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三都赋》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兼论“洛阳纸贵”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左思《三都赋》选择邺都而不是洛阳作为描写对象,有对曹魏尤其是对魏武帝曹操武功文治历史功绩的认可与肯定,《三都赋》对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很好地表达了"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的宗旨,阐明了晋承魏统的政治伦理观。《三都赋》产生"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是西晋主流意识形态对晋承魏统政治伦理认同的一种表现,也是三国以迄西晋魏、蜀、吴三国争统的历史与政治背景的反映。

浅论魏晋南北朝女性意识的觉醒——《世说新语》札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此观点现代学人多有论述。但人们对此时女性意识的觉醒很少予以关注。《世说新语》记载了女性大量的逸闻趣事,一改此前史书等对女性惜墨如金的状况,表现了此时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意识的觉醒主要表现在对女子才能的肯定和赞美、女性对异性容止的欣赏以及当时文学作品中大量女性形象的塑造等方面。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形式批评想象的两次高峰

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抒情文学的形式批评想象达到了高峰,20世纪80年代关于叙事文学的形式批评想象达到了高峰。两次形式批评想象的高峰的形成都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关,一与佛学东渐有关,一与西学东渐有关。

《维摩诘经》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举要

自《维摩诘经》传入中国后,就有不少人从事翻译和注疏。王维、李商隐、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文人都有看过《维摩诘经》并且都留下了相关的诗篇。可见《维摩诘经》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之广。在《维摩诘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有的影响中,其中它的言说智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维摩诘经》与中国思想的关系非常复杂的,本文只拟从它与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禅宗的宗风和两宋文人的禅诗等几个方面略谈它们之间的关系,借以窥见其影响。

略论魏晋南北朝嗜酒风气及其成因

魏晋南北朝嗜酒成风,皇帝宗亲、权要大臣、士庶百姓等社会各阶层都喜饮酒。饮酒为常态,不饮酒反而让人生疑。酒已俨然成为魏晋南北朝生活中的必备之物,以致于须臾不可分离。这种不良风气的形成主要在于老庄玄学思想的影响、乱世政局的险恶,以及享乐纵欲思想的盛行等。

论苏门四学士的魏晋风度——从文学创作角度进行解读

苏门四学士仕途曲折坎坷、生活动荡艰辛,和魏晋前辈一样,尽管力量绵薄,却始终没有放弃与命运抗争。他们通过诗词文赋表达情怀,融儒释道三家思想,谈禅说道、寄情山水、写诗填词、为文作赋、品评诗画、咏梅爱竹、赏雪品茗,演绎他们的高尚人格,为数百年前魏晋风度之回响。

游走在朝廷与世俗之间——魏晋南北朝士人意识的僭越功能

魏晋南北朝是士人独立意识的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士人意识原本是作为一种整合社会的力量而出现的;但是,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士人意识同时体现了某种创造维度与斗争维度的僭越功能。魏晋南北朝士人意识的僭越功能不总是革命性和颠覆性,其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定型、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确定、中国士人阶层的定位等方面都彰显出了某种二律背反的旨趣。

魏晋南朝陈留阮氏家族著述考论

魏晋南朝时期,陈留阮氏家族人才辈出,著述丰富,涉及经史子集。经部有阮谌《三礼图》、阮籍《通易论》等,史部主要是阮孝绪《七录》《正史削繁》与《高隐传》,子部有阮籍《道德论》、阮侃《摄生论》等,集部最为突出,阮氏八人著有文集,《阮籍集》为其代表。阮氏尽管仕宦不够显达,但是在文化方面贡献巨大,突出表现在其史部与集部的著述。

从宋玉事迹的散记与宋玉传的撰写看两汉魏晋的宋玉评价

汉人的宋玉事迹散记在叙事中反映了他们对宋玉的同情、肯定和理解,晋人的宋玉传记则直接表现了对宋玉的尊重和褒奖,这说明从两汉到魏晋世人对宋玉评价的逐渐提升,这种逐步走高的评价趋势促成了南北朝屈宋并提说的生成。

王弼《易》学始立官学考——兼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制度的兴废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制度的详尽考索,本文认为,王弼《易》学始立于官学的时间应在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即公元442年。其设立与东晋后期玄学与佛学、经学的融合以及私学教育的发展有极密切之关系。

从《世说新语·贤媛》看魏晋新女性

魏晋时期社会变动,魏晋人士普遍的清谈风气与玄学思潮渗透到妇女生活中,对妇女人格的重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世说新语·贤媛》中妇女形象的分析,展现了魏晋时期妇女的新特质,她们自强独立,有明鉴之才。