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校勘与“慎独”新诠

《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当校勘为“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大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当校勘为“(十)[二]目所视,十手所指”。“可离,非道也”提出“非道”问题,承接其后的“戒慎恐惧”指向“非道”。“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点明“非道”隐、微的特点,进而指出认识“非道”的方法——“慎独”。“慎独”语义维度指向方法论,而不是空间方位、伦理观念。“独”的训诂支持这样理解。《大学》《五行》“慎独”的寓意与《中庸》一致。《五行》“慎独”的阐述最丰富,提出思辨过程中的“轻”“形”的概念具有开创性,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流行“慎独”释读,忽略了校勘、语句贯通关系等语言形态,缺乏对方法论应有的敏感和自觉,忽略了《中庸》《大学》的诚的概念。貌似有理,但不啻郢书燕说。

莫友芝标注《四库》之贡献论析

莫友芝为《四库》作学术标注而撰著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是中国晚清至今著名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和学人案头必备工具书,享誉古今。但是学术界从来没有人从四库学的角度专题研究莫氏的高水平学术标注。论文考述《郘目》的编撰体例,首次全面系统地分类研究莫氏《郘目》关于《四库》未收书、存目书以及《四库》异同之说的学术标注,揭橥《郘目》标注的类型、特点、卓见及其创新价值,研究《郘目》羽翼互补完善《四库》版本缺失的学术文献价值,研究《郘目》标注在四库学发展中树立学术标高与里程碑的启迪示范价值,旨在让这份珍贵文化遗产里的文字鲜活起来,古为今用,走进当代大众读者的阅读视野之中,服务国家当下古籍整理传承发展工作,讲好中国文化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p14^(ARF)、p73和p53在宫颈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 :探讨宫颈癌组织 p14 ARF、p73和 p5 3蛋白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应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p14 ARF和 p73、p5 3基因在 4 1例宫颈癌及 2 0例正常宫颈组织中的表达。结果 :p14 ARF、p73、p5 3在宫颈癌中阳性率分别为 85 .4 % (35 / 4 1)、73.2 % (30 / 4 1)和 39.0 % (16 / 4 1) ,与正常宫颈组织相比 ,有显著差异。p14 ARF和 p73阳性率均随病理分级增高而增加 ,而与其它临床病理参数无关。p5 3表达与病理分级、临床分期和淋巴结转移有关 (P <0 .0 5 )。在宫颈癌中 ,p14 ARF与p73表达密切相关 (P <0 .0 1) ,p14 ARF与 p5 3表达不相关 (P >0 .0 5 )。结论 :p14 ARF与 p73在宫颈癌中同时高表达有一定诊断和预测价值 ,可能是宫颈癌新的肿瘤标志物。p5 3与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有关。

关于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问题

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 ,对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指出 :《纲目》从未以《通鉴节》作为书名 ;朱熹确定凡例以后 ,即将纲与目交门人分头编撰 ,自己担任主编 ,负责统稿 ,并承担部分撰写工作 ;至迟在乾道五年 ,《纲目》已进入编撰 ,初稿成于淳熙二年 ;修订工作主要集中在淳熙四、五两年 ,此后仅作过少量的零星修改 ;朱熹去世前 ,曾托门人赵师渊再度修订《纲目》 ,但没有完成 ;现存凡例和朱熹八书不宜轻易否定 ;《纲目》系出于众手的未定之稿 。

复方杜牡健骨颗粒对维甲酸致大鼠骨质疏松防治作用的实验研究

目的:观复方杜牡健骨颗粒对维甲酸诱导大鼠骨质疏松症的影响。方法:将雄性Wistar大鼠60只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仙灵骨葆胶囊,1 g.kg-1.d-1)和复方杜牡健骨颗粒高、中、低剂量组(32、16、8 g.kg-1.d-1)。通过灌胃给予维甲酸80 mg.kg-1.d-1,连续14 d,建立大鼠骨质疏松模型。造模同时灌胃给予复方杜牡健骨颗粒治疗30 d后,处死动物。取血分离血清,测定血清钙、磷、碱性磷酸酶含量;取右侧股骨,测定骨密度及骨折率。结果:和模型组比较,复方杜牡健骨颗粒高、中剂量组右侧股骨骨密度升高、血Ca、P水平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复方杜牡健骨颗粒高剂量组骨折率低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复方杜牡健骨颗粒对维甲酸致大鼠骨质疏松有一定的防治作用,可改善骨生物力学强度指标。

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

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产生以后,不仅形成了一种新史体——纲目体,而且到明代又催生出纲鉴热,为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无形中走出了一条道路。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却一直不加理会,本文拟就这些方面作些初步探索,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黑水城《资治通鉴纲目》残叶考述

本文以俄、中、英藏黑水城《资治通鉴纲目》残叶为中心,对其版本、刊刻年代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俄、中、英藏《纲目》版式皆为半叶10行16字,小字双行22字,四周双边,中乌丝栏,细黑口,有鱼尾。且俄、英两地所藏残片部分可拼合,故三地所藏残片似为同一版本。宋元版《纲目》除八行本、十行本两个主要系统外,另有十一行本、十二行本传世,黑水城本与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同属十行本系统。二者虽非同皈,怛版式基本吻合,应同出一源或互为底本。又,黑水城本有误字且个别字未用正字,因此黑水域本《纲目》可能是在南宋至元末间刊刻于书坊的一个版本。此外,笔者还对三地所藏残片的内容进行核查,制成"残片定位表"并将分属卷二一第十六、十七、十九、二十叶的残片缀合复原。

《编年记》作者的思想与审美艺术观念探微

在云梦睡虎地发掘出土的秦简中,《编年记》以其特有的记载内容和书写形式为学术界与研究者所高度关注。一批专家学者撰写了大量的对《编年记》的记述事件和思想内容以及文字书写所体现的书法艺术特征等进行研究探讨的文章,但迄今鲜有对该书及其作者的思想与审美艺术观念方面进行专门研究的文字。为此,文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就《编年记》作者"喜"在竹简上记事的内容和书写风格来对其思想倾向以及求变求简求新的历史观与审美价值取向做进一步的探察,进而管窥秦代人们的思想与审美艺术观念。

时世殊异诗心通——从穆旦《妖女的歌》到崔健《一块红布》

本文作为诗歌文本解读,以《妖女的歌》与《一块红布》为典型案例,从似乎毫不相干的作品中,挖掘两者之间内在的同构性,对照感悟这两首诗(歌)各自象征蕴含的意义与审美价值,从而进一步考察诗性表达的机制,以期扭转积重难返又似乎无奈的所谓"见仁见智"式的审美误解。

论新诗遵语法反修辞规范的意象呈示

新诗的白话——口语属于线性陈述类逻辑语言体系,这对意象呈示不很有利。为让这一类语言能具有激活想象、产生陌生化效果以充分呈示意象,新诗探求到一个遵语法反修辞规范的语言建设策略。这个策略导致新诗确立了三种意象呈示的语言形态:以通感呈示的闻一多式,以拟喻呈示的田间式,以悖论呈示的穆旦式。

赵匡胤祖籍与上世陵寝问题辩证

宋人史料记赵匡胤高祖(僖祖)“生于涿,长于燕”、“生于燕蓟”,井记其高、曾、祖三代祖先皆葬幽州;而涿州历史上长期隶属幽州,且曾为幽州治所,井与古幽州另一处治所蓟(今北京市大兴县)紧相毗连。由此可知,一直为史学界认可的赵匡胤祖籍“涿州说”不误。“保州说”虽亦有史料记载,实因赵匡胤祖母刘氏为保州人,在战乱中归宁保州并教养所携子孙直至亡故,于是赵匡胤叔伯辈中有落居保州一支,其为赵宋近亲宗族,非为赵氏祖籍所在。

云南省图书馆藏《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特殊价值研究

云南省图书馆藏有一部1945年由入越接受日军投降的滇军将领万保邦所捐赠的越南汉文史籍《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此书入藏云南省图书馆的过程,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军队入越接受日军投降这一伟大时刻的珍贵历史见证。其编撰、刊行及传入中国的时间,分别是法国殖民者开始武装侵略越南、越南最终沦为殖民地和重获独立的历史关口。此书作为越南官修国史,承载着越南近代史发展的特殊历史意义。而此书体例的选择、史料的来源又体现了中越史学的交流借鉴以及越南阮氏王朝的基本史观及其对国家构建的基本认识。此外,云南省图书馆所藏《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不仅是中国图书馆界仅有的三部越南原刻本之一,还因其为越南皇室所藏,抗战将领所赠的流传历程,版本价值尤为珍贵。

朱熹蜀汉正统论

朱熹不光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一位见解深刻、思想独特的史论家。在朱熹之前,以陈寿《三国志》为代表,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一脉始终占据三国正统史观的主流,至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完整系统的阐述自己的正统观念,这种局面才开始慢慢被打破,逐渐动摇甚至取代了魏正统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后来很多史学文学作品也受到影响而洋溢着尊刘抑曹倾向,如郝经的《续后汉书》和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

曹操易代革命的诗史意义──以木斋相关研究为中心

建安时期为文学演进中从先秦两汉转形为魏晋南北朝的关键时期,曹操作为新时代、新风气的领导者,在建安十五年有两项重要举动,一是《求贤令》政策的颁布,标志两汉道德与礼教桎梏的解放,使士人思想观念与行为举止通脱开放,开启对娱乐与美感的探索;二是铜雀台建立,促使娱乐性的文人清商乐府诗歌创作大盛,并造就抒情五言诗写作的发展,在对建安文学的开创及整体诗史意义上,有着不可磨灭的显著地位。

杜牧宫怨诗与王建宫词的比较与探析

杜牧与王建均是唐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力的诗人,虽然二者都创作了有关宫廷妇女题材的诗歌,即宫怨诗与宫词,且对后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他们的关注重点却截然不同:前者突出刻画宫女之"怨",在寄托自己身世之感的同时对宫女们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后者却着力表现宫女之"乐",以铺陈直叙法对宫女们的种种赏心乐事做了多方面全方位的展示。本文试图从对他们诗歌题材来源和创作手法等方面探析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

京旗小说中文人与乾旦狭邪关系叙事演变

明清两代北京城禁娼不禁优,文人官员规避禁令每邀乾旦侑酒,形成绵延数百年的狎优文化。狎优文化是北京侨寓文人的书写题材,也是京旗作家关注的社会现象。《红楼梦》《品花宝鉴》等小说叙述文人与乾旦交往存在两组对立的情感模式:“发乎情,止于礼仪”的文雅之道;越过性别界限、滥情纵欲的俗陋现实。京旗小说《梅兰芳》《北京》分别沿袭两种模式,揭露民初北京城狎优现象与梨园生态,文人由以往品花者角色化身护花人。“五四”之后,狎优文化残阳夕照,老舍小说《兔》讲述乾旦小陈由票友而下海终至堕落、毁灭的故事。

文学语篇的承文性研究——以小说《铸剑》和《三王墓》为例

当前的语言研究呈现出从句子研究到篇章研究再到篇际研究之势,强调篇章与篇章之间存在着动态联系的"互文性"理论正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基于这种分析,本文首先介绍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也即"广义互文"),以及热拉尔·热奈特"跨文本性"概念中的"狭义互文"理论。针对当前作为五种"跨文本类型"之一的"承文性"理论研究成果不足的现状,本文将承文性概念引入文学语篇研究领域,以晋代干宝的志怪小说集《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和鲁迅改编自《三王墓》的小说《铸剑》为例,从小说的人物设置、叙事结构、环境描写出发,深入探讨了从前文本《三王墓》到承文本《铸剑》的派生类型、生成方式以及派生意图。

朝鲜英祖朝政局与《资治通鉴纲目》三次经筵进讲——以“荡平策”讨论为中心

1724年,李吟以王世弟身份成为国王,即朝鲜王朝英祖。面对激烈的党争,他力图通过推行“荡平策”以消弭党争和维持政局稳定。但随着局势发展,荡平局面逐渐被打破。在此过程中,《资治通鉴纲目》三次用于经筵,进讲时英祖君臣对“荡平策”讨论的变化,恰与英祖朝政局之发展相吻合。《纲目》在朝鲜英祖朝经筵进讲之过程,及其与英祖朝政治的互动,既源于以《纲目》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朝鲜王朝的重要影响力,也源于《纲目》被视为史中经,具有明正统、昭鉴戒之功用,恰与英祖的政治需求相吻合。

中日“牡丹灯笼”故事的图像演变路径比较——基于《牡丹灯记》的文献流播与接受

《画传剪灯新话》《牡丹灯笼画谱》体现了“牡丹灯笼”故事图像在日本的语图关系从伴生走向独立。“牡丹灯笼”故事的图像在浮世绘和妖怪画的创作中沿着“恐怖化”与“情色化”的路径演绎,最终确立了以“妖美”为主的审美特征。中国“牡丹灯笼”故事图像的绘制者避开了恐怖,同时绕过了香艳狎昵,图像多为所叙事件的“流程节点”。在中国民间对“牡丹灯笼”故事的记录中能够看到,故事回归于情节本身,呈现出民间化特征,《鄞县志》便体现了“牡丹灯笼”故事在宁波民间被接受的过程。“牡丹灯笼”故事是中国“牡丹灯”形象传统的变体,而日本民俗文化中的“死亡意识”与“情色文化”支撑故事以多种样态持续演绎。

乾隆皇帝与康熙《御批通鉴纲目续编》

清乾隆年间,曾借修《四库全书》为名,对康熙《御批通鉴纲目续编》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搜缴抽改,其目的是为了淡化民族意识,为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寻找文化层面的依据。但这种删改,破坏了历史典籍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致使一些历史史料的记载充满着悬疑,给后人了解、研究历史造成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