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蕉胚性培养物及其原生质体再生植株的染色体分析

采用看护培养法对大蕉胚性细胞悬浮系(Embryogenic cell suspensions,ECS)来源的原生质体进行培养,并研究了不同品种的看护细胞对原生质体培养的影响,以及大蕉ECS及其原生质体再生植株的染色体数目。结果发现,采用贡蕉ECS作为看护细胞时,大蕉原生质体培养15 d后细胞分裂频率达到8.5%,培养30 d后细胞团形成率为0.35%;而以大蕉ECS作为看护细胞时,全部原生质体褐化,不能正常发育。染色体检测结果表明,大蕉ECS的染色体数目不稳定,除含有正常的三倍体染色体数目的细胞(2n=3x=33)外,还出现大量染色体数目异常的细胞。其中绝大部分细胞含有多倍和非整倍的染色体数目,仅14.5%的细胞含正常三倍体染色体数目;但通过ECS原生质体培养获得的再生植株具有正常的三倍体染色体数目(2n=3x=33)。

子夏“乐教”与《大司乐》的由来

在儒学教育中,“乐教”的传承最不明晰,《乐经》之有无一直是学术争论的焦点。战国初年,孔子弟子子夏在魏国从事儒学教育,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魏文侯作为子夏弟子,不仅服膺儒学,向子夏请教“乐”学问题,而且撰写《孝经传》宣传儒学思想,在其国内推行儒学教育。他的乐工窦公保存有《大司乐》文本,应该和当时魏国所推行的礼乐教化有关。因此,《大司乐》应该是儒学“乐教”文献,而《乐记》则极有可能是子夏、窦公等人对《大司乐》的具体解说。事实证明,子夏在魏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乐教”理论和实践。通过现存文献的综合分析可以推断,《大司乐》是孔子晚年确定的儒学“乐教”教材,涵盖了儒学“乐教”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孔子逝后,子夏将其带到魏国加以传播,魏国乐工窦公保管了这份文献并由其后人献给了汉文帝。《大司乐》后来被整合进《周礼》中,长期作为儒家“礼学”文献,掩盖了它实际上是古《乐经》的事实。

“家族传袭”与红楼“四仆”——读红偶录之一

中华民族一向视家庭与家族为社会的基础,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族传袭"既是人生与生命的"绵延",更是"家族文化"的传承。在《红楼梦》中,我们随处可见曹雪芹对自己家世的追忆和感慨,这既是血缘的"家族传袭",更是文化的"家族传承"。雪芹借焦大之口痛骂宁府,正是对造成家族衰败某一方面原因的愤激与痛惜的无意间的流露。通过赵嬷嬷与凤姐等人对话,把眼前的"省亲"与往日的"接驾"的家族记忆融合在一起。赖嬷嬷在与凤姐等人对话中,透露了曹家虽然有过昔日的显赫,但那骨子里的包衣"情结"依然长久地熔铸在"家族传袭"之中。在贾府其家族秩序由主人和以林之孝家的为代表的上等的奴仆们共同维护,形成了"超稳定"的家庭与家族。

愚忠报主的痴奴——焦大和包勇论略

焦大和包勇都是有功于贾家同时最忠于主子的痴奴。然而,由于他们的性格耿直、说话不讲方式,以及生活习性的某些缺陷,尽管对主子无限忠诚,也只算是一种愚忠。不仅得不到主子的赏识,同时又得不到下人的赞同,分别酿成命运多舛的悲剧人生,颇值得世人深思。

大晟府与教坊关系考辨

教坊是两宋时期最重要的俗乐机构,北宋中前期先后分属宣徽院、太常寺管辖。大晟府成立于北宋末年,是朝廷正式的音乐管理机构。关于大晟府成立期间教坊的归属问题,学术界一直未有定论。本文认为,北宋末年的教坊确为大晟府的属下机构之一,而这一结论之所以被质疑,其原因主要在于:教坊主理的音乐为俗乐性质,与宋代王朝的宫廷内部的娱乐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大晟府所行使的对教坊的管理权就难免会为宫廷内侍机构所分享。

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音乐形态研究

《雨打芭蕉》作为广东音乐早期的代表曲目,全曲情绪欢快热烈,表现出岭南地区秀美的自然景致,富有浓郁的南国田园气息。文章通过对其音乐本体进行形态分析研究,试管窥广东音乐形成初期的音乐形态特征,以较为客观、全面地探寻广东音乐形成初期的发展历史。

愤懑始吐醉秽语 乱点桑槐辨识难——焦大“养小叔子”詈骂对象真情探赜

焦大醉骂的"养小叔子"所指对象究竟为何人,学界虽稽考多年,终归是识见驳杂,迄无定论。实质上,这是老义仆对贾府不肖子孙怒其不争的情况下,以酒遮面所爆出的诟谇谣诼之词。对于所揭抛的性丑闻来说,既无法肯定其有,亦难以否认其无,是作者假醉汉之口所施放的一束难以厘定坐实的警世烟云,藉以拓展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此举是其"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之惯用写作手法的成功范例。

焦大之骂与《红楼梦》叙事结构设置

《红楼梦》第7回写焦大之骂,在叙事上是独具匠心的:它既呈现了贾府衰败的长镜头,又为书中关于宁府的暗写提供了解决的钥匙。而宁国府的荒淫衰败又称为荣国府之先兆与陪衬。

刍议现存敦煌唐代景教文献的真伪问题

随着2006年洛阳唐代景教经幢与幢文《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的问世,以及李盛铎旧藏敦煌文书整体在日本以《敦煌秘笈》的形式影印刊布,原本扑朔迷离的唐代景教敦煌文献大体已经可以梳理清楚。敦煌卷子伯希和P.3847包括的《三威蒙度赞》《尊经》为唐代敦煌文献本无疑异;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中《志玄安乐经》《宣元本经》等敦煌景教文献的可信程度非常高;而《大圣通真归法赞》《宣元至本经》,绝非李氏藏品,内容也与洛阳景教经幢幢文不符,应该可以判定为伪书。《一神论》与《序听迷诗所经》近年来始有学者怀疑其真实性,但所提两类证据都不足以肯定其为伪作。

岷州大崇教寺经济与民众社会生活的互动

大崇教寺是明清以来统治岷州地区藏传佛教的中心枢纽,其影响巨大深远。现存的200余件寺院契约文书,记录了大崇教寺昔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点滴史迹,为我们探讨明清时期整个岷州地区的寺院和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通过对明清时期32件契约文书的再考察,勾勒出明清时期岷州地区社会生活概况及大崇教寺对本土社会文化的影响。

说“大惊小怪”有“大呼小叫”义

宋元以来,语言中的＂大惊小怪＂词义有了转化。差不多出现了＂大呼小叫＂义,有的地方几乎同＂大惊小怪＂可互换。＂大惊小怪＂的这一变化原因历史文献中并无过多的反映,不过仍有迹可寻。

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家族与世系--以《西天佛子源流录·佛子本生姓族品》为中心

大智法王班丹扎释是明代著名的藏族高僧,他所出自的岷州后氏家族自元代以来即为岷州地区的地方豪族,世袭土司,对当地乃至西北地区的历史发生过重要影响。本文以成书于明正统年间的《西天佛子源流录》的清代抄本为基础,对岷州后氏家族来源及世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后氏家族与北宋时期著名的岷州藏族包氏家族关系密切,共出于叠州白石山一带的藏族部落。通过梳理三种文献记载的后氏家族世系,本文对其中不同名称的祖先进行了勘同,并厘清了班丹扎释家族和后朵儿只班家族的关系。对于后氏家族中的重要历史人物,如扎释巴和后朵儿只班,本文将他们与历史文献中的相关人物进行了勘定。最后讨论了后氏家族对于岷州佛教的影响,并揭示出后能在大崇教寺修建过程中的作用。

汶泗流域与胶莱平原之镞形器研究——胶莱平原大汶口文化渊源的再思考

山东地区汶泗流域与胶莱平原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镞形器有明显的区别,本文通过对二者的分析,以重新引出二者之间关系的思考,以及胶莱平原大汶口文化渊源的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