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华南茶树高温热害等级指标及分布特征

利用1961—2022年江南和华南茶区510个气象站的日最高气温数据和历史茶树高温热害灾情数据,采用灾情反演和K-Means聚类分析方法,构建并验证江南和华南茶区茶树高温热害等级指标,分析茶树高温热害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江南和华南茶区茶树轻度、中度、重度高温热害指标为连续14 d日最高气温的滑动平均值T14≥34.5℃的持续日数分别为1~17 d、18~38 d和超过38 d,验证样本完全符合的准确率为73.9%,基本符合的准确率为91.3%;江南和华南茶区茶树高温热害总次数呈波动变化,分别在1999年和1997年达到最低值,并在2021年达到最高值;华南茶区相对于江南茶区高温热害次数更多,尤其是轻度茶树高温热害,且近62年华南茶区茶树高温热害次数增加趋势显著。

真实与虚像:探析江南历史园林的当代复建

【目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江南各地多有对残损或消失的历史园林的复建,这些园林构成了传统园林在当代延续的一部分。另外,园林的文本化、文人化特征促生了园林历史中兴废演替的一种传统方式,即由文人主导的基于文本的再造。有必要结合这一传统,厘清江南历史园林当代复建的特点与意义。【方法】聚焦当代复建的历史园林,通过对江南地区的案例开展文献与实地调研,剖析并区分复建的动机与策略,进一步分析典型案例的复建方法。【结果】揭示了园林传统、遗产理念、当代文化等多维度的影响,进而探讨了园林风格、园林类型、真实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结论】复建园林作为历史真实的虚像,是传统园林文化的重要表征,在复建信息真实以及准确展示的基础上,可以发挥多元的价值。

基于戏曲中叙事创作与身体运动的江南园林空间路径范式

园林与戏曲在叙事创作中以人的身体运动为共同关注点,表现出转换时空的类似叙事效果。对园林实例和戏曲表演的空间路径进行图解对比,得出连续转折、相间错动、闭环聚合和多环相扣4种基础空间路径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环径”范式应对不同情境需求时的5种异变方式,进而总结出空间范式的功能特征即折叠扩大空间表达面、模糊空间的方向界限、控制视线焦点的聚散,指出“环径”范式可创新应用于当下园林与戏曲的沉浸式空间设计,为研究园林与戏曲互通的空间路径范式及设计创作提供借鉴。

基于可持续理念的江南园林遗产发展策略体系研究

近年来,随着遗产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世界文化遗产持续赋能,园林遗产的可持续工作也正在逐步展开。基于此,首先对传统保护与活化理论进行的背景进行探究,对于现状理念的局限性展开剖析,并进一步梳理遗产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支持。其次,以拙政园为主的苏州园林遗产与伦敦城市遗产作为研究对象,从个体遗产与城市整体遗产两个互为补充的不同视角展开,深入挖掘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角度遗产可持续发展手段与策略,并进一步在现有可持续理念框架下进行二级划分,总结成为“目标体系—具体策略—支撑体系”的江南园林遗产可持续发展策略体系,为园林遗产的进一步保护与活化提供不同切入视角与可行性建议举措。

明清易代与江南文学版图之重构

在明代至清代康熙前期,苏州无疑是整个江南地区文学创作和活动的中心。明末清初,杭州和常州的文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康熙中后期以来与苏州形成了鼎立的局面。江南其他地区的文学发展,在明清两朝也各自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江南地区的文学版图在清代得到重构。这一局面的出现与明清易代有着根本的关系。

江南的自我:旗营文化空间与三多的身份认同

1650年,杭州城西落成八旗驻防营地,此举将杭州城市空间一分为二,旗人与民人则处于半隔离的社会生活状态。但在杭州旗营建设、毁灭和重建的三个阶段之间,双方始终保持着不同程度的文化交流。随着文化涵化过程的深入、驻防政策的改变及城市创伤记忆的驱动,杭州旗人逐渐发生地方化转化,显现出江南地区的身份认同,并形成了修史编志的自觉意识。正是在此背景下,杭州蒙古旗人三多立志于旗营掌故的整理,并对江南旗人的身份建构展开了思考。三多通过其组诗《柳营谣》,以文学的方式将杭州旗营的历史片段重构为一方文武兼备的文化空间,这不仅是对杭州旗营文化溯源的一次尝试,也体现了其在多元文化的浑融中,凭借特殊的旗人身份和普遍的江南文化所产生的独特的自我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考察三多出任库伦办事大臣前后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三多仍抱持着以“江南”为中心的文化视角审视蒙地风物,呈现出明显的“他者化”的文学叙事,这说明空间转移和文化记忆让三多最根本的身份认同意识回归到了“江南”,可谓近代中国民族交融和文化互动的典型例证。

江南社会史视野中的“农村三部曲”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将他的江南地域经验和社会政治意识、社会科学理论,以及社会史兴趣进行有机融合的一次重要尝试。“三部曲”集中体现了茅盾对经济生活的高度关注,“眼光向下”的分析路径,以及书写“整体的历史”的追求,纵横捭阖地勾勒出1930年代江南农村和乡镇社会政治、经济、农事、风俗、祭祀、礼仪等多重图景,涉及社会阶层变动、地方权力博弈、底层对统治阶层的反抗等多重政经脉络的演进。作品在贡献出一幅1930年代江南农村和乡镇社会“整体的历史”的缩微图的同时,也打开了现实江南世界的历史纹理和日常褶皱,为现代江南文学的书写和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创作手法上的借鉴和研究路径上的启示。

明末清初侨日僧的中国叙事——以日本“唐绘祖”江南禅僧逸然为例

日本“唐绘开祖”逸然明末东渡,任兴福寺住持期间精研佛法并暗中支持明末志士。退隐后,他潜心习画,兼收并蓄中日画风,200余幅藏品以中后期佛画人物居多,有效弘扬中华佛教美学精神。其门下谱系一派繁荣,聚多社会角色跨界艺术家,生发出“若芝派”“渡边派”两分支,画风承传二百余年,绘写和传播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故事。

江南汽车公司的公私合营改造

工商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经济恢复与建设,而合理有序地调整工商业则是初期经济工作的核心。中央人民政府全面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建设总方针,基于各省市不同地情、各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地方政府在具体落实执行时采取不同手段灵活地开展调整工作,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江南汽车公司系国民党大官僚张静江于20世纪30年代出资创办的私营企业,亦是解放前南京市最重要的市区公共交通公司之一。由于该公司的特殊性质与发展背景,南京市军管会与人民政府先后采取代管与公私合营的改造方式,使之变成人民的企业,服务于共和国建设事业。

当代江南私家园林中传统山水营造的传承与发展

【目的】当代江南地区的私家园林正在持续繁荣发展之中,因它对营造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最为紧密地结合着生活现实而具有认知价值,需要探究其兴造状况、面貌特点、方法取向等方面的问题,改变相关学术研究还较为缺乏的局面。【方法】结合文献、考察、访谈等多方面资料,从理论、现状、营造3个层面对当代江南私家园林中传统山水营造的传承与发展进行初步探讨。【结果】基本理论层面,私家园林的概念范围应包含更大量的民间自发造园,形态以相对小型的庭园为多,核心特征是以叠山理石为显著标志的山水营造;兴造现状层面,当代江南私家园林自改革开放以后复苏,近年趋向全面兴盛,山水营造也是其中显著特征;具体营造层面,既有对叠山理石传统的丰富传承,也有新思路的引入而使传统得到创新发展。【结论】对当代江南私家园林中传统山水营造的传承与发展的认识,不仅可加深对现实的理解,也可为更大范围的当代风景园林实践提供极具活力的源泉。

江南文脉视域下的钟山文化特质研究

江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以长三角地区为其主要分布区,江南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成就了江南文脉延续的特征。江南名山作为孕育江南文化的重要地理空间形态,也成为江南文脉延续的载体。作为南京母亲山的钟山曾有多个称谓,自魏晋存史,延续至唐时便名列江南名山,不仅具有物质文化特质,也具有非物质文化特质。基于对江南文脉式样的考察,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据整理,以钟山名称演变历史的文化背景为基础,建立以“山名+八地”时空分析为路径的历史名山演进技术逻辑,梳理出钟山所蕴含的“八地”文化特质,即山水形胜地、形便分界地、军事要冲地和皇陵禁封地的物质文化特质,八景游赏地、寺院道观地、雅集文兴地和修身隐逸地的非物质文化特质,力图展现江南文脉中名山文化的显性式样与隐性式样,为实现江南文脉的传承创新,构建解读历史名山文化特质的体系模式提供思路借鉴,以期促进江南文脉更好地奔流向前。

“路线分合”:20世纪30年代江南农村的困境与出路

20世纪30年代,在全球大萧条冲击下中国农村陷入破产,向称富庶的江南农村亦未能幸免。农民经济困顿,由此而来的是抢米风潮等一系列社会动乱事件。造成江南农村困境的原因,既有一般性的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等因素,也有因商业化程度较高而受国际市场冲击较大,以及毗邻政治中心而承担了更多国民政府赋税压力等特殊因素。针对江南农村的困境,社会团体最先做出反应。此后,政府、银行界、学校等纷纷参与,并提出了救济经济、改良技术、提升教育、改造社会等不同进路,当地农村状况亦因此有所改观。国民政府在此过程中努力争夺主导权,并充分整合各方力量,进一步加强了对农村的有效控制。在此运动中,各方既有大量合作,也有诸多分歧,由此出现了对政府的亲疏向背的多样选择。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各派暂时搁置成见走向联合。但农村问题依然作为一个繁难的社会问题长期绵亘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层结构中。

长三角一体化视域下启东“新江南文化”建构路径研究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强调区域内部的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以及文化在促进区域一体化中的重要作用。“新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的共有基因和精神纽带。以沙地文化为代表的启东地域文化与“新江南文化”历史渊源深厚。新时代建构启东“新江南文化”,能够为长三角文化软实力贡献新力量,也为启东文化整体发展带来新机遇。通过明确启东“新江南文化”的特点与定位,不断提升启东地域文化在长三角地区的影响力,紧紧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引领、文化交流与平台建设、文化与产业融合发展、培养地域文化人才等增强自身文化创新和吸引力,有助于实现启东地域文化与“新江南文化”的融合创新发展,打造长三角人共享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美好生活景象。

曾国藩对晚清翻译活动的影响——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例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洋务运动中支持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组织了大规模的译书活动,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赞助人”是文学系统之外影响翻译活动的重要因素。赞助者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某个社会特定时期翻译的选材和具体操作。从赞助人视角出发,探究晚清时期曾国藩作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要赞助者对当时翻译活动的影响,指出其对晚清翻译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文本、译者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三个方面。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晚明小品文中的“江南”与诗性文化

随着晚明时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日趋繁荣的城市生活成为晚明社会的时代表征。江南经济进入高速成长时期,市民阶层也日益壮大,城市化进程得以加快,在这种富足环境中孕育生长的文学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晚明小品文家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真实又具体的“江南”城市形象,写出了江南士人的生活情调,也勾勒了一幅全民的城市娱乐盛宴。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暴露了“江南”颓废化和精致化的一面。在江南的繁华和奢侈的背后,实际是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和情感的自由宣泄,体现的是一种诗性的生活智慧。

江南文化与运河文化中的吴文化基因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唐·白居易《忆江南》大文豪笔下的江南,是一块多么令人神往的土地!古代的江南,所指地域因时代而异,空间范围多有不同。诗词中的江南,主要应指长江在今江苏境内东流入海的约400公里黄金岸线以南、钱塘江以北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江苏省的苏南、上海市全部、浙江省东北部。

江南文化视域中的上海设计现代性

江南文化视域中的上海设计现代性研究是通过探讨江南文化与上海设计的关系,以其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为聚焦点研究上海设计,主要采用纵向性研究、横向性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三个方面进行阐释:第一,江南文化与上海设计的现代性;第二,海派文化与上海设计的理性现代性;第三,海派文化与上海设计的现代审美。上海设计现代性植根于江南文化土壤,吸收西方近现代设计文化养料,在都市化的空间场与时间流中呈现科学理性、实践理性与人文理性等特征,在审美上呈现出清隽、超拔、现代、雅化、精致的意蕴。这是当今上海设计进一步开拓创新、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特质,也是上海设计的文化内涵。

传统音乐学科的主体性实践与审视——江南区域中的吹打乐种教研叙事

聚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科“十番锣鼓研究”路径,结合团队近二十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教学与科研的学习与反思中、在向民间音乐学习传承与转换中,以乐谱、乐人、乐班、乐器等相关论域的收集整理,作为课题研究的基石,依托江南区域音乐文化重要的土壤和源泉,向民间音乐学习和实地考察,以学术界通用的经典文献史料、民间礼俗及美学观念为背景,将乐种放置于与曲种、剧种、歌种的地缘交互关系之中,结合对流传广泛与影响大的曲牌的活态音乐形态分析,充分展示中国传统音乐自身学科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存在意义与学术反思。

江南文化的特征与精神内涵

江南文化的特征与精神内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江南文化特征是指在与其他区域文化比较中归纳出的带有显著性或符号性的地域文化事象,所要说明的是“何为江南文化”;而江南文化精神则是指在江南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连续性、指引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所要阐明的是“何以为江南文化”的问题。前者是表征,后者是内核。基于此,江南文化特征可归纳为水乡文化,开放包容、适时顺变、持续创新,崇文重教和追求精细雅洁生活方式四个方面;而江南文化的精神内核则可凝练为经世致用精神、敢于质疑和挑战权威的批判精神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