貂皮贸易与明末建州女真的崛起

文章主要研究了明中后期东北地区的貂皮贸易,特别是貂皮贸易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及其对明朝、朝鲜和建州女真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历史文献,如《明英宗实录》《万历野获编》《明史》等,探讨貂皮贸易的起源和影响。研究认为,貂皮贸易不仅促进了建州女真的崛起,还对明朝和朝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辽宁东部明代聚落研究回顾与评析

对多学科中明辽东都司和建州女真两类聚落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20世纪早期的考察成果在当代凸显了其史料价值;1978年以来,考古、地方史志和建筑学三个领域中分别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考察研究;2000年以后,以军事为基调的聚落体系的整体性研究和多角度的聚落个体研究成为主流。提出了从辽宁地区自然与人文的历史特点出发,利用计量的方法探索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辽宁历史聚落变迁的独特性,将成为重要研究趋势。

牡丹江流域辽金元及明清时期的民族文化遗存

渤海国的建立将牡丹江流域推向都市文明的巅峰,其后辽、金、元等政权不断承续渤海国都市文明的发展模式,从不同程度完成了牡丹江流域的城镇化进程。辽代五国部、金代胡里改路、元代开元路和水达达路等行政机构的设置,将牡丹江流域纳入行政管辖体系之中。明代建州女真和清代宁古塔将军及其流人文化则是牡丹江流域古代文明的最后绝唱。牡丹江流域的近现代城市文明在古代城市文明的废墟上也获得了新生。

清代食盐贸易制度市场化倾向及其因缘

清代食盐分区行销,王朝核定的各盐区盐引分配与本盐区由消费者所构成的市场容量之间高度吻合,清王朝在新开疆域独立建立的食盐贸易体系更是明确以人口量来分配盐引,这说明清代食盐贸易制度体现了市场容量的基础性价值,有一定的市场化倾向。这种市场化倾向的形成,既与明中叶开始的贸易全球化引起中国商业的高度繁荣,以及农业的商业化有密切关系,更与参与这一全球化贸易的建州女真人商业传统有密切关联。

明前期建州女真与朝鲜、明朝的关系探析

明朝前期,东北边疆民族建州女真部在其发展过程中,两属于明朝与朝鲜朝,其中对朝鲜既主动顺事,又对朝鲜边境进行寇掠。朝鲜对建州女真人采取的是拉打并举的两手策略,既以授予官职、经济利诱等方式拉拢,又参与明朝对建州女真的军事打击;明朝则对于建州女真与朝鲜发展关系既采取限制政策,又站在朝鲜一边,纵容、联合朝鲜打击建州女真部。对建州女真、朝鲜、明朝的三边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揭示彼时东北亚地区的民族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

景泰、天顺年间建州三卫女真与明朝、朝鲜的关系

通过对景泰、天顺年间建州三卫女真与明朝、朝鲜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得出建州三卫女真不断进犯明朝边境是建州女真对财富的需求与明朝对女真朝贡的限制所致。建州女真与朝鲜的交往和朝鲜的主动接纳,反映出朝鲜竭力同明朝争夺对女真的管辖权。这种交往虽受到明廷的干预,最终以朝鲜、女真各向明廷贡马谢罪而得以了结,但这种关系的出现,充分说明明朝国力中衰,在边疆民族和周边国家的威信下降。

社会人类学视角下六祖城文化遗址研究

从社会人类学视角出发,对明朝时期生活在苏子河流域的建州女真人所建六祖城遗址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六祖城在历史文化、营建形式、军事防御等方面的特点与价值,梳理其民族生活及古城形成的影响因素,体现了建州女真在不断融合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其独具地域性特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不断受到影响并发生改变。

苏完地方地理位置与苏完瓜尔佳氏来源考

苏完部在“三部长来归”时,已屯居于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左卫附近,其为毛怜卫兀良哈女真一部,这一部族1400年前后活动于图们江流域。“苏完地方”的位置位于今延边州和龙市、安图县一带,具体可比定为:二道白河、图们江最上游阿也苦河、红旗河、甑峰山以及牡丹岭南之古洞河所圈定的范围。毛怜卫大酋长郎卜儿罕在天顺三年被李朝诱杀后,苏完部于天顺四年末随毛怜卫部众主体迁居于浑江流域,寄居于建州左右两卫之间的富尔江流域。通过笔者的考证与梳理,明确了喀山世居地并非苏完,指出了《盛京通志》《吉林通志》乌苏城条所记之误,厘清了苏斡延(双阳)与苏完地方无关。

努尔哈赤质子事考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为攻叶赫,遣其第十一子巴布海入质于明朝,以图阻止明朝援助叶赫。后质子虽然不为明朝所接纳,却也起到了掩饰作用。由于辽东巡抚张涛的阻挠,明朝未能及时救援叶赫。张涛力主质子,阻明救叶赫的背后,实质上隐藏着明朝政府在国力衰弱和建州女真势力不断壮大的情况下,无力控制建州女真,而欲行安抚的意图。正是明朝的安抚政策及中央政府与边吏之间的矛盾为建州女真势力的壮大提供了空间。

天命财政体系盛衰刍议

财政是一个国家或政权赖以维系的重要保障,是政权对于剩余产品的利用与再分配的过程。在明末,处于转型时期的女真政权一方面吸收了明王朝的经验教训,一方面结合本民族的特质建立了极具特色的财政体系,努尔哈赤以自身的才学与智慧,初步搭建起建州女真的基本财政框架。凭借着财政的支持,女真人从容地占领了辽东大部。然而,依靠掠夺和盘剥的财政在努尔哈赤执政后期显示了其脆弱性,加之民族矛盾,后金政权治下遍地狼烟,尤以经济较为发达的辽南四州最为严重。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多种多样的问题。

晚明东北亚变局中的建州女真——以壬辰战争时期为中心

明代,东北亚国际关系以"华夷秩序"为基本格局。李氏朝鲜对明朝诚心事大,明朝对其给予优待和庇护。16世纪中叶,丰臣秀吉结束日本分裂状态,努尔哈赤统领的建州女真逐步崛起,这些变化对东北亚政治秩序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建州女真请求援朝抗倭背景及史实的梳理,分析建州女真发展强大的具体表现,探究晚明东北亚政治格局变迁的关键一环。

明成化初年对建州三卫用兵考述

本文认为,建州女真对财富的需求和明廷对女真朝贡的限制是女真犯边的主要原因。明廷对女真的犯边行为,最初是以招抚为主,由于女真首领拒不接受,才决定以武力征讨。明廷对女真用兵致使强盛的建州三卫由盛转衰,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女真与明廷的矛盾,反而激起女真更大的仇恨。

爱新觉罗家族早期谱系的构建与明末建州女真部统治权的重新整合

基于此前对史料的长期研究,史学界认为爱新觉罗家族与建州女真早期首领孟特穆之间的直系谱系继承关系存在疑问,而与觉尔察氏之间存在晚近同源关系。生物人类学(父系Y染色体)的高精度分析显示,爱新觉罗家族与福陵觉尔察氏共享在努尔哈赤出生之前200多年(约合7代人)的生物学父系祖先。我们考察明代末期相关关键人物的活动历史,进行人类学阐释,认为爱新觉罗家族早期谱系的构建很可能是有坚实依据的,可能是母系联姻或(及)养子的后裔,符合古今普遍接受的宗法制度。其原因是在从部落向国家转变过程中,用新方式对旧的部落组织和离散的统治权进行重新整合,最终构建对建州三卫及相关人群的完整统治权。

五女山东麓建州女真聚落考察与相关史料分析

本文通过对五女山东麓建州女真聚落遗址的考察,对具有代表性的遗址进行了实地测绘,得到了五女山东麓建州女真聚落遗址的分布图和现状图,结合历史文献来分析并比较女真聚落的选址与分布、结构与形态等特点,进而把田野考察的成果与有关的历史文献相互印证,推测出早期建州女真在桓仁境内的聚落特点与社会形态的关系,填补了前人考察的空白,对研究满族文化与满族民居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