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辽交聘中传统“礼别华夷”观念之变化

儒家民族观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和礼仪形式作为严格区分夷夏的标准。在政权面临威胁之际,中原政权常严“夷夏大防”维护自身正统性和文化的中心地位。然宋辽两国交聘却一改以往中原王朝独尊局面,在政治上追求平等,礼乐规制上亦日趋同化。此时宋人已难以依据是否遵循“礼”的礼仪形式来划分夷族,传统“礼别华夷”观念遭受挑战。

8—9世紀唐朝沿邊地方政府交聘文書考

在唐朝與邊疆民族政權交往的過程中,除了鴻臚寺、尚書主客司以及三省其他相關部門以外,地方政府尤其是緣邊地方政府基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時常直接與邊疆民族政權發生關係,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具體來説,迎送交聘使節、授受交聘文書、管理邊境互市、執行對外交涉、搜集上報蕃情等諸項事務均在其職責範圍之内。

金代伴使研究——以宋金交聘为例

伴使制度,是交聘制度的一部分,对于宋金两国交聘制度的研究一向是学界热点,但是对于两国伴使的研究并不多,且出于金代史料的缺失等客观原因,学界对金代伴使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只能从宋人使金的语录中得知一些有关金代伴使的描写,管中窥豹,由此推断出金代伴使制度的有关内容。而本文金代伴使制度的研究,则参考了包括从宋金海上之盟一直到金灭亡的一切外交往来活动记录。

周代交聘礼中的对等性原则

对等性是周代交聘礼中的重要原则,是中国古代发展政治实体、政权、民族、乃至国家之间和平交往关系的重要准则和宝贵的政治思想财富。其对等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一是交聘主体的对等性。《仪礼.聘礼》和周之《秩官》所载典型的交聘关系,其交聘主体是两个对等诸侯国及其国君。二是接待人员的对等性。如果聘国以卿、大夫、士组成使团,则主国亦设置与此级别一一相对应的接待官员组合以负责接待事宜。三是接待仪节的对等性。交聘礼仪中宾主双方在服饰、进退揖让和面向等具体仪节均一一对等均衡,贯穿于聘礼的全过程。对等性原则在周代产生并非偶然,一方面,周代分封制度所贯穿的等级秩序,为交往关系中等级性的敌体、对等关系提供了"法理"上、制度上和事实上的依据。另一方面,对于"礼"的辩证思维和"中"、"和"、"德"等理念与对称、平衡的文化意蕴则是聘礼中对等性原则产生的理论基础和文化依据。周代交聘礼中的对等性原则不仅在日后汉唐时期的交聘制度中有所继承、借鉴,而且与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对等性原则亦有相似、相通之处。

宋辽交聘制度论略

宋辽交聘制度体制完备、职能广泛,使节名称虽多,但类别划分线索清晰;“国信使俗称泛使”的传统解释不准确。在宋辽交聘中,辽朝多采用攻击性策略,得到的经济利益颇多;宋朝常以钱财或土地换取和平,保证了交聘制度的正常运作。北宋时期经济文化科技的高度发展,与宋辽交聘制度的正常运作有密切关系。

周代的交聘使者及使团

以使者为交聘媒介是周代交聘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时已经形成了一套从使者任命、使者职责、行为规范、使团组成,直至返国复命等比较完备的遣使制度。使者及使团其他成员的任命是根据其层级的高低由上而下分别由国君、"宰"及"有司"等三个层级进行任命和挑选。交聘使团由交聘使者、事务人员、武装警卫人员构成,三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而又相互密切配合,协同完成交聘使命。其不仅在周代的交聘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日后汉唐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交聘使节制度提供了蓝本。

渤海与日本交聘中“高丽国”的辨析

渤海与日本建立交聘关系及其努力保持和发展与日本的交聘关系 ,是出于渤海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需求。在交聘中 ,渤海统治者的某些做法使日本一度产生渤海是高句丽的后继国的误解 ,日本出于自身利益曾在一段时期内改称渤海为“高丽”。事实上 ,渤海从未明确表示过自己是高句丽的继承国 ,所谓“渤海对高句丽的继承意识”

周代交聘中的“礼尚往来”原则

"礼尚往来"是周代交聘关系中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对等性原则在礼仪上的体现和运用,贯穿于交聘关系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其具体表现主要有四:一曰报礼,即交聘过程中礼仪、仪节的相互回报;二曰报币,即交聘过程中礼品的相互往来回报;三曰报书,即交聘文书之相互回报;四曰报使,即交聘关系中的相互遣使。春秋时期的报使报聘制度与西周时期原生态的制度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时间的间隔由固定变为灵活;使命目的由礼仪性向务实性倾斜;诸侯与周王室的交聘关系日益与诸侯之间的交聘性质接近,"朝"、"聘"之别亦日渐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但是,"礼尚往来"的基本原则却一以贯之而为汉唐及其后交聘制度所继承和运用。

辽代的御容及辽宋间御容交聘活动考述

奉安、祭祀御容是辽代一项重要的礼仪活动。就制度层面而言,其一方面继承了前代及北宋御容奉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根据契丹民族风俗在一些方面进行了调整与补充。同时,围绕御容,辽宋之间曾展开一系列的交聘活动,这些活动是双方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辽宋间政治的发展作用匪浅。

辽宋交聘制度的初步确立

辽宋两朝在公元974年首次实现交聘关系后,即初步创制了互遣正旦国信使和生辰国信使等交聘礼仪制度。这一交聘制度的确立,不仅确保了两朝间一定时期内的友好和平关系,而且为辽宋两朝的不断交往和加深了解提供了便利条件,更重要的是为辽宋两朝未来关系的发展趋势确立了和平相处、对等交往的模式。

契丹辽朝与南唐交聘中的关键节点

为了对五代十国时期契丹辽朝与南唐的交聘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梳理和分析史料的结果表明,“高霸事件”是双方交聘前期的重大事件,“清风驿之变”则是双方交聘后期的转折点,它们是对双方交聘目的、内容、地位和作用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节点。这对于准确把握双方的关系,以至客观认识契丹辽朝的中原政策很有帮助。

宋朝高丽交聘考

宋朝高丽交聘考孙建民顾宏义⒇公元１０—１３世纪，东亚大陆辽（或金）、宋、高丽大三角的形势格局，使得中原的宋王朝和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不断调整与发展外交关系。宋人江少虞即指出：“高丽自五代以来，朝贡不绝。朝廷每加爵命，必遣使以奖之。”①可以说，高丽朝贡宋...

两宋与北朝交聘诗之差异及其形成原因

在我国历史上，宋与辽金对峙近三百年。和战之际，外交活动频繁。两宋外交使节面对北方这块亲切而又陌生的土地，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和正统汉族政权留下的历史文化遗迹，创作出一系列内容丰富，情感内涵各异的诗歌，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宋与辽、宋与金在政治生态上皆为南北对峙，但由于两国间政治关系的本质区别，使得宋辽、宋金交聘诗在思想情感，艺术特色方面体现出较大的差异。

宋金交聘中南宋泛使之遣的历史演变论略

宋金南北对峙时期,沿袭宋辽交聘制度。在宋金交聘中,南宋向金国派遣泛使的人次繁多、名目丰富。在不同历史时期,宋朝所遣泛使的频率与目的各不相同。这是执政者对金军事、外交政策的体现;文人对遣使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是文人战争观的体现。

渤海与日本遣使交聘研究

中日两国交往源远流长,在唐代交往频繁,唐代东北边疆的渤海国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上的交往。渤海与日本交往的二百多年中,渤、日两国互相派遣使节。文章就渤、日两国之间的遣使交聘进行研究。

宋金交聘地方公务接待清单的发现与研究

宋金交聘公务的执行,必然伴随着各级政府的公务接待。以往受史料限制,很难获知宋金交聘公务接待的细节。南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记录了一大段独特的宋金交聘史料,经考辨,为一份平江府(今苏州)宋金交聘公务接待的详细清单。清单的撰者正是赵彦卫,其撰成时间当在淳熙元年(1174)至淳熙三年之间。这份清单记录了平江府在宋金交聘公务接待中的各项支出和安排,包括顿食、御筵细节及折钱的介绍与说明,各类项目差役的人数统计与安排,开支总额与经费来源,以及运使、押宴、巡尉、接伴及金使等官员的相关情况,大量信息为他书所不载。通过对这份清单的剖析,南宋地方政府尤其是平江府在宋金交聘公务接待中的角色和作为也得以揭示出来。

宋金关于交聘礼仪的斗争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聘使往来一直未断，并且在不断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交聘礼仪。如：使节携带什么形式的外交文书；进入对方境内，接、送伴使按何种礼仪接伴和送伴；到达对方京城，馆伴使按何种礼仪陪伴；以及如何设宴、巡游、用乐、朝见、进国书和对方皇帝如何接受国书等，都有一定的礼仪规定．甚至于使节的立、坐位置，都有严格要求．本文不想对宋金交聘礼仪做全面探讨，仅就宋金关于外交文书和接受外交文书礼仪的斗争略加论述。

宋代翰林学士与契丹(辽)及金的交聘

两宋时期,都有翰林学士出使过契丹(辽)及金国。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普遍。两宋翰林学士的出使,似乎并无一特设的前提,担负重要使命的专使与履行一般使命的常使均可由翰林学士担任。翰林学士担任外交接待工作,任馆伴使的相对较多。无论是出使,还是接待来使,熟悉外交礼仪、学识渊博的翰林学士正是合适的人选。

宋朝对辽金交聘使节的入境运作

宋朝与辽朝、宋朝与金朝之间的交聘关系是双方关系的主流,维系时间较长。宋辽、宋金以澶渊之盟、绍兴和议为总纲领开始了双方交聘外交的运作,双方约定逐年正旦、生辰遣使往来,便为辽金交聘使节进入宋境提供了通行证。但辽、金使节入宋境仍有着复杂的内容。宋朝对辽、金使节的入境鲜见人为设定的限制。在入境运作上,可以分为常使和泛使两种进行观察,常使入境时间较为固定,宋朝遣出接送伴使也可以如期而至。泛使入境时间则不定,辽、金遣泛使急促入境的情形也有发生,这为宋朝的入境运作增加了难度,而有限的事例显示宋朝对待泛使入境的运作效率极高。在宋与辽、金的入境外交博弈中,宋处在下风,较为被动。

朝鲜和清朝之间交聘文书的制撰之比较

朝鲜和清朝之间宗藩关系的交聘历史主要体现于双方频繁往来的交聘文书之中,可以说,交聘文书在朝鲜和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和沟通上曾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朝鲜和清朝对交聘文书制撰的严格管理更显示出双方对宗藩交聘的重视,因此,对双方之间交聘文书的制撰机构、制撰程序和制撰人员等方面的梳理和比较,可以反映出,在宗藩体制下,清朝和朝鲜各自在交聘文书制撰制度和机构乃至人员等方面的发展历程以及双方的差异,体现出各自官僚体制的特点以及对明朝相关制度各自特点的沿袭,这对研究双方交聘的历史以及对双方密切的宗藩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