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敛兵聚谷”的内在理路——兼论《三国志·蒋琬费祎姜维传》合传思想

蜀汉景耀元年,姜维提出“敛兵聚谷”系列调整,在汉中布下诱敌深入的口袋阵,于陇右地区增兵布防。该调整不仅基于蜀汉一以贯之的“断陇右”军事战略与“陇已西亦骚动不宁”的严峻形势,亦与蜀汉内部的政局演变关系密切。“羁旅托国”的姜维,其权力源于诸葛亮、蒋琬,在刘禅“自摄国事”君权渐强的背景下,蜀汉赖以生存的“诸葛之成规”被逐渐打破,“成规”后继者姜维同样难以幸免,在蜀汉末期甚至处于被孤立的政治境地,“敛兵聚谷”亦有自保之意。作为蜀汉后期政局亲历者,陈寿似乎通过《蒋琬费祎姜维传》的合传思想,传递着姜维政治失意的根源。

连建伟教授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临床经验掇菁

连建伟教授认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因病机是脾胃虚弱为本,气滞湿热瘀血热毒为标,导致胃气失和,络脉瘀阻,胃失濡养而萎缩;其根据"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的治则以及萎缩性胃炎证候特点,辨治本病有"通补通降,轻灵和缓""调木扶土,疏养结合""湿热调治,化燥泄清""化瘀通络,贯穿始终""肠化增生,重在解毒""中西汇通,舌镜互参"等学术特色。

《三国演义》刘蜀后期人物三论

在蜀汉后期的四个重要人物中刘禅虽然平庸,却安于君位,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昏君、暴君相比,表现不算太差,堪称“庸主”的典型;蒋琬、费祎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对稳定蜀汉政权起了重要作用。《三国演义》对他们执政时期一笔带过,是一个明显的缺陷;姜维虽力图继承诸葛亮遗志,但国势衰微,无力回天,只能成为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英雄。

五味润僵汤对胶原诱导性关节炎大鼠的治疗

目的:探讨蒙药五味润僵汤对胶原诱导性关节炎大鼠治疗。方法:建立Ⅱ型胶原诱导关节炎大鼠模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各组血清中的IL-6、IL-10。结果:Ⅱ型胶原诱导关节炎大鼠有明显的局部关节肿胀,蒙药五味润僵汤能抑制血清中的IL-6,而上调IL-10水平。结论:蒙药五味润僵汤对胶原诱导性关节炎大鼠有明显疗效。

蜀汉北伐战略与凉州刺史设置

蜀汉先后以马超、魏延、姜维领凉州刺史,而当时凉州为魏国所有,设凉州刺史只能是虚衔而已,似乎意义不大,但综而观之,蜀汉三任凉州刺史设置乃是"隆中对"北伐战略及其按时势调整后以雍凉为打击重点的北伐政策在人事任用方面的具体体现。蜀汉所指的凉州即曹魏的雍凉地区,不但得地要之先,而且有战马、精兵这些决定战争结局资源,从来为有识者看重。蜀汉要揭掉捂在北伐路上的盖子,非拔凉州不可,也只有攻拔凉州,才有可能逐鹿中原,是为设凉州刺史的深意。

蒋光慈与韦素园——同殉革命事业的同乡挚友

皖西籍革命作家蒋光慈与韦素园少年时代就疾恶如仇、敢于抗争,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勇敢地走在时代的前列。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他们献身革命事业的开端。作为中国共产党秘密派往苏联"取经"的最早成员,他们取来革命火种、力驱社会黑暗。他俩同以革命文艺作品"为光明而奋斗鼓号",携手战斗,生命不息,事业不止!而立之年为革命事业殉道离世,为理想挥洒一腔热血。

李充家世小考兼及卫夫人事略

考证两晋之交江夏李氏与河东安邑卫氏两族之关系,梳理两族部分谱系中的问题,可以发现几处成说的错误。卫夫人之嫁于江夏李矩应为卫夫人从兄卫恒与李矩兄李重作伐。

五味润僵汤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实验研究

目的:研究五味润僵汤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疗效。方法:建立Ⅱ型胶原诱导关节炎大鼠模型。测量大鼠足肿胀度,计算肿胀率及关节炎指数。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各组血清中的TNF-α和IL-1B表达的影响,并与模型组、正常组进行对比研究。结果:CIA大鼠有明显持续的局部关节肿胀的临床表现。给药后各组治疗均能减少大鼠足爪肿胀和关节指数,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显著(P<0.01)。正常组的血清中TNF-α和IL-1B呈低表达,与模型组血清中的TNF-α和IL-1B的高表达有显著性的差异(P<0.01)。治疗组血清中TNF-α和IL-1B较接近于正常组的表达,与模型组差异有显著性(P<0.01)。结论:五味润僵汤治疗Ⅱ型胶原诱导性关节炎具有显著疗效,能够明显减轻大鼠的足爪肿胀,降低血清中TNF-α和IL-1B水平。

从《汉江临泛》看王维诗歌的画意

王维的人生经历与其诗风、画风之间的转变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兼画家，他在创作诗歌时又善于借鉴绘画的某些形式和技巧；《汉江临泛》一诗从线条、色彩、构图诸方面具体体现了王维后期诗歌中的水墨山水意境，表现出诗人融画入诗的高超才能。

大晟府词人新考

徐申崇宁五年(1106)九月至大观元年(1107)任大晟府乐令,大观二年(1108)十月出知常州,任典乐则在大观二年十月前。晁端礼于政和三年(1113)六月下旬赴大晟府,以谪散官而任制撰文字职事,一月后叙复,命官为按协声律,未及上任即卒。万俟咏、田为、江汉于政和三年五月后任制撰文字,后各有升迁。江汉政和六年至政和七年间(1116—1117)离开大晟府任密州通判,万俟咏宣和元年(1119)八月前离开大晟府任秦川茶马司干当公事。田为自政和四年(1114)正月后至宣和元年十一月均在大晟府任职,先后任燕乐所制撰、修制大乐局管勾官、典乐、乐令、典乐、大司乐。

蒋维乔打通奇经八脉的奇妙感受

本文通过研究蒋维乔先生在其《因是子静坐法》系列书中记载的关于打通奇经八脉的奇妙感受,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内丹学及其修炼后的感受,使得大家对于打通奇经八脉的了解不仅仅局限于武侠小说过于离奇的描述中。当然蒋维乔先生的感受也是其自我主观感受,因此本文相关段落也以转述为主,对于其内在机理不作过多探讨,仅对于"中宫"这一内丹学名词进行粗浅的探讨。

《维摩诘经讲经文》新校

《敦煌变文集》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变文的研究。1997年出版的《敦煌变文校注》是迄今录文最可靠、内容最丰富、校注最精当的变文全辑本。本文对其中几篇《维摩诘经讲经文》提出若干补校意见。

论汪精卫1932-1933年的“政治病”与国民党派系权力斗争

蒋介石的军事独裁 ,使汪精卫主持的南京政府行政院徒有虚名。汪精卫因无实权而在 1932年8月初请辞行政院长职。辞职与挽留的较量构成了蒋汪权力之争的基本格局 ,也形成了国民政府特有的政治现象——“政治病”

抗日战争初期的龙云与汪精卫

抗战初期，汪精卫经昆明出国叛逃，是否与龙云有关，历来说法不一。龙云说与自己无关，汪派人士则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龙云对待汪精卫出逃事件，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能不应付汪精卫，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汪精卫的出逃是蒋、汪上演的“双簧戏”，至少是蒋介石“网开一面”的结果，龙云并不知情。

姜维于263年冬始终固守剑门关新证

《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等书都有姜维于263年冬撤离剑门关东到郪、涪的记载,而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则认为姜维始终固守剑门关。认真考察,罗贯中之说更符合历史实际。因为姜维于263年冬撤离剑门关之说违背了此前姜维巩固边防的战略方针和实际行动,也不符合他战略意识强的作战特点,更不符合当时蜀国的战略部署,而实地材料也证明姜维一直固守剑门关。《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的虚假记载的主要原因是史料不实。这些不实的史料都和《钟会传》的虚假记载有关,说明钟会想以此来平分邓艾的平蜀之功。这是司马昭默许过的事情,故晋人陈寿和常璩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不敢订证史实,说明真像。

加味升降散对鸡传染性支气管炎体内模型的影响

目的了解加味升降散对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鸡的治疗效果。方法1日龄雏鸡先适应性饲养2天后，以华农传代的IBV M41株第3继代株滴鼻、滴眼，之后随机分为6个组（正常组除外），攻毒10小时后予以相应药物治疗，正常对照组及模型组灌等体积蒸馏水，共观察9天，期间主要观察雏鸡的症状、大小便、死亡等指标。结果模型组雏鸡发病数比其他组多，用药后症状有所改善，大剂量组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中剂量组喷嚏及甩鼻症状改善和模型组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其它症状虽有所改善，但和模型组比较，无统计学上差异。模型组死亡率很高，用药后可以减少死亡率，动物死亡高峰在第3～4天。结论加味升降散能有效抑制病毒，提高雏鸡抵抗力，增强抗病毒能力，能较好地改善症状，减少死亡率，对养禽业有一定保护作用。

唐人“吴体”与江左风流

作为地理文化概念的"江左"以名士风流为内核,其浓厚的地域色彩又集中体现为"吴声""吴歌"之风。至于唐代,以对魏晋名士风流的延续和习慕为接引,新一代江东士人群体又将江左风流和吴语之风引入长安,北人如王维等亦时戏为吴语。杜甫之"吴体"创作正是这一文化背景与个人际遇之产物,而以"吴体"名之既见其地域文化渊源,又有意别之于歌诗系统之吴声。形式上,则取七律之形而破其声律,同时又杂吴语和双声,且多用入声,以成其独特之音节、声调。皮、陆二人以"吴体"唱和,杂吴语且以吴中风土、名物入诗就文化传统和精神渊源而言直承贺知章,体制、风格则全仿杜甫。

野外燃烧秸秆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与防治

分析了焚烧秸秆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及种种危害 ,列举了数项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和方案 ,旨在吁请各方更加关注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 ,禁止焚烧 ,以消除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大晟府乐官盛允升、朱维、蒋瑎考略

据相关史料,考得盛允升政和二年至三年(1112-1113)任大晟府制造官,主要负责大晟燕乐乐器的制造。朱维政和三年(1113)正月至五年(1115)九月间任典乐,主要负责大晟乐的推行工作。蒋瑎任大司乐在宣和三年至四年(1121-1122)十一月之前,主要负责大晟府使用郊庙祭祀乐舞的人数及礼文制度等。三人在大晟乐制作、推行及改造过程中,均起过一定作用。

高宗武在蒋介石、汪精卫之间充当的角色问题辨析

抗战初期,高宗武奉蒋介石之命暗中从事和平交涉,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他没有欺骗或背叛蒋介石,也没有诱使汪精卫上钩,让汪跳火坑,更不是“双料间谍”;他无意做汪精卫的代理人,却被日、汪利用;在日、汪“和平运动”中,他仍然企图实现蒋、日“和平”;脱离汪精卫,是其从事“和平交涉”的主观出发点与日、汪“和平运动”的进展相矛盾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