珍贵文物,也是陈文烛、张佳胤蜀中交游的重要见证,更是判断二人行年的重要凭据。从陈、张二人及从游者史修的仕宦经历看,诗碑作于万历三年,而不是张森楷先生推定的万历七年。

战国秦国及秦王朝对家臣系统的整合——以简牍所见“家啬夫”、“吏舍人”为切入点

战国秦国、秦代的家臣群体,是新贵族制和官僚制的产物,又带有王制向帝制时代过渡的鲜明印记。其中,卿爵给设"家啬夫"一职,其来源可追溯到商鞅变法时期对一定爵位者可接受门客和庶子的制度。战国末秦国拥有五大夫以上爵位者可有"家吏"。至秦代,这一给设资格已收缩至卿级以上爵位者。进入汉代以后,继续收缩到列侯以上。而简牍所见"吏舍人"、"新地吏舍人"等,反映了战国秦国和秦代舍人范围的广泛性。国家通过对主、舍关系立法加强管理,并通过推动舍人本身的吏职化以及鼓励举任等,将舍人吸纳到官吏体系中,同时对敌对贵族势力中的舍人进行严厉打击。随着官僚制度的完善,官方供备体系进一步完备,秩禄体制下的"吏舍人"群体逐渐趋于消失。

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及其心学内涵

作为清代浙东学术的开创者,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尤为突出。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并富有时代性。黄宗羲提出的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诸如“情至之情”和“不及情之情”、“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各自成家”等以个体的“性情”的优先和真为中心,构成了统一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黄宗羲诗学思想的底蕴则在其哲学思想和学术理念之中。

晋北第三人称代词“人儿”和“人家”用法研究--以平鲁方言为例

“人儿”[zər24]是晋北第三人称代词,与“人家”[zəɯ24ʨie21]共存,用法特殊。作为第三人称代词,“人家”使用普遍,在诸多方言中都存在,但“人儿”较少见。本文以平鲁方言为例,分析“人儿”和“人家”的句法语义功能,并探讨二者的来源。“人儿”是“人家”的一个变体,即“人家”在使用过程中“家”省略脱落,之后儿化,最后形成了“人儿”和“人家”的共存。相较于周边方言,各地“人家”用法不同,相互交叉。

昆曲《看钱奴》的编演思路

剧作家苏位东根据元杂剧《看钱奴》改编的同名昆曲,在完全摒除原剧宣扬神佛威力、体现宿命论思想的剧情的基础之上,继承并强化了原剧颇具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部分,同时也继承了原剧贯穿始终的讽刺精神、喜剧精神和曲白风格。这种扬弃古典戏曲精华与糟粕的编剧实践,为元杂剧经典的传承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本文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并结合自己的观剧体会对其编演思路进行了梳理,希望能对我国目前的戏曲编演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三国交兵中的襄阳与荆州战局

三国时期,襄阳位处交通要冲、周围山川环绕、土沃水丰,因而受到兵家重视,成为南北争夺的热点区域。襄阳的战略地位也随着三国军事形势变化而出现升降波动。从赤壁战后到曹操去世,魏蜀双方激烈争夺襄阳,曹魏荆州军政长官和州兵主力即驻于此地。曹丕代汉后,三国实力保持均势,为了休养生息,曹魏将荆州军队主力和都督治所北徙宛城,襄阳成为孤悬汉南的要塞。曹魏强盛后逐步压迫孙吴防线,并将荆州军政中心先后南移新野、襄阳,襄阳的战略地位得以回升。西晋在灭吴之战中,以南郡作为其荆、益二州军队的主攻方向和重点战场,故而将前线总指挥部大都督治所和预备队"中军"的驻地设在襄阳,以便监控战局的发展,这表明襄阳之军事地位历经沉浮后升至这一历史时期的最高程度。

《周易》家人卦家庭伦理观新解

《周易》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的基础和源头。阴阳的对立统一("道")是儒家解释《周易》家庭伦理观的思想基础,象数思维是《周易》的基本思维模式,人卦对应是《周易》的取象法则,阴阳相应、由内而外、由小至大是其意义生成路径。家人卦(■)的家庭伦理观主要体现在各守其位,各安其分;防微杜渐,防恶未萌;诚信威严,相得益彰;严以律己,以身作则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