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与“权”的欢合场——五六十年代台港武侠小说中的北京

以梁羽生和金庸为代表的台港“新武侠”小说,不仅在故事层面上别于传统武侠,小说作者们“离散作家”的特殊身份,更使得小说在情节之外有了更多值得研究的空间。“新武侠”小说中刻画的北京,就十分耐人寻味。本文从分析“新武侠”小说北京书写的作用入手,着眼于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为何侠客们在北京的行为往往有失侠者风范?第二,为何北京一再成为了武侠小说故事的“终点站”?通过对于“新武侠”小说文本的细读,以及对“离散作家”自身心态的分析,本文意图提出——侠客们在北京的失态与失意,一定程度上对应着“离散作家”们的经历;北京在“新武侠”小说中所负载的意义比故事中其它的城市要丰富得多,其存在不仅是为了把武侠故事与历史结合,更是寄托了“离散作家”们对于新中国政权的复杂态度。

梁晋争衡时期河北“衢地”考论

晚唐五代梁晋争衡时期,河北方镇拥有较强的政治军事实力,且掌握着由河北进出河东的主要交通路线,成为影响梁晋力量平衡的“衢地”。在梁晋争衡前期,朱温采用军事威慑和政治笼络双重手段,将魏博、成德、义武等镇拉入梁军阵营。但是,朱梁集团对河北方镇更多地采用军事威慑,试图实现对成德、义武等镇的实质控制。这种高压的举措遭到河北方镇的抵制,使得后梁失去了对河北“衢地”的控制,在梁晋争衡中渐落下风。

戴金梁治疗泄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经验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syndrome，IBS）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明了，一般认为与心理社会因素、胃肠激素、炎症和免疫机制、胃肠动力紊乱、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内脏感觉异常等因素有关。泄泻型IBS以排便次数增多，粪质稀溏或水样便，腹部不适或疼痛，反复或持续发作超过一年为特点。中医学将其纳入“泄泻”、“腹痛”等范畴。

戴金梁教授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经验总结

戴金梁教授在临证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时,权衡标本缓急,辨证施治,以脾胃为本,肝胆为标。戴师认为本病病机为"本虚"或"本虚标实",标实亦为本虚所致,治疗当扶土健脾和胃而宁肝胆之气,顾护脾胃后天根本,时时通调气机升降。

斤求两——江汉锣鼓乐《斤求两》文化浅析

“斤求两”,是我国古老衡具——秤(cheng)的斤两换算的一个专用名词。在楚地,民间艺人却将它制成为一首精致的锣鼓乐《斤求两》。其构思之巧妙,寓意之深长,文化之厚重,堪称荆楚民间器乐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本文对这一锣鼓乐曲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蕴含,试作一浅析。

清末杭州八旗驻防士人的族群意识——以金梁和惠兴为考察中心

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喧嚣中,清末杭州八旗驻防子弟金梁和惠兴通过自己的行动,表达了他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看法:金梁将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统一在了一起,而惠兴则选择开启旗营民智,与大汉族意识相抗衡。金梁、惠兴在清末杭州城的举动,颇能代表当时社会中八旗士人阶层的思想和认识,对他们言行和思想的考察,有助于了解清末八旗士人阶层自我身份的认同。

东晋南朝女性襦裙探析

东晋至南朝宋早期,女性襦裙均为直袖,上襦长至腰腹,不束入下裙。最迟自南朝宋中期,广袖襦裙流行,上襦束入下裙,长至腰腹。南朝齐起,裙束上襦的穿法逐渐增多,一直流行到南朝末。梁普通、大通年间(520~529年)为南朝齐之后南朝女性襦裙腰线与领口变化的一个分界,梁普通之前,女性襦裙领口小,浅露脖颈腰线低;梁大通之后,齐胸的高腰线、欲露肩的大领口襦裙流行。南朝齐至南朝陈,上襦下垂不束入下裙的穿法依旧存在,但不属流行式样。

两晋、萧梁、北魏宗室起家制度比较研究

六朝为适应门阀政治,普遍奉行重用宗室的策略,并积极推进其士族化进程,宗室顶级贵胄的地位突出表现在初仕意义的起家问题上。截取中古制度传承链条的关键节点两晋、萧梁和北魏,比较其宗室起家状况,有助于捕捉时代特色。结果发现三朝宗室起家年龄均未及弱冠,且有提早到成童之年的趋势,起家品级完全跨越旧令六品士族线,部分跻身四品以上宗室选,起家官类型频繁抢占清显职位,整体水平凌驾庶姓高门,彰显第一家族的权势气派。萧梁和北魏宗室起家制度基本翻版晋制,但在铨叙实践中又自成一系,分处不同的发展线路,中古南北形势之梗概由此可见一斑。

个体意识与文艺的自觉——论魏晋风度兴衰的伦理动因

文艺在汉代已有了丰富的形式和技巧,但一般认为到了魏晋文艺才真正走向自觉。这和汉代文艺在观念上受到伦理政治的控制有关,士人在其时大多服膺于群体理想,尚无意于艺术的自觉问题。汉末以后,随着时局动荡,大一统的伦理政治趋于崩溃,群体意识衰微,个体精神得以凸显。对于士人,艺术也就从治国安邦的工具变为精神安顿的途径。当个体追求由精神逍遥转为世俗享乐时,文艺也就由魏晋的高蹈转为齐梁的靡丽。

略论晋宋齐梁文写景功能的强化

周汉时文人受尚实用、重政教之撰作观念的束缚,其文的表现功能受到局限。晋宋齐梁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政教实用观念的束缚,其文的表现范围相应地得以拓展,而对写景功能的强化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梁书》不载《金楼子》考——兼论《梁书》编撰问题

梁元帝萧绎撰写的《金楼子》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部重要子书,但却不载于《梁书·元帝本纪》。其原因恐有三:一是《金楼子》成书时正遇梁末战乱,姚察撰《梁史》时所据"国史旧文"本无记载;二是江陵亡陷,《金楼子》被西魏于谨大军掠至长安而入秘阁,姚察不得见;三是姚思廉续补时恐因唐太宗之故,而不得载《金楼子》于《梁书》。

山东兖州兴隆塔碑刻录文及研究

兴隆塔碑刻全面记载康熙年间重建该塔的人物,有利于研究清代职官和清代佛教政策。碑刻与方志结合可理清兴隆塔重建经过,足见当时兖州佛教之兴盛。塔上北宋碑刻应是清代重建时翻刻,梁思成先生认为兴隆塔建造于北宋嘉祐八年之观点不准确,实为宋代风格的清塔。

诸葛亮荆益战略刍议

荆益战略是诸葛亮至为重要的军事战略思想。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尚无立足之地的刘备集团始则进取荆州,窥北控南。继而又占夺西川,卒成帝业。蜀汉基业成在荆州,败也在荆州。在中原逐鹿,三国纷争,蜀汉相对孱弱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当军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诸葛亮若能审时度势,事变策异,主动放弃荆州,退守西川,如此,既可与东吴修好,又能确保刘备集团的锐气,进而全力伐曹,克复中原,则汉室可兴,霸业定成。

山东兖州兴隆塔碑刻录文及研究

兴隆塔碑刻全面记载康熙年间重建该塔的人物,有利于研究清代职官和清代佛教政策。统治者已将佛教事务管理权牢牢控制在手中。碑刻与方志结合可理清兴隆塔重建经过,足见当时兖州佛教之兴盛。嘉礻右八年碑刻应不是宋代原碑。

开齐梁风气之先的沈约诗——论沈约诗歌对齐梁诗题材上的开拓

沈约是齐梁两代的重要诗人。他不仅在诗歌理论上引导了齐梁诗歌的发展方向,而且善作诗,诗有名于当时,是"一代辞宗"。他的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开拓了诗歌题材的新领域。他首开诗歌写艳情之风,并让大量生活中的琐细情趣入诗,使日常生活普遍诗化。

金泽荣和中国文化名人的诗文交往

1905年朝鲜李朝王廷弘文馆纂辑所正三品通政大夫金泽荣流亡中国,在张謇的帮助下寓居南通,任翰墨林书局编校。金泽荣在南通出版了30余部著作,为保存祖国文化,同时也为翰墨林书局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案牍之余,金氏广泛结交中国文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人中有被胡适列举应该作传记的中国文化名人俞樾、张謇、严复、梁启超,屠寄、郑孝胥等。他们意气相投,诗文酬唱,书信往返,雅集宴饮,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值得纪念的篇章。

有感于港台三大武侠小说家——兼评通俗小说的写作特色

通俗小说比高雅小说更符合小说的本旨。港台武侠小说三大家的武侠小说具备通俗小说的特色 :情节曲折、构思巧妙、悬念层出不穷、引人入胜。

竟陵“士林”考论——读《金楼子·说蕃》

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集文学之事,始见于萧子显《南齐书.武十七王·萧子良传》,但萧子显不言人数及具体人名。梁元帝萧绎《金楼子·说蕃》篇在萧子显的基础上率先提出十一人的竟陵文士集团,并以"士林"号之。《梁书·武帝纪》有竟陵"八友"之说;《梁书·沈约传》言竟陵文士则仅列举六人。三种说法,人数不同,名号有异。如此差异恐与《梁书》编撰过程有关。《金楼子·说蕃》篇所列十一人的竟陵"士林",较之《梁书·武帝纪》的竟陵"八友"之说和《梁书·沈约传》的"六人"说,似更能反映竟陵文士集团的本来面目。

六朝文风的遗响——梁遇春散文艺术探论

从废名将梁遇春视为“六朝之才”的评价引起 ,探讨了梁遇春文学接受背景中传统文学的内应作用 ,并从梁遇春的小品文观及其散文特色、创作心态等多方面分析他与魏晋六朝文学的牵连 ,认为这位现代文坛极其西化的散文家其实接续着六朝文的流风余韵。

吴均诗歌渊源考及其思考

当前学术界对吴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吴均体是什么"的争论上,而对其诗歌渊源等问题讨论不足。吴均从汉魏、晋宋、齐梁诗歌中多方接承,转益多师,终于形成其诗歌的独特风貌;其诗歌能够将"表现"与"再现"结合是其诗歌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