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里诸妓“籍属教坊”的文化观照

中晚唐时期,长安万年县(今属西安)平康坊出现了“京中饮妓,籍属教坊”的现象。所谓“籍属教坊”之妓,实为京兆府万年县下辖的地方教坊乐人,专为公私筵席接待之用。地方教坊与唐玄宗所置内外教坊构成中央与地方两套音乐建制。平康坊作为民间娱乐消费的集中地有其天然的区位优势,又因靠近皇城成为很多达官贵人、文人士大夫住所的优选地。与中晚唐时期盛极一时的饮宴之风相适应,平康坊衍生出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交融的景象。多元文艺的融合让平康坊成为唐人“讲席”活动的重要场所及唐代传奇小说中文人与妓女故事的背景地。

明中期教坊司地位转变及其对宫廷戏曲的影响

教坊司作为明代宫廷戏剧的主要承应机构之一,直接管理宫廷戏曲演出,引领着宫廷戏曲文化并影响下层社会文化风向。但经过万历时期的变革,民间新兴的戏剧人员与演剧机构渗透进了宫廷戏曲舞台,这一变革使得教坊司的职能被分割,地位有所下降,新兴剧曲的大量演出使得宫廷戏剧更具有娱乐性,走向了俗化的道路,这一变化对万历时期及以后的宫廷戏曲文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前行色与元代教坊组织结构考

前行色发源于唐宋,是元代教坊、云和乐等音乐机构或乐部中的新设分支。前行色,主要用于仪仗导迎及嘉礼进酒仪等,往往由戏竹、歌工以及演奏排箫、箫管、龙笛、板等乐器的乐工组成,而非登歌及舞者。每队前行约十人左右,按戏竹、吹奏乐器、打击乐器、歌的次序列队。宋代参军色与金元前行色同级,但前者重戏,后者重礼。元代教坊基础性管理体制,可分为四级:司、署、部、色。其中司、署,乃音乐机构行政单位,部、色,为音乐表演组织单位。这一管理体制对后代音乐机构的建制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

唐《教坊记》作者崔令钦身世辨正

唐代乐府学专书《教坊记》作者崔令钦的身世中存在不少疑难问题,前人看法多互相矛盾,莫衷一是。结合新出土文献,对崔令钦漂寓江表及《教坊记》的写定时间、地点、任职礼部员外郎时间、出刺万州时间及其与刘长卿的关系等关键问题进行新的考辨,可以在厘正前人旧说的基础上,对崔令钦的生平重新做出勾勒。

华风与夷俗:金代宫廷散乐考论

散乐源于周代,不同历史时期表演内容各有差异。金之宫廷散乐因袭辽、宋体制,以宋尤甚。演奏任务由教坊承担,内容不仅包括歌舞、杂戏、器乐合奏、杂剧等百戏形式,亦有杂技、角抵、戏马、筑球等竞技类活动,应用于元旦朝会、肆赦仪、民俗节日、曲宴使者等场合,且杂剧在散乐表演中成为主流。萨满舞、回旋舞等女真族元素的使用,阶官制度的施行,乐官地位的提高以及伶人构成的多样性等是其有别于辽、宋散乐的显著特征。一方面,金代宫廷散乐遣怀享乐、悦耳娱心,通过宏大的歌舞场面烘托祥和、喜庆的氛围,助“礼”的同时更助“兴”;另一方面,与酒礼盏制的配合,使散乐的仪式功能大于娱乐功能,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更为突出,成为金代宫廷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唐代教坊乐工的几个问题

唐代教坊乐工既有乐户、民间乐工和胡人乐工,也有民间乐工挂名教坊。他们的身份不同,但主体是乐户,其身份以官奴婢和官户为主。教坊乐工的社会地位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的法律地位不高,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直接服务于宫廷,所以有时会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教坊乐工的经济收入由教坊发放的衣粮钱物、皇帝的赏赐、求乞所得、以本钱生利所得、在教坊以外演出所得几个方面组成。

从教坊、南府到升平署——清代宫廷戏曲管理的三个时期

清代戏曲管理分三个时期,即教坊司、南府和升平署。其中教坊司时期在清初,戏曲演出活动不多,戏曲管理极为简单;南府时期则从康熙年间初创至道光七年改制,时间长,又适逢清代戏曲从初步兴旺到极度繁荣的阶段,机构成员众多且来源复杂,声势浩大,为戏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壮大理顺了思路;而升平署时期则始于道光七年改制直至清末,这一时期国家发展呈现颓势,宫廷戏曲发展也呈下滑趋势。从总体上看,南府和升平署这两个机构在清代宫廷戏曲的管理中肩负着宫廷文化内外交流的使命,对清代戏曲的发展起过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唐代的内教坊及相关问题考论

唐代宫廷中的内教坊产生较早,除去在战乱中受到一些冲击,它几乎是和唐王朝保持始终。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普通的乐工则称为“弟子”。除了俗乐以外,在内教坊中还有雅乐。俗乐用于宫廷日常娱乐,雅乐则在由皇后参与的礼仪中使用。翰林内教坊是内教坊之外的另一机构,与内教坊无涉。

宋代乐语名实考辨

乐语是解读宋代音乐生活,探寻燕乐演出体制的一把钥匙,但时常不为人所熟知。本文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对宋代乐语的“名”与“实”进行考辨,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刘几与花日新的郊游——兼论北宋中期教坊乐和雅乐之改革

雅乐主要负责宫廷祭祠音乐,教坊乐主要负责朝廷宴饮音乐,从北宋初期至中期,二者乐律不同,乐器有别,歌词体制相异,泾渭分明。这一情况至神宗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花日新和刘几,一为教坊副使改造教坊乐,一为太乐修定官改制雅乐。二人一前一后的改乐,体现着雅俗的互动互补。花日新主张教坊乐去噍杀之声,“导中和之气”,俗中求雅,更将新乐施之于雅乐殿堂,另一方面,刘几等人在太乐的改造中也自觉地吸收了当代教坊俗乐成分,将教坊乐主动的“拿来”,以至雅乐中出现“郑卫”之声。而刘几的改乐显然于花日新改乐有着很强的承传关系,其“律主人声”的制乐观与花日新要求的歌者之声与乐律之和协配合前后非常一致,体现着共同的音乐主张。从刘几等人和花日新的交游中,宋代乐工与词人的合作情况亦可略见一般。

唐代宫廷音乐机关与唐诗的汇集及传播

唐代宫廷音乐机关主要有太常寺、梨园和教坊。它们在以音乐服务于朝廷的职能之外,还兼有汇集和传播唐代诗歌的作用,它有助于诗人传名,鼓励诗人努力创制合乐诗歌,并为唐诗的后世流传奠定了音乐基础。

古代回坊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论述了古代回坊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对古代回坊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蕃坊和教坊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认为教坊是蕃坊中国化的结果,由此回回人也经历了从外来侨民走向独立民族共同体的进程。

清初宫廷戏剧演出机构考述

清初,满族上层统治集团为巩固统治,对前明旧制实行全面继承。随着清代戏曲的勃兴和繁荣,满族统治者为了满足自身的声色之娱并利用戏曲以达到教化的目的,强化了对戏曲演出的管理。宫内演剧事宜则承袭明代演剧旧制由教坊司和钟鼓司管理,两司是清初皇家演戏专门的管理机构,对推动清初戏曲的发展和繁荣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大曲曲名考

唐代大曲遗存下来的多为曲名,这对了解大曲的使用情况,推想大曲的音乐特点很有帮助,由此引发了笔者对文献中记载的大曲曲名进行考证研究。文章从《教坊记》入手,并广泛收集了记载大曲的正史资料、民间资料,考证了大曲见存的历史线索。在此基础上,对其用途及音乐风格进行初步研究,并力图对见存的大曲进行分类,这为进一步认识唐大曲的其他属性提供了基础。

《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的方法论意义

盛唐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是诗歌创作与演唱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唐诗成熟与繁荣又和唐乐有重要关联。唐诗在唐代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歌诗","歌诗"的发展则与唐教坊关系密切,唐教坊作为一个准娱乐行政机构,在唐诗创作与传播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王立著《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从制度层面对此做一解读,并在方法论层面上做出了系列突破。

清代前期教坊乐籍制度改革及其戏曲史意义——论花盛雅衰的深层原因(一)

清代前期先后采取的禁用女乐、解除乐籍、改撤教坊等措施是一场前后相续的系统改革,其对包括戏曲在内的演艺业所产生的影响可谓十分微妙而又十分重大、深远:它不仅造成男性伶人的独占舞台,促进了男旦艺术的形成与发展,而且直接导致伶人戏班的平民化,让戏曲回到一种相对自然的生存状态,同时也极大地弱化了官方对戏曲的控制,造成部分礼乐传统的衰微与民间戏曲的兴盛。而所有这一切,无不对花部戏曲的生存与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晚唐教坊之商业化考论

商业化是中晚唐教坊变迁的一大显著特征。其形成原因在于:第一,唐教坊的皇家私属性;第二,地方音声的繁荣与教坊乐伎的流散;第三,唐教坊的外雇之业与商业谋生;第四,唐教坊曲商业化之潜在特质。

论“名属教坊”的释义及琵琶女的身份

"名属教坊"的释义,是判断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真实身份绕不开的坎。中晚唐时期,教坊乐伎的情况复杂,教坊规模变动导致的人员聚散,演出的商业化,以及从青楼、家庭、军营与地方州县等地选拔乐人或兼职乐人等因素,都直接影响着教坊的管理。因此,"名属教坊"并不能作为判断琵琶女身份的唯一标准。结合"籍属教坊"、虾蟆陵、市井乐伎等背景,从《〈琵琶行〉并序》全文内容着眼综合分析,琵琶女青楼乐伎的身份有充足的理由,其挂名教坊应更接近于事实。

简析唐诗中的唐代教坊乐舞

唐代的教坊乐舞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它广泛地流传于贵族士大夫之家与民间,因而为更多的诗人所了解。唐诗中描绘的教坊乐舞充分地表明了唐代舞蹈艺术的交融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唐代音乐的繁荣。

论唐教坊的历史渊源及属性

唐代教坊机构的设立,是乐分雅俗观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魏以来俗乐管理职能,其与太乐系统并存,在隋代以"设坊教乐"而得名,入唐后逐渐以中官为使,归禁中管理,为皇家私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