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晖与胡适、刘文典交游新考——兼谈《论衡校释》的成书

桐城学人黄晖以一部《论衡校释》享誉学界。学生时代,黄晖曾在西北大学前身之一的国立北平大学学习,因为同乡的缘故,胡适、刘文典对其十分照顾,《论衡校释》的成书及传播与胡、刘二人密切相关。1950年,湖南大学校长李达、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同时向黄晖发出邀请,黄晖因“母校”缘故最终选择西大。当时有人怀疑《论衡校释》作者另有其人,黄晖终因流言被降为副教授。《论衡校释》是一部“会校”与“通释”相交融的作品,既是黄晖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一代学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药穴位注射对奶牛胎衣不下的疗效观察

奶牛产后胎衣不下对奶牛业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本试验旨在研究一种简便易行、成本低、高效的非手术治疗方法。本试验应用当归及复方丹参注射液经百会穴及交巢穴注射,使胎衣排出率达100%,用药后的当年受孕牛占96.2%。可见,此方法可以有效治疗奶牛产后胎衣不下并能提高奶牛的当年受孕率。

管仲的社会救助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管仲的社会救助思想以民本主义为思想基础。为了实现社会救助反贫困的目标,管仲提出君主应有"六兴之德",行"九惠之教"。另外,管仲重新规划行政区域、重视和发展农业、要求君主对民财取之有度、辩证地对待节俭与奢侈之间的关系等治国措施,也与社会救助关联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宏观的社会救助策略。管仲要求社会救助实现专职化、法制化、社会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特征和方向。

汉魏“浮华交会”释义

“浮华”之初义,源自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经济思维,后来扩大到社会认识的各个领域,演绎成为一种社会政治语言。“交会”一词,本源于先秦士人的“游宦”、“游仕”;西汉时儒学兴起,士人求师问学、周游四方,此后演绎为结党权门,交援求名之义。两者皆因有悖于经学传统与名教政治,而为绝对皇权所深恶,最后成为汉魏时期士风变化与思想演进之标识。

关子之前的三种纸币——交子、钱引、会子的印刷工艺

为了研究关子钞版所采用的印刷工艺,首先根据《宋朝事实》、《文献通考》、《楮币谱》、《蜀中广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等文献记载,对关子之前的三种重要纸币交子、钱引、会子的印刷工艺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宋代纸币印刷大多采用套印工艺。

简论慧皎《高僧传》的学术价值

南朝梁慧皎所撰《高僧传》是我国宗教传记文学的典范作品,是六朝众僧传中仅存的垂则后世的完整僧史。他的作品取得不凡成就,实有赖于他广博精深的学术修养。这在他的作品,尤其是论赞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突出表现:一是对佛教史有独到精湛的识见;二是对宗教有比较客观的态度和理性的认识;三是对有关佛教的许多问题有深识灼见。

简析《高僧传》与《续高僧传》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之异同

梁慧皎的《高僧传》,以弘扬僧人的理想人格,达到传教护法为目的;道宣的《续高僧传》以弘通佛法要义为首任,重在"会正解而树言"。二者虽在写作过程中都具有史家的眼光和"实录"的精神,但在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上却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深入了解慧皎和道宣为僧人立传的意图和价值取向,从体例结构、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等维度探析二者的异同。

章次公生平和崇尚“革新源于继承”理念

章次公先生治学严谨,务求实据真理,崇尚"革新源于继承,真知出自实践"理念。主张"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学术思想,倡导科学发展中医、振兴民族文化。在上海,为振兴中医学术及培养众多中医后继人才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海派中医丁甘仁学术流派奠定了基础,为发扬我国传统医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论语》“人”、“民”辨说——兼评赵纪彬《论语新探·释人民》

《论语》中的"人"、"民",在不同情况下,含义有所不同。前者多半泛指一切人,有时特指统治阶级;"民"则多指庶民百姓。两者具有种与属的关系。人中的"君子"、"小人",是对个人品德、学养的评价,指无定则。文章对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论语新探.释人民》一文,把"人"、"民"分别归属于"奴隶主与奴隶"两个阶级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与此同时,对《论语》中与"人"、"民"相关联的教、诲、爱、使等词语的含义分别作了论述。

祠高禖:从“交天侑神”到“令会男女”

《礼记·月令》载"祠高禖"是"仲春之月"在"南郊"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隐喻着族群繁衍发展的"男女之事"。从姜嫄"履大人迹遂有孕"到女娲"欲人之生"而"作《充乐》",从中流露出与"祠高禖"相关的、初民们部族繁衍的风俗。女娲是最早的"女媒",是"欲人之生而制乐"的最早的"女乐",将"奔者不禁"的"令会男女"上升到"交天侑神"的神圣高度。但自"桀作烂漫之乐,纣作北里之舞"以降,"女乐"开始"异化"——"祠高禖"在后世不再成为"礼乐"之构成,不再成为庄严肃穆的祭祀。至春秋战国时,在《乐则韶舞》的"礼乐"之外,"淫于色而害于德"的"新乐"另成一类,因其以"悦妇人"为特征而被称为"女乐"。发展至汉朝之后,"女乐"大多以此为业,技艺水准大大提高,讲究"色艺俱佳""以艺添色"。我国文化传统素来看重"礼失求诸野",看重"乐失亦求诸野"。当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统,的确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但显然,远古之时的"令会男女""奔者不禁"有其历史的"现实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移风易俗是必然的,推陈出新也是必然的——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更应当要思考我们向何处去。

信仰建构与历史书写——惠皎《高僧传》叙述意图分析

南朝齐梁之际惠皎的《高僧传》较之早出的僧祐《出三藏记集》在取材上多有借鉴,但在叙述方法上却大有不同。在《高僧传》代表性篇目《鸠罗摩什传》中,惠皎记述了更多人物,借助人物间的对话、矛盾与冲突,展现了鸠罗摩什从小乘到大乘转变的心路历程,再现了当时佛门内部不同思想交锋的情况。惠皎改变了早期僧传作品倚重史料收集,不重细节刻画的倾向。《高僧传》的记述,不仅在篇幅字数上有大量的增加,为高僧形象的"立体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而且《高僧传》的文本在注重史料的同时,更具文学性。这种文学性的手法,并不是完全的故事虚构,而是通过冲突性的情节,对手形象的塑造,着力再现高僧的"精神本真",呈现时代的"内在精神"。惠皎自如地穿梭在文学与史学之间,一方面更好地贯彻作者弘法传教的著述意图,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的想象与虚构,更加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佛教内部不同思想的交流碰撞。慧皎突破了传统高僧传记的撰写观念,运用"出文入史"手法,着力探寻历史人物与时代思想背后之"真实",对后世高僧传记的撰写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新的叙述方式,受到了中国传统"纪传体"史学观念与创作手法的影响,亦是佛教传记文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增广校正和剂局方》目录考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下简称《局方》)成书于北宋大观年间,自成书以来历经900余年,流传古籍版本众多。国内流传古籍版本均为元代后的十卷本,宋代最初五卷本在国内不见踪迹。得益于马继兴、郑金生团队对于海外流传中医善本古籍的发掘,我国从日本得到南宋五卷本《增广校正和剂局方》残卷,经研究其与现存十卷本差距较大。因历史原因,现存五卷本遗失第一、五卷,不见目录、序、跋等,现根据《中国医籍考》及通行十卷本目录对比研究后,将五卷本目录补齐。

《黄帝内经》“节”“交”“会”“穴”探微

《黄帝内经》言:“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后世对“节”“交”“会”的认识有失原义,不利于学者对穴位的认识及临床对针灸调气的重视。以经释经,结合后世文献,认为穴位包含结构和功能两重概念,而“节”“交”“会”是构成穴位的结构基础,不赋有穴位的功能,故不等同于穴位,但可作为定取穴位的标志。而“神气”是区别节之交会与穴的关键。气是穴位的重要组成要素,是针灸气至的前提条件,提出气的改变是节交会病理变化的基本病机,治宜索节调气。

晋、魏追迹夏代与《纪年》《厚父》的古史观

夏墟之上的晋、魏两国都曾尝试追认和承袭夏代的政治名位,以巩固政治与军事地位,可谓“晋魏承夏位”。晋平公举夏代郊祭以祀鲧,暗示晋国能够取代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与三代等视之。魏惠王更是以夏代的后继者自居,称夏王,乘夏车,迁夏都,以天子之礼自居,在诸夏中争夺正统。魏史《竹书纪年》呈现出“夏—殷—周—晋—魏”的历史序列,抬高晋、魏两国的地位。汲冢书与清华简《厚父》皆不持禅让说,默认“禹启世袭”,肯定嫡子启的合法性。这种古史观与三晋政治密切相关:有利于巩固君主制,强化嫡长子继承制,防范能臣干政,为“魏承夏位”奠定了历史文献的基础。《纪年》“益干启位”是战国三晋人造作的逆反古史,目的是消解禅让说对政治的影响。

城镇回族聚居区“围坊而商”的经济结构模式——以甘肃省临夏市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

中国传统城镇回族社会普遍存在着"围坊而商"的经济结构模式。"围寺而居"的教坊社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居住单位和社会文化生活单元,而且是一个"围坊而商"的商业经营单元,建立在教坊社区基本需求和区域经济循环体系基础上的"围坊而商"的经济结构,嵌合在"围寺而信、围寺而居"的教坊社会结构之中。城镇回族聚居区"围坊而商"的经济结构模式,是城镇回族社会生存和延续发展的基础,是城镇回族所处的人文自然生态环境及其特有的社会经济文化模式共同形塑的结果,体现了经济理性与生态环境、文化模式、生活方式及社会体系的密切关联。

云南回族地区“围坊而商”的经济结构模式研究——以纳古镇为例

以云南纳古镇回族聚居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该镇"围坊而商"的街居经济、工业经济及其运营特点,并对"围坊而商"经济结构形成及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探讨。"围坊而商"是城镇回族聚居区共有的经济特征,其街居经济主要表现为清真特色产业和满足日常生产生活用品需要的服务业。"围坊而商"形成的工业经济则是云南回族地区的特点,是与宗教文化传统、当地资源、地理环境等条件紧密相关。"围坊而商"的经济结构与"围寺而居、围寺而信"的地理居住结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相互嵌合及促进;宗教文化与"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成为回族工商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