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弘治年间文化政策与文言小说创作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君主强力推行定程、朱理学于一统的文化政策,十分强调儒家义理在诗文中的教化功能,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文艺演出和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主要有5部,创作者虽身份各异,地域不同,但其内容多为神仙道化、劝诫讽谏、粉饰太平、惩恶扬善,其中宣扬道德教化的篇目所占比例最大,这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可见,当政局稳定、政治权力处于上升期时,朝廷所倡导的文学观念是可以得到推行的。

试论李昌祺《剪灯余话》的创作思想——兼与瞿佑《剪灯新话》比较

从人生经历和朋辈交往中 ,可见李昌祺刚正性格之有自 ;而其小说《剪灯余话》则反映了其谪贬房山时的特殊情怀。与前此瞿佑的《剪灯新话》相比 ,在个人的情绪宣泄方面 ,《余话》体现的是李昌祺对仕途前程暂时的灰心和跻身功名淡淡的悔意 ,《新话》体现的是瞿佑的“感离抚遇”和“哀穷悼屈”;在同以战乱为背景的篇目中 ,李昌祺旨在重建理学的道德规范 ,瞿佑则多“只怨干戈不怨天”的反战呼号。出现彼此差异的原因 ,是由于两人所处之时代环境、人生遭际和个人性情有较大的不同。

瞿佑与《归田诗话》及其诗歌创作——兼论《剪灯新话》诗歌与小说之关系

元末明初的杭州诗群为吴越诗坛重镇之一。瞿佑是诗群后期最杰出的诗人,所撰《归田诗话》领明诗话撰著之先,诗承"铁崖体"及杭州元诗风雅,组织工丽,擅长寄托,主于用事,不废俚俗,在明初诗坛独具一格。《剪灯新话》之诗大都是瞿佑托名之作,诗歌与叙事珠联璧合,或平实而真,或融工丽为一,别具风神意蕴。瞿佑之诗及《归田诗话》对明初越诗的繁荣、明清杭州风雅的开启都有一定的意义。

志怪之胤:论日本近世怪异小说家浅井了意的跨文化翻案

假名草子集《伽婢子》是首开日本近世怪异小说先河之作。浅井了意吸收了明朝"剪灯"系列小说和其他中国志怪、传奇小说的精髓,将中国的怪异题材、故事情节与日本历史、文化巧妙融合,成功地进行了翻案。《伽婢子》之所以能引发日本近世"怪异"文学的潮流,不仅在于它源自域外中国,带有异国风情,更在于浅井了意为近世怪异小说的创作树立了典范,这也成为研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一例。

白骨丛中的愤世嫉俗 恍惚迷离的悲欢离合——《剪灯新话》思想略论

《剪灯新话》在宋元传奇整体式微的趋势下,以元末明初的战乱为背景,继承了唐传奇的现实主义传统,敢于刺世嫉邪,直面现实的黑暗和不公;敢于悲世不遇,流露士子的感伤与哀怨;敢于倾吐胸中块垒意,书写悲欢离合情。其思想深刻在文言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论《剪灯新话》中的“人鬼恋”及其文化意义

作为文学母题的人鬼恋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明初文言短篇小说集《剪灯新话》中有多篇描写人鬼相恋的作品,大致可分三种类型:邂逅型、主动性和还魂型。其中的女鬼形象又可分为三类:因爱而死又为情而活型、主动寻爱贤惠识礼型、不甘寂寞邪恶害人型。这些人鬼恋作品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一是刻画了元末明初的大动乱带给人们的时代伤痕;二是歌颂男女至情,淋漓尽致地展现情欲,形成扬情抗理的思想倾向,具有思想启蒙意义;三是瞿祐性情与遭际的一种彰显。

不慕神仙爱鬼怪——论《剪灯新话》的鬼神故事

《剪灯新话》22篇故事中,有16篇涉及到鬼神。这些鬼神故事因融入了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而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剪灯新话》中的鬼神故事明显地体现出作者在题材上对人神故事的弱化和对人鬼故事的偏爱,这是异类题材内部发展演变的结果,更是作者借小说反映和批判现实的有意选择。

论中国小说《剪灯余话》对朝鲜小说《金鳌新话》的影响

《金鳌新话》在素材、构思等方面承袭《剪灯余话》的痕迹非常明显,某些篇章对《剪灯余话》的模仿程度远远超出了对《剪灯新话》的模仿。金时习不满于《剪灯余话》的过度理性化倾向而表现出向《剪灯新话》的回归,同时又直接与《剪灯余话》对话,表现了截然不同的主题,某些篇章可视为《剪灯余话》的翻案之作。由于作者国别不同,《金鳌新话》存在对《剪灯余话》的误读,但《金鳌新话》的民族内涵则为李昌祺所不可企及。正确解读《金鳌新话》离不开《剪灯余话》。

描写译学下《剪灯新话》朝鲜朝译本研究

描写译学是美国学者詹姆斯霍姆斯于1972年提出的概念。它提出应注意关注译本与译语文化,为翻译研究拓宽了角度和途径。朝鲜朝时期(1392-1897)大量中国明清小说传入朝鲜,对朝鲜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多被翻译成朝鲜文字。中国明代小说《剪灯新话》即为其中的一部作品,它传到朝鲜后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朝鲜朝译本直到21世纪才陆续被韩国学者发掘出来,截止到2011年,共发掘出四个译本。从翻译情况来看,这些译本体现出多种翻译策略。本文即以描写译学理论为依据和框架,以《剪灯新话》为主要分析对象,具体描述和分析译本的翻译特点,为明清小说韩译的研究提供参考,也为深入理解《剪灯新话》在韩国的传播提供新的视角。

明清小说《剪灯新话》在朝鲜和越南的传播

本文主要探讨明清小说《剪灯新话》在朝鲜的传播、影响及其本土化,并与《剪灯新话》在越南的传播进行宏观对比,探讨《剪灯新话》在朝鲜和越南的不同境遇。

《剪灯新话》涉鬼故事研究

《剪灯新话》中的鬼故事是社会思想松动和个人艺术积累相结合的产物。相比于小说中其他类型的作品,鬼故事能够承载的思想内容更加丰富多元。人鬼沟通方式的设定,叙事视角的转变,叙事空间的多重构造,既增强了鬼故事的曲折性、趣味性,也提升了整部作品的艺术魅力。

《剪灯新话》在东亚的传播与影响

《剪灯新话》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品,它不仅对我国的文言小说、白话小说、戏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对邻国朝鲜、日本、越南的文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传播效果的研究对象,考察《剪灯新话》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有助于我们理解东亚文学的共通性与独特性,以及不同民族的审美风格与文化心理。

中日“牡丹灯笼”故事的图像演变路径比较——基于《牡丹灯记》的文献流播与接受

《画传剪灯新话》《牡丹灯笼画谱》体现了“牡丹灯笼”故事图像在日本的语图关系从伴生走向独立。“牡丹灯笼”故事的图像在浮世绘和妖怪画的创作中沿着“恐怖化”与“情色化”的路径演绎,最终确立了以“妖美”为主的审美特征。中国“牡丹灯笼”故事图像的绘制者避开了恐怖,同时绕过了香艳狎昵,图像多为所叙事件的“流程节点”。在中国民间对“牡丹灯笼”故事的记录中能够看到,故事回归于情节本身,呈现出民间化特征,《鄞县志》便体现了“牡丹灯笼”故事在宁波民间被接受的过程。“牡丹灯笼”故事是中国“牡丹灯”形象传统的变体,而日本民俗文化中的“死亡意识”与“情色文化”支撑故事以多种样态持续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